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晚年的读书生活

胡适很小就与书结下不解之缘。他少时就喜欢买书、读书，后来又藏书、写书、校书、编书，可谓一生以书为伍、以书为友。胡适自称“用书家”，视读书为毕生之最大乐趣，他几乎是天天读书，一天不读就难受，晚年尤其如此。     

书痴曹聚仁

著名作家、报人曹聚仁一生教书写书，爱书如命，嗜书成癖，以书为伴。     

古代学者藏书佳话

杨士奇“卖鸡市书” 元末明初的贤士杨士奇，家道贫寒，但爱书成瘾。一天，他为买《史略》一书，卖掉家中正下蛋的母鸡，凑足100文钱成交。这就是流传于世的“买鸡市书”的佳话。     

民事抗诉书应送达当事人

抗诉书是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确有错误的判决或裁定实行法律监督，要求纠正错误裁判，重新审理案件的法律文书。按抗诉书的内容可以分为刑事抗诉书和民事（行政）抗诉书。我国刑诉法第一百八十五条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对同级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决、裁定的抗诉，应当通过原审人民法院提出抗诉……原审人民法院应将抗诉书连同案卷、证据移送上一级人民法院，并且将抗诉书副本送交当事人。据此规定原审人民法院应将检察机关制作的刑事抗诉书送交当事人。而检察机关制作的民事（行政）抗诉书是否送达当事人，什么时间送达，由哪一级人民法院…     

“但书”出罪运行机制实证研究

囿于立法规定的模糊性，刑法理论有关“但书”出罪的研究已经陷入了瓶颈，在司法层面探明“但书”出罪的运行机制，对于反思立法和验证理论尤为必要。实证研究表明，“但书”在轻微犯罪中形成了较为稳定的出罪运行机制，从宽情节与行为人犯罪后的表现成为出罪与否的重要考量因素。受类型性有罪司法推定的影响，“但书”出罪机制在抽象危险犯中无法顺畅运行，加上定罪免刑机制与之相互竞争，挤占了原本属于“但书”出罪机制的适用空间，使轻微犯罪的出罪体系存在漏洞。基于“但书”在出罪体系中的应然定位，应当在立法上增补新型出罪事由，以分流“但书”溢出的出罪压力，在司法上构建抽象危险犯“但书”出罪的类型化规则，并细化规定“情节显著轻微”与“情节轻微”之间的差异性与梯度关系，从而充分释放“但书”的出罪潜力并有效防止其被“善意滥用”。     

勤奋就有机会

他写小说，完全是一时的兴起，起因是看了几本在书摊上买的烂书，发现那些书烂得连他自己写写也不会比它更烂。他心想，这样的书都能出版，我写的也一定能变成铅字。     

开卷有益身心

大概人人都听过：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书到用时方恨少；一日不淡书，语言无味；还有最绝的一句：爱书才会赢。不需要看最近美国发表的调查报告，大家都知道全世界读书风气进入熊市，有很多人一年都没看一本书。这调查指出平时爱读书的人较快升职加薪，收入与生活水平也较高。     

夜晚能看到的彩虹

现在书店里，有一种书卖得特别“火”。什么书呢？全是孩子如何成才的书，如《哈佛女孩》、《把女儿送进斯坦福》，而且，这类书通常放在牧银台或热卖书架等显眼的位置。     

古代高考防作弊

有着一千多年历史的科举考试完全称得上是古代的高考。科举之路，一可光宗耀祖，二可顺利踏上仕途娶娇妻发大财，正是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面对如此诱惑，古人为顺利考取功名，可谓费尽心思，夹带半个巴掌大的蝇头书进入考场、贿赂官吏、买通负责搜身的士兵等，种种作弊方法不胜枚举。     

库恩博士：中国公民个人自由度很高

库恩博士的新著《中国30年》在春节前后成为书界最热议的话题。这不仅因为这位有着国际投资银行家、科学家等头衔的美国博士曾经在2005年撰写过《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更重要的是，他为撰写此书，采访了中国100多位省部级官员并在书中多有披露，原本用英文写作的该书其中文版率先出版。有媒体建议读者：“要了解这是一本怎样的书，最好从书末尾的‘致谢’一栏看起。” 春节前夕，库恩博士在北京接受了中国青年报记者的专访。     

好读书的乐趣

好读书自有无尽的乐趣。不必说那“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的豪迈：也不必说那究天人之机、通古今之变、揽万家之言的通达：单是那于宁静的夜，就着窗外满天的星斗，伴一盏明灯．备一壶香茗，置身于环壁皆书、气韵流动的书斋．信手闲读．就令人喜悦不已。     

