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众斗殴罪是否存在犯罪未遂

对于聚众斗殴罪是否存在犯罪未遂，目前理论界和司法界尚未形成统一认识。第一种观点认为，聚众斗殴罪是行为犯，存在犯罪未遂。持该种观点的人认为，聚众斗殴罪的法定犯罪行为由“聚众”和“斗殴”两个行为构成。只有完成了聚众行为并着手实行了斗殴行为，才构成聚众斗殴罪的既遂，如果仅仅实施了聚众行为就因意志以外原因而终止，应属于犯罪未遂。第二种观点认为，聚众斗殴罪是举动犯，在聚众斗殴罪中，聚众行为不是该罪的实行行为，只有斗殴行为才是本罪的实行行为。由于斗殴行为一经实施，即会对社会公共秩序造成直接的严重的损害，     

论我国刑法中的聚众犯罪

聚众犯罪是指我国《刑法》明文规定以聚集特定或不特定多人进行违法犯罪活动为构成要件的犯罪。我国《刑法》共用11个条文规定了14个聚众犯罪,其中大多数聚众危害社会是构成犯罪的必要条件,少数是该罪的选择行为要件。聚众犯罪的主要特征有法定性、聚众进行、实施的是复数行为等。从犯罪形态上看,聚众为着手,实施具体违法犯罪活动为既遂。它与煽动犯罪、教唆犯、组织犯、首要分子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与组织犯部分交叉重合。聚众犯罪的一罪数罪标准在于行为个数、数行为之间是否牵连、牵连时定一罪是否能体现罪刑相适应。     

现行刑法中的转化犯之立法检讨——兼论刑法规范的内部协调

转化犯是指行为人在实施某种犯罪之时或之后 ,由于特定事实因素的出现 ,使整个行为符合另一犯罪的构成 ,法律规定以后一犯罪定罪处罚的犯罪形态。考察我国现行刑法中转化犯的立法例 ,不难发现其中至少有两方面的问题 :一是部分立法例与其转化罪条文之间存在协调性不够的技术性欠缺 ,二是还有部分立法例作为转化犯的理论根据不足。转化犯立法有其积极的意义 ,但是法定刑配置不协调 ,必然导致罪与刑的不均衡和实质上的不公正 ;部分立法例设置根据的不足 ,也给转化犯理论本身带来一定程度的混乱。     

论扰乱公共秩序罪的基本问题

扰乱公共秩序罪是刑法分则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第一节一类犯罪的总称。本类犯罪侵犯的客体为社会公共秩序；客观方面表现为破坏国家对社会的正常管理活动，扰乱社会秩序，情节严重的行为，大多由作为构成，少数也可由不作为构成，有的属行为犯，有的属结果犯，有的属情节犯，有的属聚众犯；主体既可为自然人，也可为单位；主观上为故意，少数也可由过失构成。本类罪总体上适用较轻的刑罚，且大多以“情节严重”为定罪量刑标准，对“聚众”犯罪，应区分首要分子与积极参加者，适用轻重不同的法定刑，对相当部分犯罪可以适用剥夺政治权利的资格刑。     

转化犯若干问题探析——以转化型抢劫罪为视角

转化犯为我国刑法所独创的犯罪类型,具有立法实践在先、理论研究在后的特点。转化犯与准犯、结合犯、牵连犯的内涵均不相同,不应将其与此三个概念混同起来。转化犯的成立条件包括前提条件和必要条件这两个方面,应当以转化后之罪的既未遂标准来判断转化犯的既未遂问题。     

聚众哄抢财物与聚众“打砸抢”的刑法教义学

聚众哄抢财物行为通常成立聚众哄抢罪;哄抢使用中厂房的物资设备的,是聚众哄抢罪与破坏生产经营罪的想象竞合犯,以聚众哄抢罪定罪处罚;聚众是与哄抢并列的行为或者是哄抢行为的方式或状态,说明了聚众哄抢罪的必要共同犯罪特征;成立聚众哄抢罪未必要有首要分子组织、策划或纠集;聚众哄抢罪的对象是他人占有的动产或者不动产中可以分离的部分;哄抢的本质是公然抢夺或盗窃;不符合聚众哄抢罪的哄抢财物行为可认定为抢夺罪或盗窃罪;聚众哄抢罪与抢夺罪、盗窃罪的共犯有差异;哄抢人采取对人暴力或胁迫等方式,压制被害人反抗而哄抢财物的成立抢劫罪,聚众哄抢罪可以成立事后抢劫;聚众"打砸抢"是聚众实施某些寻衅滋事行为的特别规定;"致人伤残、死亡"应限制解释为聚众"打砸"人所致;"毁坏或者抢走公私财物"是抢劫罪的法律拟制,首要分子以外的人成立寻衅滋事罪(或与敲诈勒索罪、聚众哄抢罪、故意毁坏财物罪等的想象竞合犯)。     

