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个人信息保护的行政规制路径

个人信息保护存在私法诉讼与行政规制两种主要路径,私法诉讼多以侵权之诉的形式展开。由于个人信息处理者与信息主体的地位失衡,信息主体举证困难,维权难度高;由于损害难以界定,诉讼存在成本与收益不均衡的激励困境;同时,个别性的诉讼也难以有效回应系统性的社会风险。行政规制路径以基本权利的国家保护义务作为法权基础,在专业性、信息充分程度、治理效率等方面具有比较优势。个人信息保护立法应当更妥善地处理两种路径的协调。未来个人信息保护的行政规制路径需要进一步明确规制体制,充分运用行政处罚、自我规制、内部管理型规制、第三方规制等多元化的规制机制。     

物权的行政法保护与规制

基于物权的自由属性,现代国家无不对物权提供全面的保护。而物权的社会化,突破了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公法与私法的二元分析框架,其突出表现是行政权大量入侵物权领域,具体包括保护与规制两个层面。因此,物权立法应当立足于私产保护,以社会为本位,把物权置于全部社会关系之中,在规定物权的私法规则的同时,确立物权与行政权的基本关系准则:限制行政征收征用;对合法财产不得处以没收处罚;物权在行政法上的义务应随物权消灭而终止;同时,灵活规定物权登记不作为的物权效果,物权的发展和保护应当向行政法开放,以限制不合理的行政规制,并激活行政法的物权保护功能。     

论“规制行政法”的范式革命

规制行政是特定法律授权设立专门的规制机关,针对特定领域中具有强社会公共性的私人行为的规制活动。规制行政法是有关规制行政的法,系行政法的新类型。法范式意指法学者共同体从事法学研究所共同遵循的理论和方法,主要体现在由社会问题和主流社会观念所决定的法的价值目标、规范的内容和实现方式三个方面。规制行政法的范式革命主要体现在:价值目标是从私益保护到公益保护;规范内容是从防止行政权滥用到激励和约束行政权合理运用;实现方式是从以事后对抗式的司法救济为主到以事前协商合作式的预防治理为主。     

国家所有和国家所有权——以乌木所有权归属为中心

宪法中的国家所有和私法中的国家所有权具有法秩序的一致性，后者是前者所具有的国家内容实现义务功能的展开方式之一，同时要受到前者的约束，两者共享了规制这个规范目的。并非所有财产都应采取国家所有方式实现规制目的，选择何种规制方式应考量多个因素并按照比例原则进行审查。在乌木情形中，对乌木挖掘的负外部性的消除不应将乌木归属于国家所有的规制方式实现，相关的私法规范应据此予以解释，甚至进行合宪性的目的性限缩，乌木不能由国家直接享有或取得所有权。     

自我规制的行政法浅析

自我规制是在历史上政府与市场关系不断变动的过程中确定的一种规制方式,对立于政府的强制规制方式而存在。它在政府单方面的规制出现失灵的情况下,要求市场中的私人经济主体在实现私益的同时完成公共利益的考虑。只有在市场里建立＂市场调节——自我规制——政府规制＂的多元结构,才可能完成国家与社会的改造。     

论经济规制立法的正统性

现代国家的规制系统往往是复杂而庞大的。在政府对经济的规制中,应当否定和废止的规制大量存在,同时,应当肯定和强化的规制同样大量存在。本论文将视角锁定在经济规制立法的正统性分析上,着重探讨如何在立法和制定政策的过程中实现意思决定的科学性、专门性,强调对各种信息的梳理、排除和活用,围绕立法和政策制定的科学公正性和社会公正性以及由此而得以确保的社会可靠性展开探讨,在民主参与、专门性输入及评价、救济等专门性保障的意义上,来构筑规制立法和政策形成的正统性。     

论行政裁量的自我规制

行政裁量自我规制是行政主体及其工作人员基于自律、自行规范行政裁量行为、避免行政裁量权滥用、保障授权法目的实现的机制。行政裁量自我规制相对于行政外部规制而言,具有针对性强、效率较高和成本较低的优势。行政裁量自我规制的主要方式有法的精神、法的基本原则、正当法律程序、行政惯例、行政政策、裁量基准等。行政裁量自我规制的适用必须适当和适度。应该正确处理防止裁量权滥用与促进裁量权有效行使的关系,加强、完善自我规制与主动、积极接受外部规制的关系,健全硬法规制与推进软法规制的关系。     

私人主体与食品安全标准制定基于合作规制的法理

最近几年来,有关乳品安全国家标准的争论持续升温,广大公众对此感到无所适从。中国《食品安全法》以专章对食品安全标准进行了规定,并排除了"行业标准"。从现实情况来看,食品安全标准制定并未因法律的实施而结束相关的争议。如何认识企业标准与行业标准,如何发挥它们的作用与角色成为学界重点探讨的课题。本文认为强调国家标准的作用固然符合中国目前的现状,但是在合作规制的模式之下,既要强调国家的作用,也要发挥行业协会等私人主体的作用。国外经验证明私人主体的标准制定体现了科学发展、市场需要以及自我规制等特点,切实保障了食品安全与公众健康。本文重点阐述了合作规制的法理,探讨了政府规制与自我规制的优劣,同时结合美国、中国等国家的经验教训,分析指出私人主体的标准制定要想能够积极地发挥合作规制的作用,除了需要从反垄断法、知识产权法等诸多方面加以制约外,还特别需要在标准制定的正当程序上强调公开、平衡、合意与协调等因素,强化对自我规制的"再规制"。     

私人主体与食品安全标准制定

最近几年来，有关乳品安全国家标准的争论持续升温，广大公众对此感到无所适从。中国《食品安全法》以专章对食品安全标准进行了规定，并排除了“行业标准”。从现实情况来看，食品安全标准制定并未因法律的实施而结束相关的争议。如何认识企业标准与行业标准，如何发挥它们的作用与角色成为学界重点探讨的课题。本文认为强调国家标准的作用固然符合中国目前的现状，但是在合作规制的模式之下，既要强调国家的作用，也要发挥行业协会等私人主体的作用。国外经验证明私人主体的标准制定体现了科学发展、市场需要以及自我规制等特点，切实保障了食品安全与公众健康。本文重点阐述了合作规制的法理，探讨了政府规制与自我规制的优劣，同时结合美国、中国等国家的经验教训，分析指出私人主体的标准制定要想能够积极地发挥合作规制的作用，除了需要从反垄断法、知识产权法等诸多方面加以制约外，还特别需要在标准制定的正当程序上强调公开、平衡、合意与协调等因素，强化对自我规制的“再规制”。     

现代行政法面临的挑战及其回应

因经济、政治和社会的重大变迁引发了中国现代行政法面临行政合法性之危机、多元利益主体之组织化和个人福利保障之乏力等一系列新的挑战。现代行政法需要在以适当扩权推进治理、以规制缓和实现善治、以发展多元行政适应实践、以正当法律程序调控行政过程、以私法方式达到行政目的和以扩展法院的司法审查范围实现充分救济等六方面予以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