售楼书的法律地位

商品房预售的预购方在同预售方签订合同前，通常会得到预售方附送的印刷精美的售楼书。售楼书对于房屋的座落、范围（附图）、结构、用途、层次、面积等状况一般会有详尽的描述。但若处于相对弱小地位的预购方缺乏自我保护意识，预售房方在正式签订预售合同中没有对预售商品房的状况进行明确约定，在预售方所交付的商品房不符合售楼书所描述的情况下，一旦预购方不满意预售方所交付的房屋而提出解除合同，则售楼书将成为双方争议的焦点。售楼书能否成为售按合同的有效附件呢？本文将试图就售楼书的法律地位作一探讨，以作参考。首先，售楼书…     

＂黄金屋＂的秘密

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 清静安逸、书香盈袖，图书馆是一个民族文化沉淀、记载和传承的殿堂，是求知解惑的圣地。     

谁之民法典？——以德国的民法典编纂为例

根据现代罗马法学家的考释，“法典”（code）一词源于拉丁文codex，而codex最初的含义与我们今天使用的“书”（libro）相同。在罗马帝国鼎盛时期，“公元二世纪末，羊皮纸被广泛采用，羊皮纸书也就成了‘书’的主流”，“这时，‘codex’的含义就是书”。由此，从语源学的角度来看，法典就是以书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法律规范，而法典编纂就是把法律规范整理成书的形式，法典以及法典编纂的意义似乎仅仅在于将法律规范整理在一起，便于人们阅读与了解法律规范。但是，早在公元528年，优士丁尼就已经在其颁布的“关于编纂新法典”的敕令当中指出，法典与法典编纂的意义远非法律规范的简单汇总所能涵盖。     

汉简扁书辑考——兼论汉代法律传播的路径

扁书是汉代政令发布的重要方式，其渊源最早可追溯到西周时期的宪刑与悬书，通过对汉简的梳理，共计辑录扁书十九则，基本涵盖了迄今所见的主要扁书类型。作为一种重要的政令传播方式，扁书为我们展示了汉代政令传播的基本图景：从诏令的制定、发布，到地方具有较强的实效性，并且在传播过程中下级单位接到政令之后往往要传抄复本，到达基层之后还要召集民众进行集中宣读。汉代王朝的政令公布与传播已经形成了一套严格的制度化的规范体系，保证中央王朝与地方之间的上情下达。     

在官场，能挺也得有本钱

传说，曾国藩著有《挺经》一书，书分十二章，讲的是为官之道。坊间还真的出了《挺经》，据说还挺好卖的。反正这些年曾国藩就是为官的楷模，凡是讲官场怎么混的人，翻来覆去都讲他。凡是带曾国藩字样的书，都好卖。其实，官场中人，真正能看懂《曾文正公家书》的，都没有几人。坊间的演绎的白话本，     

高官辩护律师高子程

《悬崖边的辩护》一书的出版，让高子程很恼火。书中提到了高子程代理的一些重大案件以及相关的连带内容。书的作者为“高子程”，但是高子程告诉《法人》记者，自己并没有出相关书籍，并开始准备用法律维权。很少有人知道，这位聚光灯下的”高官刑辩大律师“，在上世纪的80年代，他打交道最多的，不是高官，而是各种矿石。     

香港特别行政区区域法院2008年第2852及2872号判决理由书

背景 1．本案第三被告人根据区域法院规则第18号命令第19规则，要求本席剔除原告人在其申索陈述书和答复书中所有针对第三被告人的部份，原因是就原告人针对第三被告人的申索而言，该申索陈述书并无披露合理的诉讼因由，属琐屑无聊或无理缠扰；或滥用区域法院的法律程序。     

清代高层官员推动下的“官箴书”传播——以陈宏谋、丁日昌为例

由高层官员来推动“官箴书”的编撰、出版和流传，是清代“官箴书”的主要传播方式之一，具体又可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官员自己编撰，并将其推而广之。二是官员本身对于“官箴书”的编撰没有太多的贡献，但着力推动这类书籍的传播。这些高层官员不仅本身具有丰富的为政经验，而且关注吏治，希望通过“官箴书”来劝诫官吏，并弥补他们法律知识与从政经验不足的问题。而这种向属吏刊发“官箴书”的方式，不仅保证了此类书籍在一定区域内能够得到较好的传播与接受，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制作民事、行政抗诉书应当注意的两个问题

民事、行政抗诉书是人民检察院发现人民法院已生效的民事、行政判决、裁定确有错误，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提出抗诉，要求人民法院再审时，向人民法院提交的法律文书。抗诉书是民事行政检察工作中最重要的法律文书，它针对人民法院生效民事、行政判决、裁定中存在的错误，集中体现检察机关对某一具体民事、行政案件的态度，旨在纠正错误的民事、行政判决、裁定。因此，制作抗诉书是办理民事、行政抗诉案件的关键环节。实践中，制作抗诉书的质量不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民事、行政抗诉案件的质量和效果。笔者仅就制作民事、行政抗诉书应当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