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国家治理视野中的人民法庭及其功能塑造

人民法庭作为国家司法权在基层社会的表征,在不同时期发挥着不同功能。新时代人民法庭是乡村社会"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参与者,承担着通过乡村法治推进国家法治秩序生成的职责,应当着眼于乡村社会结构变迁、"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以及制度规范引领下的乡村治理逻辑,重新审视人民法庭的设立依据,并赋予法律适用、乡村规范型塑、价值判断和法治文化培育等功能,打造以人民法庭为中心的乡村法治权威,建立现代乡村法治秩序。     

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实践路径、成效及限度——以顺德区容桂街道为例

基层民众多元化公共服务诉求与政府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之间的张力呼唤地方政府创新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容桂街道通过主动引入和培育社工组织,不断地挖掘民间力量,实现政府引导与民间参与相结合的路径来创新社会服务的供给模式,探索出"政府+慈善组织"共同购买社会服务模式。通过慈善组织参与政府购买服务实践,容桂街道实现了政府与社会关系的理顺,将原来体制内提供的公共服务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交由专业性社会工作组织来提供,优化了公共服务供给模式。政府购买社会服务优化了基础治理结构、满足了民众多元化服务诉求及拓展了基层公共空间。然而,这一改革实践受制于其现实的约束性条件,如居民认可度不够、政府支持不足及社工站独立性不足。     

中国传统社会基层治理的法律机制与经验

基层社会治理对于整体社会治理起着重要的基础和支撑作用。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基层治理中,形成了一套圆融自洽、顺利运行的法律机制,其中蕴含了我国在基层社会治理方面的宝贵经验。传统儒家法与道德相混成,一直将道德教化作为重要的社会治理手段,德治与法治相结合;而基层的自治制度,不论在立法还是司法上,都为国家法律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传统社会基层治理的法律机制与经验,与我们今天所提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有着不谋而合之处,在我们面对当代基层社会治理的重大挑战时,也具有不容忽视的价值。     

多管齐下的治理策略:国家建设与基层治理变迁的历史图景

论文将基层治理问题放在国家政权建设的历史进程中考察,将基层治理问题归结于国家如何为社会订立规则并获取服从的问题。在国家政权建设过程中,国家诉诸于多种手段和方式,动用其可资利用的资源,以求实现现代国家基层社会控制或者说基层治理的目标。这包括正式官僚体系的建立与理性化;依靠非正式官僚承担行政管理的职责;依靠群众动员;依靠官办社会组织;依靠基层群众自治组织。论文从一个侧面勾勒基层治理演变的历史图景,并进一步探讨中国基层治理方式"自上而下"的改革动因。     

软预算约束视角下的项目失灵——基于L区微项目的政策分析

在公共品供给过程中,可以通过完善技术治理体系增强回应性,但项目失灵的存在提醒我们需要追问技术体系背后的制度根源,尤其是资金管理体制如何影响着项目供给效率。论文采用个案研究法,基于参与式观察方法所收集到的田野笔记、政策文件及会议记录等一手素材,对一个市辖区的民生创新项目展开政策过程分析。研究发现:区级地方政府在相关因素刺激下会将激励目标转嫁给作为预算单位的基层政府,使得预算单位的预算申报体量超出自身的支付需求与能力,并在支付压力的困境下出现目标替代,最终导致项目供给在回应公共需求上的失灵。基层政府所面临的是一种嵌入性预算约束,是以自身的支付需求与能力为基础进行预算申报。这使得约束的视角从"量入为出"转向了"量出为入",从而拓展了既有的预算约束理论。     

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一个理论分析框架

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是中国式现代化在乡村治理领域的体现。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已经形成以“体系-能力-效能”为核心内容的理论框架，其中，以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为基础、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核心、乡村治理效能现代化为导向。中国式乡村治理体系由高效的基层自治体系、完备的利益整合体系和科学的制度规范体系构成；中国式乡村治理能力由政党主导能力、政府治理能力和社会共治能力构成；中国式乡村治理效能由民本中心效能、远期振兴效能、系统发展效能构成。推动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要以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治理能力现代化和治理效能现代化三个维度为重点内容，促进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高质量发展。     

国家治理视野下的人民法庭(1949-2014)

人民法庭的发展经过了建国后的"革命法庭"、改革开放后的"政法法庭",直到现在的"国家法庭"三个阶段,人民法庭的发展在每个阶段都有自己的规律和特点。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背景下,中国的人民法庭面临着治理资源有限导致供给不足、自利化倾向导致基层治理内卷化、工具技术操作架空国家法律、权力网络压抑程序自治成长的突出问题。展望未来,必须继续坚持人民法庭制度,坚持人民法庭发展的改革方向,提出前瞻性和实践性相结合的治理方案,从国家治理资源供给、强化人民法庭管理;确保规则与技术的平衡;强化司法自治的角度进行制度性变革,实现通过人民法庭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伟大梦想。     

