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警方对社交媒体的多样化使用

<正>美国人与社交媒体的关系可谓一言难尽，他们对脸书、推特和油管等社交媒体平台有着爱恨交织的复杂情绪。一方面，许多人觉得这些社交媒体分散了人们的注意力，滋生出许多消极情绪；另一方面，社交媒体已经与人们的文化思维密不可分，成为社会生活的一部分。越来越多的警察部门在参与公共治理的工作中意识到社交媒体的重要性。比如，脸书和推特就经常会使用一些流行文化图片提醒居民要锁好车门。在节假日里，社交媒体平台上会有无数展示警察抓捕窃贼的小视频，警告民众提防“门廊大盗”（偷窃居民住宅门口包裹或圣诞节礼物的窃贼）。     

论警察与媒体的通融

构筑警方与媒体的和谐是我们的应有之义。改善和发展警察公共关系需要借助媒体的力量,良好的媒体关系有助于提升警察形象。媒体是警察与公众联系的桥梁和纽带,警方借助媒体发布正面的信息从而争取公众对警察工作的支持,使“执法者”与服务对象融为一体,共同维护治安、打击犯罪。     

警察、检察官与预审法官:法国司法监督的理论与实践

法国对警察的司法监督在很多人看来是很具有吸引力的。它被当作一种可行对策来对付警察下述倾向：总是将关注点集中到某个嫌疑人的身上，忽视或隐匿重要证据。作者根据自己对法国审前程序的实证研究，认为直接介入性的监督既不是法律文本的预期，也不是司法人员自己的预期。作者在观察、访谈与问卷的基础上，考察了职业文化在理解司法从业人员日常行为方面的重要作用。本文对以下两个方面做了重点考察：警察与监督者之间关系的性质；充斥于审前司法所有方面的合法性理念中监督者“司法官”地位的体现方式。     

公安机关如何正确对待新闻媒体的监督

本文依托第三届警察公共关系国际论坛,针对警察与媒体的关系,从三方面探讨公安机关应如何正确对待新闻媒体的监督,引用国内外相关案例进行论证,得出结论一警察与媒体都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积极动力,在维护公众利益的前提下,在平等互助和监督与被监督中,坚持诚实、平等、合作的原则,相互理解和支持,才能达到警察、煤体和社会公众共赢的局面．     

美国传媒与司法关系一瞥

现代社会．媒体对公权力及社会公共生活的监督作用越来越大，所以媒体又有“第四权力”和“无冕之王”之称．但是在媒体与公权力监督与被监督的过程中会产生不少冲突，其中，又以司法权与媒体的摩擦最大，关系最复杂，司法权力是．否能够公平公正行使，司法程序是否合理透明，     

论新闻舆论监督在警察形象建设中的作用

新闻舆论监督作为我国民主监督的形式之一，是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工具。公安机关是党委政府与群众间最主要的沟通桥梁，公安民警的形象直接影响着党和政府以及公安机关的形象。因此，应正确认识新闻舆论监督与警察形象建设的关系，重视新闻舆论监督在警察形象建设中的作用，以促使警察组织理性对待媒体，虚心接受合法监督，不断完善自身形象。     

警察文化研究二题

本文主要对我国目前警察职业文化研究中出现的“警察文化”与“公安文化”两个范畴,以及警察现象领域中存在的“正文化”与“负文化”两个层面进行了辩证分析,认为“警察文化”与“公安文化”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但前者较后者更具开放性、综合性和科学性。同时,主张必须全面研究警察文化中的正负层面,以便更加准确地认识和把握警察文化的本质及其构建规律。     

依法治警与以德治警相结合的基本途径

监狱系统贯彻“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重要思想，就是要实现“依法治警”与“以德治警”相结合，二者的有机结合意义深远，结合的基本途径主要是：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构建健康向上的警察文化；建立监督评估体系。     

加强对执法权力的监督刻不容缓

曾被媒体和当地群众讽为“富豪警察”、“恶霸警察”、“中国最富有的警察”等绰号的辽宁省鞍山市公安局税侦分局原局长林福久,已经被依法执行死刑,走上了黄泉不归路。深入剖析此案,我们不难看到,林福久的职务、权力并不算大,之所以能够疯狂地非法聚敛钱财高达数千万元,关键在于他长期滥用执法权力、越权执法。这是此案的一个突出特点,也再次引发我们对如何加强对执法权力实行有效监督问题的深入思考。贿随权集,失去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这些至理名言深刻地揭示了腐败现象产生的基本规律。具有特定意义的执法权力一旦失去监督,知法违法、…     

论警察执法权——警察执法的个案分析及其思考

警察执法中存在的问题反映了中国法治建设过程中最有代表性的问题,即,法律不具有权威性,警察执法的“权力”凌驾于法律之上;警察执法权所必须的权利基础比较淡漠,缺乏强有力的维护警察荣誉的纪律严明的法律权利;警察执法权所必须的权力制约有待完善,过于依赖群众监督和媒体监督。这三个问题也是目前警察执法权的关键因素。对权利的根本保障来源于对权力的制约。制度和法律才是警察执法权健康发展的根本保证。     

