以宪法的名义纪念和庆祝

2014年11月1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十一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将12月4日设立为国家宪法日的决定。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法律权威、法律效力。设立国家宪法日有利于增强全社会的宪法意识,弘扬宪法精神,加强宪法实施。宪法日已经成为现代法治的文化符号,承载着多元的社会价值,发挥着独特的社会功能。宪法日是民主的纪念日。宪法是民主国家的法律标志物,一个国家的民主合法性往往通过制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学理论研究

新中国宪法学产生于独特的时空环境,社会主义的国家性质及其特殊的历史发展进程,赋予了中国宪法学"社会主义"以及"中国特色"的历史规定性。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宪法学摆脱了建国初全面照搬苏联的理论研究模式,基于中国的实践需要,逐步形成了"中国问题意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创造了独具特色的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学理论体系基本上涵盖了宪法学原理、国体理论、政体理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理论、国家结构形式理论、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理论以及依宪治国理论等。     

完善宪法文本构建和谐社会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中国共产党在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四中全会提出的重大社会建设目标。从法治视角看,和谐社会建设的重心是社会运行机制的和谐。宪法文本在完善社会运行机制,建构现代宪政制度中具有重要意义。对于宪政制度的发展,人们有两种基本的需要:一方面,人们希望制度本身在宏观上具有合理性或现代性;另一方面,人们希望制度能够直接满足个体的需要。有必要依照社会发展需要完善宪法文本。     

中国宪政的多元文化背景

在中国宪政文化的研究中有必要采取一种全面的文化观点，传统文化、社会主义文化、资本主义文化以及多民族文化共同构成了当代中国的多元文化背景，多种文化要素形成了一种矛盾的统一体，它们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作为中国现今的文化事实，它们将共同塑造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宪政。宪政诞生于西方文化的母体但她属于世界。在建设社会主义宪政的过程中仅强调一种文化渊源是无助于问题的解决的。     

“伦理法”的内在矛盾及其解决——基于刑事法律范畴的分析

罪与恶、责与情、罚与德在非严格意义上构成中国古代伦理法最基本的矛盾范畴,对这三对范畴的解读,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和了解伦理法所由以产生的社会条件以及由这些范畴所连结起来的整个古代法的知识体系.     

论宪法学研究中的历史分析方法

历史分析方法在宪法学的方法论体系中正日益被边缘化.与理论上的这一发展方向不同,历史分析方法在宪法学的主流知识体系中却是一种正在被过度使用的方法.全面反思历史分析方法在宪法学中的运用,对于宪法学的实践与规范转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历史分析方法在宪法学的运用中主要有四种面相,即语源学的面相、制度史学的面相、观念史学的面相以及解释学的面相,人们对不同研究领域的历史资料的取舍不同,对宪法学保持独立的学科地位的意义也不同.历史分析方法在运用中存在许多缺陷,不仅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人们对其他研究方法的运用,也在客观上造成了对制度合理性的论证过分地依赖于历史合理性,从而减低了人们对于制度的内在逻辑和价值目标的关注以及忽视制度建构中的人的理性创造力.历史分析方法仍然具有其独特的价值,不仅可以帮助人们在宪法学研究中更好地引入社会分析方法,而且对于合理界定宪法学的研究重心以及为宪法解释提供资料与素材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制度性歧视的内涵与辨异

制度性歧视是由于国家正式规则的认可或者公权力主体的推行,使一定社会群体持续遭受普遍的、规范化的不合理对待。制度性歧视包含三个构成要素:公权力主体实施的歧视、以制度形态存在的歧视以及不合理的区别对待。与普通的歧视行为相比,制度性歧视具有合法性与正当性、强制性、群体性和稳定性等特点。制度性歧视在性质上属于公法歧视,并且依据存在形态与行为性歧视相区别。它不仅包括多数群体对少数群体的歧视,还包括少数群体对多数群体的歧视。     

世纪之交宪法学研究的五年回顾与展望

一、“九五”期间宪法学研究概况 九五期间，宪法学在注重传统的研究领域的同时，开始对宪法学理论体系及宪政实践进行全面的反思和评价。宏观的整体性的研究视野、对人的价值实现的深刻关怀、对宪政制度运行的细致规划，标志着这一阶段宪法学已经开始走向成熟。在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入所带来的社会转型加剧的基本社会背景下，在党的十五大的召开、香港和澳门相继回归祖国、９９修宪的进一步具体刺激下，我国宪法学者解放思想，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以巨大的学术热情投入到宪法学的研究当中，虽与法学其他学科相比，宪法学研究仍相对较为沉…     

“刑官”的知识结构解析——当代中国法律人职业化的历史透视(二)

知识在职业群体的界定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对特定群体的知识结构的分析 ,不仅可以帮助我们认识群体生活于其间的社会和制度的特性 ,也可以使我们深刻的理解群体的功能和作用。这是研究中国古代刑官知识结构和籍此探索刑官文化在现代延传的一般性前提。探寻刑官的知识结构 ,可以从三个角度出发 :其一是刑官任官前的一般知识储备 ,这可以从科举考试的科目及内容出发 ;其二是刑官行使职权所需要的专业性知识 ,这可以从国家对各级刑官制度化的选任和考课的基本要求来分析 ;其三是刑官总体的知识取向 ,这可以从国家和刑官本人如何消解司法风险来分析。研究结果提醒我们 ,强调法律人的道德责任以及加大司法风险的程度 ,并不必然有利于职业群体的形成 ,甚至可能成为我们从知识的专门性出发所进行的专业化努力的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