宪政、地方自治与地方财政法制——日本法的经验与借鉴

地方自治具有塑造国民的民主性格、抑制中央过度集权及强化责任政府的功能,是现代宪政的重要内容之一。经过120年发展,日本已经成为亚洲诸国中宪政制度最为成熟的国家,地方自治制度经历三次重大改革,是日本宪政建设中独具特色的重要内容。自主、充足的财政既是地方自治的基本内容,又是地方自治的重要保障措施。20世纪末,日本地方分权改革建立与本国宪政、地方自治相配合的地方财政法制。我国改革正处于攻坚阶段,可借鉴日本的宪政、地方自治与地方财政法制三位一体的制度架构,通过地方财政法制建设实现地方自治,并藉由地方自治通向宪政国家。     

论一体建设法治社会

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是中国建设发展的主观选择,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迫切需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其思想基础,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相对于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是指全部社会生活的民主化、法治化。法治国家、法治政府与法治社会要一体建设而非分体建设、要同步建设而非分步骤建设。要从理念和思维层面、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层面、社会自治能力层面充分认识法治社会建设的艰巨性、复杂性。我国法治社会建设的基本路径在于:以坚持党的领导为根本保证,以政府主导与社会共治为基本方式,以培育法治信仰、增强全民法治观念为突破口,以构建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为重点,以形成多元融贯的规则体系为支撑,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达到整个社会和谐有序、健康发展。     

“省直管县”体制改革持续推进研究——基于地方治理的分析框架

基于地方治理视角分析＂省直管县＂体制改革,建立不同层级政府之间合理的职责、权能分工体系,建立政府、市场、社会三者之间界限明确、多元合作的治理框架,建立不同区域政府之间的政策协调与沟通合作机制,对于改革的持续推进以及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乡镇行政管理体制的历史沿革及其启示

在整个20世纪的“现代国家政权建设”中,我国出现了四种新型的乡镇行政管理模式,即晚清至民国时期推行的所谓“乡镇自治”、中国共产党建立的“议行合一制”的乡镇基层政权、“政社合一制”的人民公社和“乡政村治”的二元体制模式。中国传统小农经济的有限剩余根本无法支撑一个全面渗透穷乡僻壤的庞大国家机器和现代工业体系,致使我国乡镇行政管理体制频繁变动且反复无常。下一步的乡镇政府体制改革基本方向和总体目标应该是: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方式,完善“村民自治”制度,培育和发展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和社会中介组织,加快建设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法制型、民主型、服务型乡镇基层政府,不断提高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水平。     

Normative Principles of China’s Political-Legal System

As a system that is symbolic of contemporary China, the politicallegal system refers to the governance structure that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law-enforcement and judicial agencies and various governance subjects jointly promote a peaceful China initiative and build a China under the rule of law.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from the classical rites-law tradition to the modern politicallegal system reflects the consistent political focus and ideological exploration of China’s politicians and thinkers about the national rise and fall. The basic structure of the political-legal system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principal groups of relationships, namely,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various law-enforcement and judicial agencies,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law-enforcement and judicial agencies and external bodies, and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CPC and law-enforcement and judicial agencies. The normative principles concerning these three principal groups of relationships constitute the basic rules for the institutional design and practical operation of the political-legal system. The normative principles of the first group of relationships relate to self-integration, division of responsibilities, mutual cooperation and mutual restraint. The normative principles of the second group of relationships involve prioritizing social autonomy, primary-level governance and front-end governance. The normative principles of the third group of relationships are concerned with macro-leadership, centralized leadership and leadership under the rule of law. The analysis of these three sets of normative principles shows that China’s political-legal system not only follows the universal law and common mechanism of modern national governance, but also accumulates the local experience and unique wisdom of China’s governance.     