聚众斗殴罪主客观要件的认定问题——周自然等四名被告人故意杀人、聚众斗殴案

聚众斗殴罪系从流氓罪分解而来，司法实践中对该罪的主体认定、聚众与持械的含义，以及聚众斗殴罪的转化犯等问题存在较大争议，值得重视。     

聚众犯罪中的转化犯问题研究

聚众犯罪的转化犯问题在我国具体的刑法适用中广泛存在,也成为刑事司法实务中的疑难问题,本文从转化犯的概念和特征出发,分析司法实务中存在的转化犯认定中的疑难问题,有利于在司法实践中更好的分析具体案情,做到定罪量刑的准确。     

试析聚众斗殴罪中的转化犯

聚众斗殴罪中的转化犯问题,涉及转化的原因、类型、条件等诸多方面问题,因颇具争论性而可能影响到法律适用的统一。本文在吸收和借鉴聚众斗殴罪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转化犯、共同犯罪和聚众犯罪理论,对转化构成的问题进行了探析,以期为司法实践提供可资借鉴的依据。     

企业家聚众群殴到警署——上海市首例聚众冲击公安机关案始末

2001年8月8日上午,上海市新《刑法》实施后首例聚众冲击公安机关案,由上海市黄浦区法院一审审结,审判长陈平建庄严宣判:“被告人叶志华犯聚众冲击国家机关罪,判处有期徒刑6年;被告人叶惠芳犯聚众冲击国家机关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6个月;被告人许鸿金犯聚众冲击国家机关罪和聚众斗殴罪,判处有期徒刑12年……”至此,涉及此案的11名主犯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至12年,受到了法律的严惩。     

单位犯罪存在范围的批判性反思

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催生出了更多的单位犯罪,我国1997年《刑法》正式将单位确定为犯罪主体,这对于打击单位犯罪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但是,由于立法层面上没有兼顾单位犯罪与自然人犯罪之间的逻辑平衡,加之刑法理论界相关研究的匮乏,导致在司法层面上对单位犯罪的认定各行其是,以致使得刑事司法难以应对诸多的新型单位犯罪。因此,针对单位犯罪研究与司法操作的混乱局面,深入探究单位犯罪与自然人犯罪的关系,进而全面思索刑事立法对于单位犯罪加以干预范围的明确化和视角转换问题,对于完善单位犯罪刑法规制体系具有立法和理论研究的必要性和前瞻性。     

以罪名为讨论平台的反思与纠正

我国刑法学界存在以罪名作为问题讨论平台的现象,但是,由最高司法机关确定的罪名与刑法规定的犯罪构成之间大多并非一一对应的关系,“多罪一名”是我国罪名体系的显著特征,以罪名作为问题讨论平台会带来诸多理论上难以妥善处理的问题。在刑法学研究中,应当严格区分罪名和犯罪这两个概念。刑法学的研究对象是犯罪,讨论刑法问题的基本平台只能是犯罪构成而不是罪名,分析刑法问题的基本单元是“一个犯罪构成”而不是“一个罪名”。罪数中的“罪”是指犯罪构成而不是罪名,具体的事实认识错误是指“同一犯罪构成”内的事实认识错误而非“同一罪名”内的事实认识错误,罪过是犯罪构成的罪过而非罪名的罪过。     

恐怖主义犯罪的界定

恐怖主义犯罪的界定应当立足于犯罪学的角度 ,而不应限于刑法学或者政治学的范围 ;恐怖主义犯罪的目的具有层次性和多样性的特征 ,而不应锁定为纯粹的政治性目的 ;恐怖主义犯罪是有组织犯罪的一种表现形式 ,个人不能成为恐怖主义犯罪的主体 ;恐怖主义犯罪的手段不限于传统的暴力范围 ,而是日益呈现出高科技化的发展趋势 ;恐怖主义犯罪的袭击目标是特定的 ,但受害对象却具有广泛和不确定的特征。恐怖主义犯罪与恐怖犯罪、政治犯罪与黑社会性质犯罪等相近概念之间的界限有必要加以明确。     

