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刑事司法统计信息的公布

刑事司法统计作为刑事司法状况的数字表现 ,是国民了解我国刑事司法状况的重要途径 ,是学界研究刑事司法状况 ,为立法与司法提供理论研究方面参考的重要途径。在我国已经将依法治国作为治国方略的现在 ,公布刑事司法统计信息 ,是国家的义务 ;了解我国刑事司法的状况 ,是国民的权利。同时 ,公布刑事司法统计信息 ,也是学界特别是犯罪学研究的必需资料。     

广义刑事政策视角下的刑事政策横向结构分析

刑事政策的横向结构是指刑事政策体系内各分系统之间的关系。刑事政策的分系统是指刑事惩罚政策和社会预防政策。刑事惩罚政策是指国家机关运用刑事法律与违法犯罪作斗争的一切手段、方法和措施,包括刑事立法政策、刑事司法政策和刑事执行政策。刑事立法政策是指在刑事立法中的策略、方针和原则,是刑事立法的灵魂。刑事司法政策是指导刑事司法实践的具体指导思想和策略原则。刑事执行政策是指导刑事执行实践的具体指导思想和策略原则。当代刑事惩罚政策已经出现了犯罪化与非犯罪化和轻刑化、非监禁化和行刑社会化以及两极化的发展趋势。社会预防政策是指直接或间接地对犯罪的控制和预防产生影响的具体措施、策略和方法。社会预防政策可以分为宏观预防政策与微观预防政策。在社会转型期,社会预防政策也应进行合理的调整。     

恢复性司法践行理路探析——以欧洲的实践为视角

恢复性司法是一种对犯罪做出的系统和积极的反应,较之传统刑事司法具有社区性、无害性、多层面等特点。20世纪末,在传统刑事司法遭受困境、刑事政策面临变革以及人权保护的背景下,恢复性司法得到空前的复兴和重视。欧洲等国的恢复性司法的立法和实践为我国提供了灵感和经验。面对世界刑法这一全新的发展潮流我国应审慎对待并完善相关制度,逐步有序地将恢复性司法贯行到刑事司法改革之中。     

刑罚权与行刑权的运行机制探析

国家的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以发挥刑罚惩罚和预防犯罪的作用为目的，故犯罪与刑罚为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之“体”，而刑事立法和司法则为犯罪与刑罚之“用”，是为运用刑罚治理犯罪服务的。行刑是刑罚实现的基本实践过程，行刑权是刑罚权一项独立的基本权能，是现实的刑罚权。建立专门统一的刑事执行立法、司法体系，是科学地行使刑罚权，充分发挥刑罚的作用，预防和减少犯罪的内在要求和必然趋势     

董必武少用、慎用死刑的思想与中国死刑制度的完善

少用、慎用死刑是董必武同志的重要法治思想,少杀、慎杀是现阶段中国对待死刑的重要刑事政策。死刑核准权的收回拉开了中国死刑制度改革的序幕。应当从立法上逐步减少并保证死刑的正确适用,从司法上严格控制死刑的适用。而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改革和完善中国死刑制度的关键。     

两极化--我国刑事政策的选择

刑事政策对提高刑事立法质量、刑事司法效能和改进刑事司法程序,都具有直接的促进作用。二战后,世界各国的刑事政策都朝着两极化的方向发展。我国现在面临着与西方国家相似的犯罪状况和司法困境,因此,两极化刑事政策也应是我国的必然选择。     

论董必武法律思想的现实价值

董必武同志总结建国后我国司法工作实践经验,提出了党要重视法制建设;遵守法律,干部应作表率;依法办事等思想理论,深刻领会其法律思想的精髓,对于我们今天的法制建设,仍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构想

本文结合我国立法和司法的实际,就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提出若干构想,以期引起社会对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广泛重视。     

抢劫杀人犯罪的事实分析

抢劫杀人作为杀人犯罪与抢劫犯罪的交集自古以来就受到立法、司法者以及学者的重视。本文通过对深圳和北京这两个中国有代表性的城市 1995— 2 0 0 0年相关案例的实证分析 ,对我国现行的相关刑事立法和刑事政策做了新的审视。     

论刑事管辖权

刑事管辖权是国家基于国家主权原则而派生的一项基本权利,是一国刑事法律规范运用的重要依据.刑事管辖权是一个复合型的概念,将刑事管辖权分为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刑事管辖权是基于国家主权使国家依据这种固有的权力对其主权范围内的刑事案件行使管辖权.狭义的刑事管辖权分为了刑事立法管辖权和刑事司法管辖权,即在立法层面将刑事管辖权法律化,在司法层面是司法机关在刑事司法活动中依法行使管辖权.     

司法刑法学的视域与范式

司法刑法学是一个表征刑法理论体系分化与分工的概念。司法刑法学试图将刑事司法过程纳入刑法学的视域,使刑法思维对经验事实给予应有重视,为此就要将控诉者的刑法学转变为辩护者的刑法学,并使之从寻求科学客观性转向寻求交谈客观性。只有促成这种视域与范式的变化,才有真正的司法刑法学。作为一个例证,对犯罪概念的司法刑法学解读与重述可以显示上述视域与范式转换的意义。     

论传统刑法文化对刑事司法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及其改进

当今中国比较先进的刑事司法制度为什么不能很好地付诸实施?其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试图从刑法文化视角进行诠释。主要观点是:(1)刑法文化包括观念性刑法文化和制度性刑法文化,它们之间的冲突是导致刑事司法不能很好地遵守刑事法规定现象产生的原因。(2)之所以发生观念性刑法文化和制度性刑法文化的冲突,主要是由于影响当今法官观念性刑法文化的中国传统刑法文化存在不足。(3)要想使刑事司法制度得以实现,就必须改进中国传统刑法文化之不足。     

