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初探--兼论《公司法》第35条之修正

赋予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优先购买权、指定同等条件之受让人的权利,已足以维护股权转让中其他股东的利益,在此之外股东应享有充分的股权转让权.股权转让中,应明确区分股权转让合同效力与股权变动效力,并将二者予以区分控制.在控制股权变动效力的发生即足于实现正当目的时,没有必要否定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     

论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

作者认为,股权转让合同原则上自合同成立之时起生效,除非法律法规明文规定批准或登记生效要件.合同生效时间不同于合同项下股权的变动时间.不得以股权变动尚未发生为由否认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有效股权转让合同仅产生卖方将股权让渡买方的合同义务,而非导致股权的自动、当然变动.倘若某股东向非股东转让股权时未尊重老股东同意权与优先购买权,则股权转让合同为可撤销.即使履约导致股东超过50人,股权转让合同与公司亦为有效.卖方出资存在瑕疵的,买方股东资格也存在瑕疵,但此种瑕疵并不必然影响合同的效力.主张慎重对待和处理无效或可撤销的股权转让合同.     

股东优先购买权行使中被忽略的价格形成机制

学界通说认为,赋予其他股东在股东向外转让股权时的优先购买权,其制度设计旨在保护闭锁公司其他股东的"控制利益"或"在先利益",即封闭或者限制外部人进入公司的渠道。然而,此种解读忽略了优先购买权制度设计的另一目的——衡平转让人、拟收买股权的受让人与其他股东之间的利益关系。优先购买权除能赋予其他股东"近水楼台先得月"的"旁观者利益"外,还有保护转让人获得最大转让利益的功能。解释论上认可转让人修改其转让股权之意思表示,可在受让人与其他拟收购股东之间形成一种内部拍卖市场,从而使闭锁公司拟转让之股权能获得最优的、公平的市场价格,克服闭锁公司之股权交易缺乏公开市场而衍生的弊病,这种被忽略的价格形成机制需要重新发现和得到重视。按此理解,优先购买权可解释为优先购买请求权,而非优先购买形成权。其他股东的优先购买权能否实现,取决于转让人之转让意思最终是否会发生修改。     

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优先购买权问题研究

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优先购买权的法理基础在于期待权和有限责任公司的理论。股东优先购买权是一项法定权利 ,是股东基于股东资格而享有的请求权 ,其行使须依法定程序。股东优先购买权的效力及法律保护须考虑公司资本利益和股东有限责任原则的衡平以及如何防止股权转让自由的滥用。     

有限公司股东优先购买权司法争议问题探析

股东对外转让股权合同效力以及规避股东优先购买权合同效力的争议均集中于股东购买权性质,然而,目前法院对股权性质的认识仍停留于对权利行使方式的考察,而未有对权利背后具体基础关系的探究,因此形成了理解上的本末倒置。股东优先购买权的基础关系是公司组织合同关系,因此,将其定性为请求权比较妥当。规避股东优先购买权是因为其效力"射程"极为有限。如果根据"请求权说"适当扩展其"射程",将从根本上解决对规避行为进行司法制裁的疑难问题。     

论现有股东优先购买权诉讼模式的局限及其完善——以《公司法》第72条第3款的制度目的为视角

股东优先购买权,系指除股权转让人以外的其他股东享有的,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购买转让的股权的权利。〔1〕股东优先购买权具有法定性。我国《公司法》第72条第3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经股东同意转让的股权,在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有优先购买权。股权具有财产权利的属性,它具有价值并可以进行转让。同     

公司法第七十二条蕴含的商业逻辑及其展开

公司法第七十二条对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转让股权的问题作了规定。该条结构复杂、意蕴丰富,关于该条中规定的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之含义、股权转让事项通知的时间、次数和内容、其他股东同意权的效力、其他股东优先购买权的行使方式、其他股东主张优先购买时出让股东有无反悔权等问题也始终困扰着商业实践和司法审判。公司法第七十二条的立法意图如何理解、商业实践中商人在进行股权交易时如何运     

出资转让之成立与生效

“出资转让” ,即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转让 ,是在实践中引起纷争的问题。本文从引起纷争的案例入手 ,分析《公司法》第 3 5条规定的准确含义 ,辨析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与股东会同意及股东行优先购买权之间的关系 ,并指出股东名册和工商登记变更对股权转让效力的影响。     

谈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对外转让的条件

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对外转让,在公司章程未作出限制性规定时,应遵循公司法的规定。未经过股东会议上过半数其他股东同意、剥夺或规避其他股东的优先购买权的股权对外转让行为无效。但股东在签订了有效的股权对外转让协议却未作股东名册或股权工商登记的变更并不影响股权对外转让的效力。     

股东优先购买权“穿透效力”的适用与限制

在法定优先购买权之外,股东可以通过特别约定的方式将"人合"的形式与范围予以相应扩大,此时穿透于法定优先购买权而适用于股东实际控制人之变动的优先购买权就成为股东与股东之间的特别约定,由此成就了股东与股东之间在法定优先购买权之外的穿透效力。此种法定优先购买权之外的权利的穿透乃为"私法自治"与"意思表示"的反映,是公司设立之初或设立过程中各方对自身利益的计算已经达成的妥协,从而获得了利益的平衡。因此,当股东之间存在这种对于股权优先购买权穿透适用的明确安排时,不能断然否定当事人之间规则的效力。同理,当股东之间在公司设立初始并未通过契约或公司章程对法定优先购买权以外的优先购买权进行特别约定或者限定时,我们的司法机关不应简单地援引股东可享有的法定优先购买权,以"合法形式规避非法目的"的理由轻易否定当事人对于股权转让交易结构的安排与设计。     