中国与东盟经济自由贸易区跨国经济犯罪及其控制策略研究

在中国与东盟经济自由贸易区的合作与发展不断深化和加强的进程中,制度的差异、发展的不平衡、特殊的地理环境等因素让竞争中出现了不法手段乃至犯罪手段,跨国经济犯罪即是其表现之一。跨国经济犯罪是跨国犯罪中最为常见且最为严峻的犯罪,是经济全球化最明显的负面影响。通过对跨国经济犯罪、中国与东盟成员国间跨国经济犯罪现状与原因的分析,进而探求中国与东盟成员国间控制跨国经济犯罪的有效策略。     

Stereotypical Hate Crimes and Criminal Justice Processing: A Multi-Dataset Comparison of Bias Crime Arrest Patterns by Offender and Victim Race

Many hate crimes are not reported and even fewer hate crimes result in an arrest.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patterns of victim reporting and arrest for hate crimes in two parts. First, using data from the National Crime Victimization Survey, we find that, controlling for offense severity, hate crimes are less likely than non-bias crimes to be reported to the police and that the police are less likely to take further action for hate crimes, compared to non-hate crimes. Second, we use data from the Pennsylvania Human Relations Commission and the National Incident-Based Reporting System to compare differences between types of hate crimes in the likelihood of crime clearance. We find that those hate crimes most likely to result in arrest are those that fit the profile of a “stereotypical” hate crime: violent incidents, incidents committed by hate groups, and incidents involving white offenders and black victims.     

呼市越狱案的定性探讨

四名重刑犯杀害监狱警察,从监狱大门越狱脱逃,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中央领导高度重视,公安部发出通缉令,警方立即展开搜捕行动,并调动了一架小型飞机在空中搜索。经过67小时的搜捕将越狱罪犯捕获。本案非常典型、复杂,在预备、实施既遂、后续逃跑过程中,四名越狱罪犯犯下了累累罪行。笔者认为,以本案脱逃越狱的性质为切入点,立足于本案共同犯罪的整体基础,从脱逃越狱犯罪的整个发展过程来看,本案应该定性为故意杀人罪、组织越狱罪及后续行为构成的诸多罪实行数罪并罚。以此案来审视我国现行《刑法》的相关规定,应设立越狱罪。     

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亚文化分析

黑社会（性质）组织本身就是一个亚文化群，其犯罪行为背后具有相应的亚文化特征。旧中国黑社会犯罪的亚文化特征以传统礼教为基础，通过各种形式的载体表现出来，起到聚集组织力量的作用。当前我国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除了具备旧中国黑社会犯罪的一些亚文化特征之外，也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追求经济利益、积极寻求“保护伞”并逐步向政治领域渗透。为有效防治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在我国的蔓延，有必要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以消除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产生的社会文化根源。     

The Scope of Serious Crime and Preventive Justice

I first offer an account of serious crime that goes beyond victimizing crimes committed by individuals against other individuals. This approach extends the well-known framework offered by von Hirsch and Jareborg to include crimes undermining welfare-producing institutions. I then consider how the seriousness of crime justifies preventive measures, including the criminalization of acts preparatory to the commission of serious crime. I shall defend preventive measures, including highly intrusive ones, for the most serious crimes, such as terrorism in the form of mass killing, but I shall take issue with very expansive conceptions of serious crime that include what are intuitively much less serious offenses than terrorism or murder. In England and Wales, the Serious Crime Act (2007) lists relevant types of serious crime in its Schedule 1. This and other pieces of serious crime legislation in the UK are discussed critically.     

国际犯罪的类型研究:回顾、反思与探寻

在理论研究的层面,国际犯罪的范围包括战争罪、侵略罪、危害人类罪等31种犯罪。在对这些国际犯罪进行类分时,根本立足点是国际犯罪,即以国际犯罪的自身特性为视角。由于国际犯罪是一定的主体所实施的严重危害国际社会共同利益,依据国际刑法应当承担刑事责任的行为,因此,在划分国际犯罪的基本类型时,可以采取如下几项标准:一是国际刑法的"两重性";二是国际犯罪的主体;三是国际犯罪的行为特征;四是国际犯罪侵害的法益。     

日本的犯罪体系论

“犯罪体系”是为了制作和完善刑法总则而存在的。“共犯论是体系论的试金石”,“犯罪体系”是随着有关共犯论的现实需要而变迁的,不存在超越历史和社会的不变的“犯罪体系”。提倡“从问题的思考转向体系的思考”,努力探索使各个事案的结论达致妥当的犯罪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