论慎刑理念对古代司法运行机制的影响

慎刑理念作为中国传统司法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传统司法文化中最能够代表主流司法理念的内容。所谓"慎刑"就是主张在适用法律、实施刑罚时应该审慎、宽缓,无论立法、司法都必须崇德,施用刑罚要慎重从事。儒家秉持的人本主义,"仁政"理念,为政以德和"执中致和"等思想是慎刑理念发展延续的理论基础。慎刑理念主要在司法机构设置、司法官吏的执法要求和违法责任的追究、司法审判方式和原则、诉讼审判程序等方面对古代司法制度的设计与运行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研究这种理念、制度的发生和存在的意义在于不仅可以加深我们对中国传统司法文化特征及其历史价值的认识,而且对于我们如何在当代的社会主流文化中创新与时代发展相适应的司法理念和司法制度,具有启示意义。     

英美法系国家刑法变革对中国的启示

随着社会进步和司法实践的需要,中国司法实务界和法学界在改革开放以来,逐渐关注、借鉴英美刑法理论体系,以此推动和完善中国法治建设。在刑事政策方面,美国体现为对轻微犯罪处理更轻和对严重犯罪的处理更重;在刑法基本范畴和理论方面,英美刑法中的持有犯罪行为形式、因果关系双层次理论、轻率罪过形式等等,对中国刑法有一定启示;在刑法运作方面,英美对抗式诉讼模式对中国刑事诉讼改革和刑事法治建设具有重要影响和深远意义。     

附属刑法:实现刑法参与国家治理的有效形式

目前我国立法机关存在将有关行政法等部门法律直接引向犯罪的趋势。这不仅导致了附属刑法的弱化,甚至使附属刑法的作用被忽视,还对我国司法实务的操作造成了不便,将本不该由刑法规制的行为错误地划分为犯罪。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有学者开始关注我国并不存在的附属刑法。附属刑法本身具有实现维系刑法典稳定、衔接刑法与各部门法、为刑法提供持续性保证的功能。其具有实在内容、又以刑法典为基础和本源,故附属刑法是可以修正刑法典并达到刑法对社会治理作用的有效形式。     

罪刑法定视域中的刑法适用解释

The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of criminal law should be an application interpretation to individual cases that is guided by judges and participated by the prosecutor and the accused, for which the judicial judgment should be combined with the application of criminal law of specific cases, and the criminal precedents should be as a carrier. The Supreme People’s Court should change from the previous practices of issuing normative and abstract interpretation to the dual approaches of the interpretation of criminal law application through direct creation and indirect acknowledgement. Liang Genlin, Professor and Vice Dean of Law School of Peking University and as a visiting professor of University of Tuebingen (2001–2002). His main research focuses on criminal law and criminal policy, and his important publications include “On the Structure of Punishment”, “Liang Genlin’s Review on Criminal Policy, Volume I, Criminal Policy: Standpoint and Category”, “Liang Genlin’s Review on Criminal Policy, Volume II, the Arm of the Law: Expand and Limit”, “Liang Genlin’s Review on Criminal Policy, Volume III, Criminal Sanction: Manner and Choice”. Besides, he has also published over 40 discourses on criminal law and criminal policy since 1996.     

从“许霆案”看我国刑法解释权的分配

"许霆案"作为一个"浓缩了司法积年弊端的典型样本",折射出来的问题是多方面的,而刑法解释权分配模式的弊端是这些问题出现的深层次根源.刑法解释权分为立法解释权和司法解释权,立法解释权设计上的局限使得立法解释面临虚设的危险,不仅受到司法解释权扩张的威胁,而且其内部也有分权的趋势.司法解释权被"两高"垄断,限制了司法解释建议的来源,造成裁判权与法律解释权的分离.     

论刑法修正的协调性

刑法修正的协调性是保障刑法公正性的基础性条件。《刑法修正案(十一)》新增罪(含修正罪)充分注意到了《刑法》与相关法律之间的协调(衔接)。但是,刑法修正还要考虑新增罪(修正罪)与既有罪之间、新增罪(修正罪)之间以及修正的刑法条文与相关刑法解释(含解释性文件)之间的协调。刑法修正需要在罪状的设置、法定刑的设置以及量刑情节的设置方面保持协调。面对协调性的瑕疵,可以通过补正解释的方法确保司法适用的公正,在解释论无法解决的情况下,则只能通过进一步修正刑法加以完善。     

刑法解释的公众认同

刑法解释的公众认同是社会公众对刑法解释及其结论的认可和接受。它更多和更主要地是与司法活动特别是与根据刑法解释作出的刑事判决发生联系。转型时期的公众认同对于刑法解释极具价值。刑法解释的公众认同主要包括刑法解释的常识化和刑法解释的合理性两个方面。在当前我国,其具体样态一方面表现为强调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另一方面表现在司法实践中对案件定性的罪名进行有意识的选择甚至变更。刑法解释公众认同的实现路径有赖于刑法解释的主体、结果导向主义的刑法解释方法以及公众意见的反映机制。     

论犹豫制度的刑事政策功能

刑事政策司法化的历史表明,保护社会与保障人权的双重价值目标使得司法程序在贯彻刑事政策中体现出了独立的价值。犹豫制度就是通过赋予刑事司法机关程序上的裁量权,从而使其发挥追求个别正义、促进司法的人性化与谦抑化等刑事政策功能。我国刑事政策的司法化途径应当注重强调法治原则并通过赋予司法机关自由裁量权的方式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