论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效力与相关文件记载的关系——新公司法视角下的理论与实践分析

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的效力除受股权转让合同影响之外,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变更登记以及工商变更登记都可能成为股权转让出现瑕疵的因素。对于不符合章程规定的股权转让的法律后果,应当区分受让人的善意和恶意;股东名册变更登记是股权转让的生效要件,这种股权仅能对公司及其他股东主张,不能对抗第三人;工商变更登记使股权转让产生了对抗公司外部第三人的效力,但对股权转让的实质效力并无影响。     

略论无权处分合同的价值判断--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看无权处分的效力

在不采德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负担行为和处分行为理论的前提下,解释我国合同法上的无权处分合同,必须注意合同的债权效力与处分效力之区分.合同因行为人无处分权而无效时,仅指不能产生处分效力,合同的债权效力不受影响.合同的债权权力采无果原则.     

效力瑕疵合同的返还清算问题

针对效力瑕疵合同的法律效果,我国《民法典》确立了原物返还、价值返还和损害赔偿三个步骤的操作方法。价值返还的基础理论从早期"两不当得利独立请求权说""差额说"逐步发展为考虑牵连性的返还学说。就是否需要返还的认定,除了可归责于债权人的毁损不需要返还外,其他因返还义务人意志、过错和偶然风险导致的毁损都需要返还,偶然风险致损也存在回跳的可能性。就返还的标准而言,考虑到效力瑕疵合同的特殊性,"主观标准说"并不具有正当性,应当重新回到"客观标准说"。因为受领给付而获得的利益,在返还义务人明知瑕疵事由的情况下需要返还。返还义务人因为受领给付而自愿支出的必要费用、在债权人获益范围内支出的有益费用和因固有风险所遭受的损害也可以要求偿还。不同的效力瑕疵规定具有不同的规范目的,应当区分强制秩序规范和传统私法规范,前者可能对价值返还产生影响,后者原则上并不会介入价值返还中。     

中国传统契约“原因条款”研究——兼与欧陆民法原因理论之比较

中国传统契约中的原因条款,不仅是一种事实,还具有重要的法律意涵,它既是直接引致订立契约的原因,同时也作为一方当事人订约的动机,体现对社会经济需求的某种满足。确定产权合法有效转移的契约本身又作为"产权"转移的重要原因,产权的有效移转和契约的有效成立在传统契约实践中是紧密联系的。明确契约之债的"原因",本身有助于更准确地对契约"定性",也能更方便地确定契约是否合法、有效。从交易安全与契约定性的角度看,中国传统契约中的原因条款亦具有现代价值。     

法律价值再检讨:以自由为视角

通过概念金字塔对法律价值的问题史进行梳理是研究法律价值的传统进路。然而,法律是一种实践性的存在,对法律价值的认识应跳出"主体-客体"的研究范式。对法律价值的检讨可以基于自由要素展开。首先,从个体自由出发检讨个人主义在法律价值问题上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变过程。其次,追问社会契约论视角下国家共同体建构问题是证明个人自由的实效性,以及检验共同体正当性的可行路径。而法律价值如何涵摄人权价值是探讨个体自由不可或缺的一环。     

Ex Ante and Ex Post Allocation of Risk of Illegality: Regulatory Sources of Contractual Failure and Issues of Corrective and Distributive Justice

The pursuit of welfare objectives through contract law rules could be exemplified in the case of illegality and subsequent nullity sanctions attached to a contract that violates certain regulatory rules. The effectiveness of contractual allocation of risk of illegality (regulatory prohibitions), therefore, varies, depending on which contract theory prevails. Maintaining the validity of a prohibited and failed contract, and allocation of the relevant risks, is crucially dependent on whether we adhere to a welfare or rights-based theory of contract. In this paper we argue that impossibility of ex ante and ex post allocation of risk of illegality is the logical outcome of the adherence to a welfare theory of contract law, as maintaining even a minimum validity of the failed contract would result in some welfare losses. According to this approach unjust enrichment could not be rectified because it would diminish the optimal enforcement of welfare objectives. On the other hand, and despite such prohibition and illegality, a rights-based theory would resist opportunistic and rent-seeking behaviour and would ensure the validity of the contract and just allocation of losses and gains, which arise from the failure of the prohibited contract.     

论遗传资源知识产权保护的正当性

遗传资源纳入知识产权保护具有正当性。现代知识产权法的历史演进超越传统知识产权理论,"智力劳动成果说"不是知识产权的统一基础,遗传资源具有成为知识产权客体的合法性。经济学的激励理论、探矿理论和法哲学的公平、契约理念都支持遗传资源的知识产权保护。     

合同解释中的司法能动与克制

法官对合同的解释无法脱离其能动性,而主观性的解释须以客观性为目的。当法官在合同解释出现障碍时应恪守两个标准：理性第三人标准和社会公共利益标准。同时,必须对法官的能动性予以下列限制：法官在适用理性第三人标准时,应尽量避免以所谓的＂理性第三人＂之名而作出偏离缔约人真意的解释;法官在合同解释中的自由裁量权要受合同解释规则、合同文本内容、法官职业共同体之规则、公平、正义、诚信等基本原则的限制。     

试论债权转让合同通知义务的履行

我国《合同法》第80条规定：“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这一条款即是我国当前法律对债权转让制度的具体法律规定。但由于该规定过于原则，在司法实践中产生了不同的认识和适用。因此，有必要对债权转让中通知制度的设定价值及通知义务的履行主体、时间、方式进行探讨，以期在司法实践中使债权转让制度更合理地实施，以真正地发挥其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