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中西方心理学体系结合的方法问题——兼论“中国心理学史”研究的困境与改革

近30年前出版的中国心理学史教材,舍人文主义而取科学主义的心理学研究范式,形成了两种研究模式。一种以科学主义心理学的概念体系作为挖掘与整合的主要框架,使得中国古代心理学史的研究停留在外在逻辑水平。另一种是潘菽教授言传身行的科学性原则。潘菽避开了科学主义心理学的研究困境,认为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是否具有科学性,应该检验其是否合乎人的心理实际,是否有助于破解当代心理学的问题与提高心理学的科学性。中国心理学史的改革必须坚持潘菽教授的科学性原则,以开放的学科视角,兼容科学与人文范式,并蓄各种研究方法,才能发展出体现中国文化内在逻辑原则的心理学体系。     

中国心理学史的对象和范畴

中国心理学史的对象中国心理学史,顾名思义,应当是研究中国心理学的诞生、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但心理学在我国作为一门学科,是由西方传入的。我国自1840年以后逐步沦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悲惨境地。为了发奋图强,我国的先进人士,竞向西方学习,1903年以后,心理学才被列入     

中国心理学史学科的创建与开拓——论杨鑫辉教授的学术思想

杨鑫辉教授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从事中国心理学史研究,历经奠基、发展和提高三个阶段,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成为中国心理学史学科的主要创建者之一,被中国心理学会授予学科建设成就奖。他提出了研究中国心理学史的"一导三维多元"方法学,即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一个根本性的指导思想,遵循以心理实质为主线、以现代心理学概念和体系为参照、以科学历史主义为评价三维原则,采用归类排比法、史料考证法、义理诠释法、纵横比较法、实证检验法和系统分析法等多元研究方法。他提炼了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的范畴体系,即以人性为元范畴,以关于心理实质的形与神、心与物、性与习、关于心理过程的知与虑、情与欲、志与意和关于个性心理的质与性、智与能为三个亚范畴。他建构了中国心理学史的学科体系,研究了中国心理学史的广泛专题问题。     

诠释与转换——论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史研究方法的新发展

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史的研究方法一直在发展之中 ,但已有的方法还不能很好地满足其学科发展的要求和步伐 ,因此 ,新的研究方法对其来说是必要和关键的。我们提出实证诠释和转换的方法 ,把中国心理学史从过去的义理诠释推进到实证诠释 ,把挖掘的原则扩大到转换 ,从而使中国古代的心理学思想能更好地为现代人服务 ,同时 ,在心理学的方法论中 ,还可以起到促使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结合的作用     

诠释与转换－论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史研究方法的新发展

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史的研究方法一直在发展之中，但已有的方法还不能很好地满足其学科发展的要求和步伐，因此，新的研究方法对其来说是必要和关键的，我们提出实证诠释和转换的方法，把中国心理学史从过去的义理诠释推进到实证诠释，把挖掘的原则扩大到转换，从而使 中国古代的心理学思想能更好地为现代人服务，同时，在心理学的方法论中，还可以起到促进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结合的作用。     

“道”与自然法思想的比较与研究

由于东西方之间人们对生活意义的理解不完全相同,因而造成中国古代和西方社会产生了未必完全相同的法律智慧。自然法反映了西方人对某种永恒正义的信仰,而在中国的文化土壤里产生了道家的法自然思想。但是历史发展结果截然不同,分别在东西方形成了人治和法治的传统。本文指出研究中西方古代＂自然法＂思想是中国法制进程的必然要求,现代中国在大量吸收西方自然法思想的同时应从中国古代道家法自然思想中汲取营养,为创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     

试评西方心理学史的时代精神说和伟人说

时代精神说和伟人说是西方心理学史家研究和编纂心理学史所遵循的一条基本原则。本文用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分析这条原则,在着重指出其唯心主义实质和局限的同时,肯定其说明心理学历史发展的意义和合理性方面,对研究心理学史具有重要意义。     