村民自治与居民自治的差异分析——以“让农民上楼行动”为例

村民自治和居民自治在治理基础上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即在依赖实体、地方性规范、社会秩序和人情交往等方面并不相同,如果忽视了二者之间的差异可能会导致严重的后果。例如"让农民上楼行动",在治理基础未变的情况下改变治理方式,可能会给农村社会的稳定发展带来一些弊端:破坏了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引发了农民因上楼致贫,造成了基层政府的管理困境。本文通过村民自治和居民自治的差异分析探讨了"让农民上楼行动"的弊端,旨在提醒政策制定者和实施者不要盲目地推进城镇化。     

民主、自治与法治:“周期率”问题再思考——关于国家与社会治理的一场学术对话

"周期率"问题是1945年黄炎培与毛泽东延安窑洞对话中(即著名的"延安窑洞对")提出的一个重要话题。自谈话以来,成为迄今为止不断引起理论家和政治家们讨论的一个重要政治、法律、历史和实践问题。从国家治理视角看,黄炎培提出的周期率问题实质上是一个"国家治理效能的时空延展递减率"问题;从"地地得人,人人得事"这一句话中,可以发现黄炎培对"地方自治观"情有独钟;从毛泽东的"动商"以及反科层官僚主义的政治性格中,可以理解毛泽东为什么是一位坚定的"运动民主论"的开拓者和践行者;从邓小平的个人经历,以及他对"文革"的深刻反思中,可以理解邓小平"民主法治观"的政治关切所在;"地方自治观""运动民主观"与"民主法治观"实质上都是解决中国历史周期率问题的不同方案,如果能够实现三者间的通融即"通三统",我们将更有希望真正跳出历史周期率。     

专项治理的实施效果与法治前景——基于安镇脱贫攻坚行动的实证考察

打赢脱贫攻坚战为我国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关键一环,是助推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抓手和载体。然在具体实践过程中,基层政府因对"专项治理"政策工具的特性洞鉴尚浅,实证背景研判不足,未能恰当处理"专项"与"常规"政策工具之间以及政策工具与治理目标之间的关系,进而使政策工具在基层社会复杂应用环境中"空转",导致治理效果不理想。基于以上问题及困境,以安镇脱贫攻坚行动为研究对象,在深度剖析两大政策工具之理论及实践逻辑基础上,全局把握科学革命的齿轮状特点与终极导向。并据此分析传统专项治理作为科学革命的重要范式,在脱贫攻坚战中发挥着营造环境、整合资源、利益驱动、权力生产、全面治理等正向作用,同时也存在"目标置换""精英俘获""临时应对"等局限性一面。因此,在总结科学革命经验基础上尝试性提出新的常规科学建立的理想模型,以期不断创新与完善中国基层治理法治化路径。     

来华留学生教育治理:困境、模式与出路

近70年来,来华留学生教育制度发展历经了政府直接干预到走向规则治理的历史转型,但仍面临立法和实践背离社会政策功能、高校自主权有待提升以及粗放发展模式下的监督和问责制度供给不足等现实困境。完善来华留学生教育治理,可借鉴元治理理论,在框定政府与高校各自作用的基础上,构建以分权和监督为核心的权责配置制度。具体而言,应坚持社会公共政策和人权保障原则,健全分权、自治、监督和问责机制;以社会政策功能为指引纠正现行规章和实践中存在的偏差,扩大高校招生自主权,构建留学生培养全过程监督制度,坚持趋同管理和权利保障相结合,改革政府奖学金年度评审规则,落实留学生教育问责机制。     

我国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的现实性探析

改革开放后,我国社会结构发生变化,国家社会由一体化向二重化发展,社会呈现多样化,政府在社会管理中覆盖面窄、手段僵硬、效率低下的特点已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急需转变社会管理方式。新时期下的社会组织获得蓬勃发展,它自主、自律、民间、灵活、高效、贴近基层的特点能够弥补市场和政府在公共领域的不足,符合我国政府职能转变的要求,将社会组织引入社会管理,能够实现政府和社会资源配置的最优化,最大程度地保障公民权益。     

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法治路径——从党的十九大报告到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

现代化进程是一个从传统农业社会迈向现代工业社会的社会转型过程,也是各种社会问题不断产生和不断被解决的转型治理过程。其中,从效率优先转向公平正义优先体现了现代化背景下的社会转型与法律治理的一般规律。党的十九大报告和四中全会决定体现了我们党对现代化建设和社会转型治理规律的深刻认识,也展示了中国特色社会治理的法治路径。具体表现为:明确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体现对社会现代化和转型治理基本规律的自觉把握;健全党的全面领导制度和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的制度,完善以法律法规制度为基础的社会治理体系的整体构建;坚持经济发展、民生保障与社会治理相结合,在法治轨道上实现社会转型问题的系统治理;把公平正义作为坚持完善法治体系、基本经济制度和民生保障制度的逻辑主线,科学把握现代化后期转型治理的重要内容;坚持法律治理和道德治理相结合,展示了中国社会转型治理的社会主义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