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求缔约真意的解释方法

【裁判要旨】当事人对合同条款产生两种以上不同理解并发生争议,需要通过合同解释探求双方的缔约真意。人民法院对争议条款进行解释时,应当立足于合同使用的词句,结合相关条款和合同全文整体理解。同时,还要斜酌当事人订立合同的典型交易目的和共同遵循的商业交易习惯,并结合合同履行情况,运用诚实信用原则予以平衡检视,最终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     

为合同法上情事变更正名

现行《合同法》颁布时没有关于情事变更的规定,但随着我国社会生活和司法实践中陆续出现大量的情事变更问题和司法判例,最高人民法院在《合同法解释（二）》中第26条最终明确了这一规定。该内容在特定条件下允许当事人解除合同,免除继续履行合同的责任,故其是债法中关于合同效力及指导合同履行的一项重要内容。但是该内容是一项合同法基本原则还是一项具体制度,到目前为止还未取得一致意见。本文首先采取比较的方法从国外有关情事变更的规定引入,区别法律原则与法律制度,然后结合我国的有关规定为情事变更正名,具体分析理由,最后得出其应当作为一项合同法制度的结论。     

仲裁协议在合同转让中的效力问题研究

合同当事人越来越多地选择以仲裁方式解决纠纷，在合同转让时，原合同中仲裁协议的效力如何需要明确。本文总结并考察现行各种反对仲裁协议转让的理由，认为各种理由都不严密。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仲裁协议效力问题归根结底是个法律解释问题，法律解释的标准应当是合理利益分析。最后本文通过对合同转让过程中三方当事人的合理利益的分析得出结论，当事人没有明确约定时，仲裁协议随合同转让而转让是比较合理的法律解释，同时提出仲裁协议随主合同一同转让的立法建议。本文同时分析了此问题在国际商务合同中所涉及到法律适用问题，认为在目前如果当事人没有明示选择时，就要看仲裁地的法律是否会允许转让。     

从St Albans vs.ICL等案论IT合同限制责任条款

限制责任条款是合同战场中双方当事人利益冲突的焦点,这种现象反映在软件服务合同(简称IT合同)中亦是如此。对于限制责任条款,最为关键的是条款解释的处理,常见的是"不利解释"原则。但是,由于IT合同中软件本身的特殊性,原有的"不利解释"原则是否需要某些调整以应对新对象,还有应如何进行调整,以及如何保证其调整不会打乱整个合同条款解释的内在逻辑体系。对上述问题的回答或许可以从St Albans vs.ICL等IT合同案中关于限制责任条款的诠释,以及对英国合同法条款解释原理的回溯中帮助我们进一步加深了解和学习,为以后中国相关实践活动献智献策。     

枣庄矿业（集团）有限公司柴里煤矿与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青岛保税区华东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联营合同纠纷案

【裁判摘要】对合同约定不明而当事人有争议的合同条款．可以根据订立合同的目的等多种解释方法，综合探究当事人的缔约真意。但就目的解释而言．并非只按一方当事人期待实现的合同目的进行解释，而应按照与合同无利害关系的理性第三人通常理解的当事人共同的合同目的进行解释．且目的解释不应导致对他人合法权益的侵犯或与法律法规相冲突。     

美国合同法"口头证据规则"对我国合同解释的借鉴意义

作为合同解释规则,美国合同法中的"口头证据规则"是指:"如果合同主体同意书面文件是他们之间协议条款的最终和完整的表达,那么协议前或同时的证据就不能被采纳用以否定或改变书面文件或给书面文件增加新的条款."本文通过系统介绍和分析"口头证据规则",意图对我国合同解释的立法和司法实践进行评价和提供借鉴.     