试论心理过程的分类与心理学的科学体系——兼论中国传统心理学的地位

潘菽教授认为西方心理学体系存在“知／意”不平衡的问题。潘菽教授提出的心理过程的“知／意二分”理论，对未来的心理学科学体系提出了“知／意”平衡的要求。另外，人与动物的心理差距源于根本不同的遗传基因，人与人之间的心理差异则主要是由各自不同的对象关系及由此形成的不同文化所造成的。西方文化偏重于人对物的关系，发展出以认知为研究主线的心理过程体系；中国文化则相反，偏重于人对人的关系，形成以意向为研究主线的心理过程思想。要建立知意平衡的心理学科学体系，就必须在以认知过程为研究主线的西方心理学的理论成果基础上，重视并加强对以意向过程为思考重点的中国传统心理学思想的研究。     

论西方心理学的价值取向

通过对西方心理学史的考察 ,心理学的两种价值取向主要是不同的哲学思想影响的结果 ,两种价值取向的对立既促进了心理学的理论兴盛又导致了心理学的长期分裂。要统一心理学 ,就必须在大人文主义科学观的统摄下谋求心理学研究对象的统一、研究方法的互惠、研究者的互动以及学科的科学定性     

论传统思想对中国法治的影响

都说中国的法治化进程是在西方法治思潮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作为拥有几千年灿烂文化的文明之国,中国的法治进程是否能够依靠自身根底去发展?本文通过对儒家、法家、道家等思想的分析折射出中国现代法治思想的自身光芒,为提醒炎黄子孙重视研究本国灿烂思想文化尽一绵薄之力。     

科学心理学、常识心理学与质化研究

科学心理学与常识心理学是心理学存在的两种知识形态,在知识的掌握者、追求目标、呈现方式及真理性判断标准等方面都存在着明显的区别甚至对立.新近心理学中质化研究的兴起,有望打破两者的对立困境,使常识心理学纳入科学心理学研究领域、常人从事科学心理学研究都成为可能,从而为两者构架了一座沟通的桥梁.在质化研究视野中反思两者的关联,就会发现常识心理学应该科学化,科学心理学也要注意常识化,两者本质上是一个相互转化,共同发展的关系.     

论斯特恩的人格描述心理学

德国著名心理学家斯特恩所提出的人格描述心理学,是对狄尔泰浪漫主义描述心理学传统的传承和发展。他受狄尔泰和艾宾浩斯的双重影响,坚持人文主义与实验主义、描述心理学与说明心理学、理解方法与说明方法的融合统一,主张从多元综合视角来研究心理现象。他的描述心理学以人格主义为哲学基础,主张在心理学人文科学观指导下,通过描述、理解或解释来如实把握具有独特性、目的性、价值性和意义性的完整人格及其内部结构。他的描述心理学与狄尔泰的描述心理学一脉相承,并在具体内容和观点上发展和超越了后者。     

论斯普兰格的结构描述心理学

德国著名心理学家斯普兰格所提出的结构描述心理学,是对狄尔泰浪漫主义描述心理学传统的传承和发展。他坚持描述心理学与说明心理学的二元对立,认为注重文化情境和整体理解的人文科学取向的描述心理学更有利于真实地把握心理生命的意义完整性,而迷恋实验室操作、因果假设和元素分析的自然科学取向的说明心理学会破坏心理生命的意义完整性。他主张在心理学人文科学观指导下,以富有意义的理解方法去把握和领会深嵌于社会、历史和文化关系中的心理生命结构体。他在描述心理学框架内,根据人对六种文化领域的兴趣和价值,提出了六种人格类型即理论型、经济型、审美型、社会型、政治型和宗教型,并对青少年心理发展问题作了富有成效的具体探索,指出了青少年心理发展的三个基本特征即自我的发现、生活计划的出现和跨入各种生活领域。他的描述心理学与狄尔泰的描述心理学一脉相承,并在具体内容上发展和超越了后者。     