基层警察的行动性质、逻辑分析及管理路径

基层警察位于公安组织架构最底层,在一线或现场,直接与群众打交道。他们执行上级的决策,同时又有自己选择和决策过程,拥有自由裁量权,现场工作场景中处于信息有利方,而且与群众之间也存在着不对称的权力关系。其所处的特殊行政生态使得他们表现出以庸碌无为追求“闲暇效用最大化”、在规则依赖中寻求责任免除、在利害权衡中选择行为等典型的行动逻辑。故此,对于基层警察的管理应通过公安信息化建设促进基层警务规范化、通过法律责任控制加大对基层警察的监督、通过警务社会化实现对基层警务工作的政治控制、用提高职业道德来实现基层警察的自我控制。     

宪政视野下的中国警察法治建设

随着国内外法治环境的变幻,中国的警察法治建设在不断取得进步的同时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同时也面临着诸多变革的契机。从宪政的视域出发,通过系统分析中国警察法治建设过程中的“双重困境”,以此提出中国警察法治建设的应对之策,包括改革警察管理体制、设立警察权配置和行使的基本原则、从实体和程序两个层面控制警察权、完善监督机制以及落实警察责任。     

Maintaining legitimacy using external communication strategies: An analysis of police-media relations

Police organizations must strategically control their external environment in order to maintain organizational legitimacy. Exploiting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the news media is one way to accomplish this goal effectively. Despite the documented importance of crime, justice, and social control as a news topic, there is a limited understanding of the variables driving how police and media evaluate this relationship. This study used data collected from a national sample of police media personnel to fill this gap, and concluded that the police and media valued their interdependent relationship, but for different reasons. Police public information officers recognize the power of the media and attempt to use this power to promote the organization. News personnel are satisfied because the police provide data so they can easily produce crime stories. The implications for understanding how police organizations control their external organization are discussed.     

重庆“打黑”行动中媒体与司法的关系

在重庆“打黑”行动中,公安、司法司法机关在处理媒体与司法关系的过程中,有很多值得推广的经验,也有一些存在的问题。“打黑”行动中重庆市公安、检察机关新闻发布的经验有：重庆公安、司法机关适度公开信息体现执法文明,及时回应媒体质疑符合公诉机关的职责。“打黑”行动中重庆市法院及法官新闻发布的经验是：推行“分区就座”和“声音直播”实现审判公开;宣判时召开新闻发布会进行审后答疑。公安、司法机关在处理媒体与司法关系的过程中应当改进的方面是：限制个人隐私和证据内容的公开;对民众特别关注的案件应当庭审直播。     

刑事诉讼中的权力制约与监督

我国刑事诉讼法构建了制约和监督两种权力监控机制以保障权力的合法行使。权力制约在限制侦查权、起诉权和审判权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检察监督的效果并不理想。本文认为,在刑事诉讼中强化检察监督不仅会形成不合理的审判结构,而且不符合警检关系的发展趋势,相比之下制约则更具有优势。因此,我国刑事诉讼权力监控理论需要转型,应从监督论走向制约论。     

论信息社会和谐警民关系的构建

进入信息社会以后，人们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较之以往，都发生了很大变化。网络成为了民众首选的、便捷的沟通渠道，网络舆论开始备受关注，网络舆论监督也已经成为舆论监督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对警民关系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影响。要想构建和谐警民关系，就要鼓励民众正确进行网络舆论监督，行使民主权利；同时，公安机关要积极应对网络舆论监督，树立警队威望。     

检察引导侦查的双重检视与改革进路

检察引导侦查作为检察制度近年来的重要改革趋势,已经取得了较好的实践效果。目前司法实务中存在着两种基本的检察引导侦查实践模式:内部参与型引导模式与外部监督型引导模式。在具体运行过程中,引导侦查在启动程序和界限方面的任意性、检警衔接的脱节、监督效力的两极分化和"同向损益"的结构失衡风险,都在制约着这项机制的效能发挥。在理论层面,检警一体化无法为检察引导侦查提供合理证成;引导权应当成为检警关系的新型权力分支。对此,从规范运作与配套机制出发,从规范引导范围与界限、强化监督效能、补充侦查说理化改造、对引导权力规范运行的程序性控制以及推进智慧检务建设等方面入手,以期有益于推进这项机制的改革实践。     

检警一体化模式再解读

我国现行的警察主导侦查模式具有重大缺陷，尤其在控辩式庭审改革的背景下愈益暴露出弊端：不仅难以满足检察机关有效指控、惩罚犯罪的需要，也无法适应侦查监督、保障人权的要求。实践中自发的检察引导侦查的改革是对现行接力型检警关系的突破，其本质是检警一体化，构成了当下诉讼程序改革与司法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创新。检警一体化模式的实质是检察机关参与侦查权的行使，而非检警机关在组织上的一体化，亦非二者角色的混同。我国建构检警一体化模式，不仅存在理论基础，而且具有法律依据。采纳这一模式有助于提升侦查质量、强化检察机关指控犯罪的能力，也便于检察机关践行侦查监督职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