默示条款法律问题探析

默示条款法律制度,虽为英美法系所特有,但究其实质,乃一种合同解释的有效路径,更确切地说,是一种合同漏洞的补充方法。故大陆法系虽没有这样明确的制度,但其相关的漏洞补充的合同解释方法却毫不逊色,可谓虽无默示条款之"名",但却有默示条款之"实",二者实有异曲同工之妙。本文拟以此为出发点,联系大陆法系的合同解释(漏洞补充)方法,探析英美法默示条款制度有关法律问题,以资完善我国合同法上合同解释制度之借鉴。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性质

【裁判要旨】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性质是民事合同还是行政协议,主要判断标准并非合同主体属性,而是合同权利义务属性。认定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系民事合同,既具有法律依据,也符合法律解释、合同解释的基本原理,同时也有利于实现此类纠纷案件司法裁判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有机统一。     

情事变更制度在与离婚相关的财产协议中的参照适用——以婚前协议为例

基于与离婚相关的财产协议本身所具有的特殊性和情事变更制度的规范意旨,在与离婚相关的财产协议中引入情事变更制度是十分必要的。《民法典》第464条第2款为在与离婚相关的财产协议中参照适用合同编的情事变更制度提供了规范基础。在参照适用情事变更制度时,需要把握与离婚相关的财产协议的家庭伦理属性及该种协议相较于一般商业交易协议的不同特点,对情事变更的构成要件和法律效果进行有针对性的法律解释。情事变更制度在参照适用于与离婚相关的财产协议时,主要存在以下值得探讨的事由类型:子女出生;一方因残疾或严重疾病丧失劳动能力;一方经济能力大幅变化。据此,可以分别针对协议中的离婚财产分割、家务劳动补偿和经济帮助条款总结出情事变更制度参照适用的可能性。     

合同第三人法律地位探析

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但合同关系往往涉及第三人,正确认识合同第三人的法律地位,对于明确合同当事人和第三人的权利、义务和责任,保护其合法权益,正确处理合同纠纷,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论不完全合同视角下的公司融资

以公司融资的不完全合同属性为分析框架,通过对公司融资活动诸要素的考察,以及对融资交易类型与合同条款的梳理,用以厘清融资中所存在的交易不确定性、资产专用性、信息不对称、投机主义等因素,以及与融资协议中常见的条件条款、声明与担保条款、互锁等条款之间形成的匹配性关系。同时,以此为分析范式,探求该匹配性关系中蕴含的“无形法律的秩序”,即商业理性,并明确裁判者应尊重市场主体对特定事项的商事安排。尤其在司法处理争议的具体法律适用之前,应强调经济逻辑在融资合同解释中的运用来探求真意。审判实践要从“融资不完全要素—治理对策—具体条款”的分析路径,拼接出商业安排的对策全景,以遵循融资安排之真意。以公司融资协议的性质归属、名股实债两个实务问题为例,重点从商业理性与合同解释衔接的视角进行研判。     

论合同的解释

合同是当事人为自己制定的法律,充分体现意思自治,合同的解释也不例外。但在合同解释中又不得不对“完全”的意思自治有所限制。本文就在合同解释与意思自治关系上作些探讨。     

融资性贸易中名实不符合同效力认定规则之反思

融资性贸易纠纷非常复杂，对法官的审理裁判工作提出了挑战。法官准确适用法律的要求使得法官必须正确识别案涉法律关系的性质，并相应作出公平合理的妥当裁判。就此而言，合同自由、意思自治仍然是合同法的基石和合同效力的正当性依据，法律应当保护交易安全、当事人基于合同所享有的合理信赖。法官在审理名实不符的融资性贸易纠纷时，首先仍应立足当事人所签订的合同，从合同解释的基本规则出发，对合同的法律性质进行准确的识别；对于当事人的书面合同系虚假表示的定性应持慎重和谦抑的立场，除非有确定的证据，否则不宜随意排除或否定当事人的合同效力。要避免“法官替当事人订立合同”的局面，防止法官通过合同解释为当事人之间“再造”出完全不存在的合同关系。另外，在对法律关系定性的时候，应尽可能尊重合同相对性和当事人合理信赖等原则，为“穿透式审查”设定必要的界限，避免突袭性裁判。     