女权心理学及其对西方主流心理学的挑战

女权心理学是西方女权主义运动中的一股重要力量。女权心理学试图揭示西方心理学的内容和方法中的男性中心偏见 ,反对扭曲和病态化女性的经验与行为。在女性心理的研究中 ,它既反对夸大性别差异 ,也反对抹杀和取消性别差异。女权心理学质疑西方主流心理学的科学观和方法论 ,认为自然科学的经验实证范式不适合心理学 ,心理学不可能脱离社会文化的影响而进行价值中立的研究     

车文博先生对心理学"三史"研究的开拓性贡献

车文博先生在吸收借鉴、扬弃超越他人的研究视域和编篡原则的基础上,持之以恒地大胆探索,出版了数本(套)在国内外心理学界产生重大影响的鸿篇巨制。车文博先生关于心理学三史的创新性研究,实现了从心理学知识史到认识史、从心理学学科史到思想史、从单一文化心理学史到多元文化心理学比较思想史的整体性跨跃,体现了先生作为理论心理学家、心理学史家和心理哲学家的治学理念和学术风范,三史研究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生活世界”中的心理学

实现真正的“人”的心理学需要在心理学研究中树立“生活世界”的理念,从自然科学的主导态度转向生活世界的视域。生活世界是人们对现实的直接在场,是实现人的现实意义及价值的最根本的世界。生活世界的心理学价值在于强调忠实于心理现象的重要性,将研究对象定位为真正是对人的研究,把人真正当作“人”;研究在现实生活中真实体验和活动着的人的心理并进行纯粹的描述和意义理解。     

Psychology and law courses

During the past decade the field of psychology of law has changed considerably. Accompanying the growth of research and practice, there has been an increase in offerings of courses in this field. The courses are offered at both undergraduate and graduate levels and cover a wide spectrum of interests. The types of courses currently being offered and the student samples enrolling in the courses are examined. In addition, a review of the major textbooks used in the courses is provided.     

后现代思潮与叙事心理学

后现代思潮对科学主义在社会科学研究中霸主地位的否定,引起了包括心理学、人类学等有关学科在内的“叙事革命”。作为心理学领域内革命成果的叙事心理学,实质上体现了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它比起传统的心理学研究范式自有深刻之处。叙事以其建构意义、追寻价值、创造生活的独特性,将使心理学在为解决人的现实心理问题、提高人的生活质量服务的追求中发挥重要作用。     

Psychology in police training

Conclusion Recent studies have concluded that a number of major police departments have under-utilized their trained negotiators and suggested that they be used to develop further training, especially in the area of elementary psychological concepts such as communication and rapport building skills. This argument can be extended to include the use of negotiators or psychologists to train members of the department in essential psychological processes such as the importance of command and control, perception and communication. The advantage of training police personnel in the understanding of psychological concepts is that it can easily prevent injury to the public with the attendant reduction in civil liability. If the officers involved in the case discussed had understood even one of the three areas of basic psychological concepts the hostage might not have been injured nor would there have been the resulting civil liability of the law enforcement agencies. Proper psychological training is of benefit to police agencies not only in the delivery of services, and the advancement of the profession, but also in the prevention of injuries to the public and the lessening of civil liability.     

Psychology and legal change

This article takes stock of one aspect of psychologically based empirical jurisprudence-its role in legal change over the last decade. It assesses the ways in which the increased involvement of psychology in the legal process has influenced and affected the nature and direction of legal change. While acknowledging very real and tangible successes, it also identifies several problem areas, ones whose significance may grow in light of an increasingly unsympathetic, conservative judiciary. The direction of psychology and law, as an applied academic discipline, and the future of empirically based legal change are also examined.This article is based on an Invited Address to Division 41, APA Annual Convention, New Orleans, August, 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