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后官僚制时代：公务员价值取向的转变

官僚制度下形成了官僚制组织及其成员以理性为基础的价值取向,但是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使官僚制组织及其理论受到了冲击,新的社会需求要求政府公务员树立新的价值取向。我国作为后发展中国家,在对官僚制组织体制进行反思和改革的过程中,应形成具有我国特色的公务员价值取向。     

社会公平正义价值取向下的我国政府公共服务改革探讨

服务型政府的价值取向是指在改革公共服务政府的过程中应当遵循和选择的动态价值目标,使服务型政府改革向既定的目标发展起导向作用。结合我国的实际国情,公平正义的价值取向是我国政府公共服务改革最现实的选择。本文从社会公正正义的内涵、社会公正正义与公共服务改革的关系及推进我国公共服务改革的措施等作了简要探讨。     

试论政府“和谐人”角色定位与路径选择

政府角色属于一个不断变化的动态范畴,随着社会形势的发展而转换。面对新形势下构建和谐社会的执政理念,政府的执政方式就要与之相适应。为此,政府不但会被赋予＂和谐人＂的新角色,而且应该担当起构建和谐社会的重任。本文尝试从＂和谐人＂角色产生的时代背景、＂和谐人＂角色定位及＂和谐人＂的路径选择三个方面探讨建构＂和谐人＂角色范式。     

试析我国政府职能的价值取向

对我国政府职能的价值取向,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见解。理论的不同,引起人们思想的混乱。故我们应从政府职能价值观进行反思,并把我国政府职能的价值取向确定为市场政府、法治政府、民主政府和电子政府这四种价值取向的有机结合。     

行政复议：制度比较、功能定位与变革之途

行政复议在当下社会所遭遇的困境已是有目共睹,作为一种公民权利的救济方式,行政复议处于信访与行政诉讼的双重夹击之下,＂生存空间＂日趋狭窄。《行政复议法》＂内部监督＂的功能定位和一系列制度设计的偏差,导致了行政复议制度在现实中公正性与公信力的缺失。行政复议的理想价值取向应在于＂效率＂与＂公正＂之间,制度设计应最大限度地调和这两种基本价值。现行制度过于偏重＂效率＂取向,忽视＂公正＂追求,使得其急需以＂有限独立化＂为方向进行相应改革。     

经济法价值在国有经济法中的微观体现——以国有企业特殊社会责任为讨论视角

企业作为经济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统一体,其＂社会公民＂的个体角色及基于该角色所采取的行为决定了企业具有承担社会责任的应然性。作为特殊的主体,国有企业具备公益性与营利性的统一,承担着特殊的企业社会责任。这种特殊的企业社会责任体现了经济法的核心价值,即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整体效益价值。     

试论中西方行政伦理差异及其启示

政府行政的服务理念已经在国内外政府改革的价值取向上成为共识。然而,在传统的行政伦理观念和社会体制以及社会文化背景中,中国和西方存在差异,了解这些差异,借鉴西方行政伦理合理之处对构建我国有中国特色的服务型政府以及相应的行政伦理建设有着重要的价值和理论实践意义。     

"公共性"视野中政府行为的市场化及其限度

“公共性”是政府得以产生、运行的内在依据和合法性来源。一个政府的“公共性”是通过其行为价值取向与行动能力来直接体现的。在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成长过程中,政府行为的市场化取向在强化政府的利益主体地位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会造成政府“公共性”的流失。因此,合理设计市场经济中政府所应充当的角色,对政府行为进行限度分析,是增强政府“公共性”的理性选择。限定政府的行动范围必须对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干预行为的局限性和适度性、政府职能的转变、公共决策的法制化等问题给予充分关注。     

我国政府信息公开立法的价值取向和现实路径

完善我国政府信息公开立法,需要首先明确我国政府信息公开立法在宪政、行政、经济、法律、社会、国际等六个方面的价值取向。在此基础上树立现代立法观念,遵循立法决策程序,充分利用地方先行立法权,寻求适合我国国情的现实路径。     

社会公平正义取向下的我国政府公共服务改革探讨

在社会公正取向下,提高服务的质量和效率,更加注重社会公正,建设服务型政府,探讨我国政府公共服务改革的新思路、新方向,不仅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更有很强的实践意义。     

政府权力市场化的经济法规制

政府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运行的调控者和参与者。政府权力的行使是实现民生和发展目标的重要路径,但存在自利属性和权力市场化倾向,主要表现为投资行为的越位、经济角色的错位、公共产品供给的缺位。这些问题产生的主要根源是制度供给不力或不足,使政府较容易利用掌握的公共行政权力谋取利益。经济法因其法益目标和干预手段的特殊性,天然地具有对权力行为进行调适的能力。故而,在考量和整合多重利益范畴的基础上,构建完善的经济法规制策略,是克服政府权力市场化的可行路径。     

Project Appraisal for the Keynesian Investment Planner

This paper outlines a theory of project appraisal wherein the neoclassical premises of conventional cost-benefit analysis are replaced by their Keynesian counterparts. The paper shows how the social rate of return on public and private investment, the private and social discount rates, and other concepts used in cost-benefit analysis may be modified to take account of the income externalities generated by the multiplier, mark-up pricing, and the causal priority of investment over saving.     

