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和谐社会中公权力的法理界定

和谐社会建构的关键在于国家运用公权力协调和平衡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当前我国社会处于转型时期，各种矛盾交织。特别是一些公务人员将公权力当作私有特权而予以滥用。因此，对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而言，应正确处理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关系。并从法理上对公权力作出明确界定：“法不授权不得为，法有授权必须为”。     

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与和谐社会构建

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是化解社会矛盾、缓和社会冲突、构建和谐社会的有效方法之一。基于国家对公权力的垄断,国家有义务保障公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同时,这一制度也是法治国家尊重和保护人权的标志。     

试论法治文化在和谐社会构建中的作用——调解制度的新发展

在和谐社会的建设中会出现很多社会矛盾,这也是和谐社会的不和谐因素。在法治文化的指导下,应用法律来解决矛盾,纳入法治的轨道上进行,才能达成或保持社会的和谐。充分发挥调解制度的作用,达到"息讼"、"止争"的目的,健全社会矛盾的多元处理体系,为构建和谐社会而努力。     

公私协力所生国家赔偿责任归属之研究

依台湾地区现行"国家赔偿法"和"国家赔偿法修正草案"规定,委托行使公权力行为产生国家赔偿责任时,应以委托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然而,受托行使公权力之私人团体或个人,对所行使之内容为公权力已有客观认识,应本着与委托人为同一注意义务。从"行政程序法"、"诉愿法"和"行政诉讼法"更可推断出受托者在行使公权力之范围内应当负公法上之责任,不能因不具有公法人格而免除其公法上法律责任之立法意图。现行"国家赔偿法"和"国家赔偿法修正草案"规定的合理性及妥适性,仍有深究之余地。     

试论法治文化在和谐社会构建中的作用——调解制度的新发展

在和谐社会的建设中会出现很多社会矛盾,这也是和谐社会的不和谐因素。在法治文化的指导下,应用法律来解决矛盾,纳入法治的轨道上进行,才能达成或保持社会的和谐。充分发挥调解制度的作用,达到"息讼"、"止争"的目的,健全社会矛盾的多元处理体系,为构建和谐社会而努力。     

当道德与法发生碰撞——由"彭宇"案所引发的思考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初级阶段,原始的道德观念自然地发挥作用,具有"原始法"的效力。随着社会的发展,形成了道德与法互动与矛盾共存,当道德与法发生碰撞时,该如何解决是现代社会所面临的一个不可回避的课题。本文从在社会上影响很大的"彭宇"案着手,对道德与法的矛盾及其解决方案进行了论述,以期形成一个良好的和谐社会。     

认真对待公权力

在公民权利意识日益高涨的今天,国家机关要想认真对待公民权利,与公民建立和睦的关系,响应建设和谐社会这一号召,国家机关就必然要认真对待公权力。国家机关和公民之间关系和睦与否,直接关系到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和前进的进程。公权力作为连接国家和公民之间的一条敏感纽带,其重要性是尤其不可忽视的。然而在我国,关于公权力的认识还存在很多误区,本文在分析我国现阶段公权力所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解决方案,以期国家机关能够认真对待公权力,很好地行使公权力,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论社会信用法的立法模式选择

社会信用法是社会信用建设的基本法,制定这部法律的首要问题是立法模式如何选择,核心问题是信用主体、客体如何界定。以信用主体和客体界定为视角展开学理论证,是研究社会信用法立法模式选择问题的重要进路。关于信用客体,社会信用立法应当将经济信用和公共信用均纳入社会信用法的调整范围;关于信用主体,基于构建公私一体遵循的诚信价值观需要以及当前公私融合、"对事调整"综合立法的实用主义观念,公权力主体的信用问题应当纳入社会信用法进行调整。在立法体例上,采取以私权利主体的信用调整为主、适度衔接公权力主体信用问题的"折中"立法模式,是社会信用法较为理想的立法方案。     

预防化解社会矛盾的治本之策:规范公权力

当前我国社会矛盾纠纷不断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公权力行使不规范,表现为社会政策和法律制度滞后、政府违法决策处置突发事件不当、行政执法不规范、法律实施不良、行政不作为、信息不公开等,预防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根本出路在于规范公权力行使,包括明确权力边界,规范立法权力,健全程序规则,规范决策和执法行为。由于解决矛盾纠纷主要依赖行政方式,诉讼、复议等法定救济渠道并未充分发挥作用,致使社会矛盾越解决越多,预防化解矛盾纠纷的难度不断加大。为此,应当慎用行政手段,畅通法定救济渠道,有效化解社会矛盾纠纷。     

治安调解:适用条件的解读与重构

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治安调解作为"大调解"机制的重要内容无疑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治安调解最大的问题在于适用条件的模糊性和公安机关几乎不受控制的自由裁量权。重构治安调解的适用条件,需要将其放置在转型社会的背景下,以调解为原则并体现法律对公权力的限制。     