论涉外仲裁协议效力认定的法律适用

仲裁协议的独立性表明,仲裁协议效力的判断过程应当独立于实体性合同效力的判断过程,因而仲裁协议的法律适用与实体性合同的法律适用并无必然关联。法院应通过解释合同尽可能实现当事人在缔约时想要将争议提交仲裁的意思表示。若当事人既没有选择仲裁协议适用的法律、也没有约定仲裁地与仲裁机构所在地,应当以最密切联系地作为兜底连接点。     

浅析教师聘任合同的法律特点

实行教师聘任合同法律制度,是我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过程中在教育领域采取的一项重要的人事制度改革,它标志着我国教师任用制度上的重大突破。教师聘任合同是指是高等学校指与教师之间在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所签订的明确双方权利和义务的协议,其主体、合同内容、客体及其合同性质都具有自身的异于它类合同的特点。     

关于合同解释主体的思考

主审案件的法院/仲裁庭在裁判文书中解释合同时为解释主体,不主审案件的法院/仲裁庭即使对合同发表看法也不是解释主体。合同当事人对其合同所做“解释”可能有助于主审法院/仲裁庭适当裁判,但即使如此,他们也不是(有权)解释合同的主体。专家证人、代理律师以及学者在主审法院/仲裁个案的仲裁庭的有权解释中是辅助人,不是合同解释的主体...     

合同解释制度的法理分析

现代合同法解释出现了一些新特点。合同解释的目的不是纯粹的认识和描写,而是重在其规范的机能,即决定判决的基准。在合同解释实践中,法官是在运用而并非是援用解释规则。合同解释规则是在长期审判实践中形成的,但这些规则上升为法律规范,并形成合同解释法律制度是与解释学及法学理论的发展紧密相关的。     

论“合同目的”的规范效应

合同情境中总有一些未必能还原到效果意思层面的内容,这就需要以"合同目的"作为法技术概念,在合同中体现效果意思以外的当事人动机层面的内容。借助"合同目的"的表达,可以推导出缔约阶段当事人所承担的行为义务及其合理性。在合同解释阶段,合同目的可以作为解释基准和引致规范,将外在价值判断以当事人意思的形式表现出来。而"合同目的实现型"救济模式更符合当事人的期待,并激励交易的实现。以"合同目的"为依据,可以实现从"效果意思"到"事实性意思"的规制视角转换。     

合同解释中的司法能动与克制

法官对合同的解释无法脱离其能动性,而主观性的解释须以客观性为目的。当法官在合同解释出现障碍时应恪守两个标准：理性第三人标准和社会公共利益标准。同时,必须对法官的能动性予以下列限制：法官在适用理性第三人标准时,应尽量避免以所谓的＂理性第三人＂之名而作出偏离缔约人真意的解释;法官在合同解释中的自由裁量权要受合同解释规则、合同文本内容、法官职业共同体之规则、公平、正义、诚信等基本原则的限制。     

我国民法典中准合同解释之罗马法因素

我国民事立法历经百余年后,准合同作为一个重要法律术语始现于我国民法典合同编中.缺乏民法学理论研究和民法典总则编的体系铺垫,形成了准合同解释的先天缺陷.但准合同存续历史悠久,罗马法赋予其生命,法典化国家的民法学理论和立法实践赋予其持续活力.我国民法典对准合同的引入,使法学理论承担起解释使命.罗马法因素是我国民法典准合同解释的重要基础,其债法体系思维、意思表示与行为效果间的关系、给付行为在判断准合同与债的其他渊源关系中的核心价值等理论是厘清准合同解释定位的重要坐标,现代法典化国家的立法经验是准合同解释的重要参考.应运用法律解释的科学方法,关注罗马法因素并结合现代社会需要和我国本土特点探究准合同解释,以实现"经由罗马法,超越罗马法"之立法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