西部投资法律制度之缺陷与完善略论

西部大开发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投资问题 ,国家投资不足、民间投资总量少且效益低是制约西部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西部投资法律制度由国家与西部各地有关西部国内投资的法律制度和外商投资的法律制度组成 ,它们均存在不利于西部发展的重要缺陷。作者提出了完善西部国内民间投资、外商投资和国家公共投资三方面法律制度的价值取向与基本措施。     

“拜一杜规则”与中国《科技进步法》和《专利法》的修订

如何促进政府投资所生之科研成果尽快向产业界转移,充分实现公共投资的经济和社会价值,一直是各国政府所面临的一个挑战。美国于1980年制定的《拜—杜法案》通过将政府资助所作之发明获得专利的权利划归完成单位,以产权激励的方式刺激此类创新成果的实施,并为此构建了被称为拜—杜规则的一整套颇为完备的制度,其实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效果。中国为提高政府资助科研所获得成果的产业化实施率,借鉴美国经验,在《科技进步法》中引入了拜—杜规则的核心内容。但是,仅有科技基本法原则性的规定是不够的,为充分发挥拜—杜规则的积极作用,《专利法》或者《专利法实施细则》中有必要充实这一规则的具体制度设计。     

干部教育培训科学化水平提升策略探析

干部教育培训的投入是最具经济和社会效益的投入。干部教育培训既是干部人才资源开发系统中的一个基础环节,又是一个重要环节。为此,应以现代成人教育培训规律为指导,提高干部教育培训质量,提升干部教育培训科学化水平。     

社会诚信危机的治理:行政法视角的分析

诚信是社会正常运转所必不可少的基本品质。我国当前面临着严重的诚信危机,无论国家机关诚信还是社会诚信均需重塑。我国当前的诚信信息供给模式属于公共信息机构占据主导地位的混合模式,市场化的诚信信息供给主体作用较小。因此,对社会诚信危机的治理,应当在完善公共诚信信息系统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公共诚信信息的行政运用机制,通过行政机关的协同配合和社会公众的参与来达成目标。     

新公共服务理论对我国政府改革的启示

“新公共服务理论”是基于对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反思而建立的一种新的公共行政理论,这一理论对政府在社会发展中的角色和作用进行了全新的阐释,比较符合世界范围内政府改革趋势,对于缓解社会危机,提高政府效率,优化公共服务有重大意义,对我国政府改革也有很大启发作用。     

我国农村公共信息服务建设与地方政府责任

本文认为,深化农村公共信息服务建设,各级地方政府责任重大,但当务之急是处理好地方财政投入力度不足、地方政府角色定位失当、地方政府职能转变迟滞问题.为此,应建立健全各级地方政府部门主导下的多元投资机制;建立健全各级地方政府部门涉农公共服务机制;建立健全农民公共信息需求表达及反馈机制;建立健全由广大农民积极参与的监督机制;建立健全各级地方政府部门的相关决策及规划机制;建立健全科学有效的农村公共信息服务评估机制.     

公共危机协同治理中的社会资本研究

加强公共危机治理,维护社会稳定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方面。恶性社会资本是公共危机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而良性社会资本在公共危机协同治理的各个阶段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抑制恶性社会资本,提升良性社会资本,构建公共危机协同管理体系,培育公民的志愿精神,发挥民间组织和公民社团的作用是化解公共危机的有效途径。     

THEY'RE NOT ALL “MY FAIR LADY”

This article examines debates about public culture from the late 1980s to the present and identifies thirteen arguments that have been used to justify an investment in public culture: public interest, national security, merit, moral worth, the good life, economic development, politics, education, democracy, American identity, shared symbols, diversity, and innovation. The article then asserts four positions: (1) public culture and democracy are mutually constitutive, (2) elite culture can be detrimental to democracy, (3) the deliberate pursuit of diversity is a democratic endeavor, and (4) culture can bridge social differences. The article closes with a discussion about whether any form of public culture has yet been achieved in America, drawing on the work of Tyler Cowen and Bill Ive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