检察监督——化解拆迁矛盾纠纷的新路径

随着社会主义法治进程的不断推进,对私权利的保护越来越受到关注,这要求政府依法行政,约束公权力.拆迁过程,因为杂糅了多方的利益纠葛而形成错综复杂的法律关系,其所引发的社会矛盾和大规模群体性对抗事件已成为破坏社会和谐稳定的因素.本文指出拆迁过程中公权力的运行需要"置身事外"的第三方来监督,否则容易造成公权力对私权利的肆意侵害.检察机关是我国宪法规定的法律监督机关,其应该在拆迁中承担起监督职责,充分发挥检察职能,维护法律的尊严与权威,同时维护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江必新：法治社会建设中的突出矛盾及其消解

当前法治社会建设存在七个方面的突出矛盾：一是公民的权利意识的崛起与维权理性不足之间的矛盾。二是对公权力机关的诉求日益增长与对公权力机关的服从、配合、支持、信任日益淡化之间的矛盾。三是对依法治国原则的抽象认同与社会普遍存在的人情、关系、私利、政绩大于王法的实践的矛盾。     

群体性事件中的聚众犯罪防控对策研究

社会深刻转型,各种矛盾叠加共振,群体性事件层出不穷,特别是价值观追求型和社会泄愤型群体性事件极易引发聚众犯罪。究其原因,主要是深层次矛盾愈发尖锐、利益表达与协商机制失灵、政府公信力下降等社会因素与各种不良社会心态为主的个人因素的相互作用。在群体性事件视野下防控聚众犯罪,其根本方向是建立社会矛盾化解机制,其着眼点是控制群体性事件的冲突程度,其关键点是建立规则和程序,开启群体性事件的"法治化"进程,规范公权力的行使。     

法律监督:公权力诚信体系中一个亟待研究的领域

公权力诚信体系出现危机时,往往出现道德滑坡、诚信缺失,政府计划履行的各项任务受到怀疑,使民主受到质疑。不断完善公权力诚信体系,制定社会信用管理法律法规的要求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公权力诚信与民众认同有着直接的关联,当公权力在政务诚信与民众对公权力诚信的期待值之间引发尖锐矛盾时,需要法律监督在公权力运行机制上伸张公平正义。     

论公权契约化——兼论国家干预契约化

受公私权二元对立及公私法二元划分的影响,禁止公权契约化被视为传统法治的基本原则。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公权与私权、公法与私法不再是简单的对立关系,而是呈良性互动和融合的发展趋势。因此,现代社会的公权运行逐渐采用契约这种私权行使方式,这一现象可被称为"公权契约化"。作为公权力重要组成部分的国家干预权,采用契约方式来实现干预目的,对构建和谐社会、减少政府失灵及实现经济法的现代化具有积极意义。     

论刑事检察公诉的价值目的

检察公诉的职能作用,首先是指刑事检察公诉通过职务的履行,调整国家、社会的各种利益的功能。其次是代表国家和社会依照法定授权,在对已经侦查终结的刑事案件审查后,依据刑事实体法条文,对犯罪嫌疑人涉嫌犯罪的行为所作的政治、道德上的评价职能作用。第三是监督功能。刑事检察公诉的本质就在于,它是以对已经由侦查启动的刑事追诉的决定为载体,以监督刑事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为手段,主张和维护国家和社会受刑法保护的利益的国家公权力。     

法治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保证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体人民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和谐社会。和谐社会并非无矛盾、无分歧、无裂痕社会,和谐社会也不是无冲突社会,任何社会都是以矛盾和冲突为特征而不断完善并发展的。法治原则作为和谐社会的本质目标和基础,可以保证和谐社会依照既定的规则有序运行,防止社会的无序化和无序状态。社会中大量存在的矛盾必须积极主动地去正视和化解,而化解矛盾不论用什么方式,都只有在法治的轨道上进行,才能达成或保持社会的和谐。     

略论和谐社会中的公平正义与法律

要具体化为处理各种具体矛盾和争执的法律规则,追求社会和谐也必然要求实行法治,法治中的法必须体现正义。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加强和重视对法的正义性的研究。     

限制公权力,保护私权利

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国家政府的公权力越来越大,不时出现侵犯公民私权利的情形。于是,限制公权力以保护公民私权利成为现今提高社会和谐水平、提升公民幸福感的重要一环。然而＂公权力存在是为了保护私权利,对公权力的限制便是对私权利保护的削弱。＂这句话给盲目的我们当头一棒。我们就要尝试解析公权力和私权利,发掘其在当代的关系现状与问题,并针对公权力的类型,提出限制公权力、保护私权利的一些方法浅见。以此来解决上述名言中的矛盾,限制不合理的行政权、司法权,对症下药,不盲目行动与跟调。     

追求执法的社会效果不断提高社会容忍度

在对"李兴武案"进行分析总结的基础上,认为罪刑法定原则和社会危害性原则存在矛盾冲突,即形式理性和实质理性的选择上存在冲突.在当前构建和谐社会的社会语境下,为协调二者的矛盾,达到更好的执法效果,应当切实提高刑法的谦抑性和社会容忍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