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查羁押适用误区分析——现状、危害、原因、对策

逮捕和刑事拘留是一种诉讼保障手段,羁押是一种持续性的法律状态,是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自由权利的剥夺,应严格地采司法令状主义.在我国的侦查实践中羁押被大量地运用.目前侦查羁押在适用中走入了工具化、普遍化、违法羁押超期羁押严重的误区,认为侦查羁押适用走入误区的有侦查人员个体观念和行为方面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我国刑事诉讼构造及立法缺陷等制度建构,以及刑事诉讼价值理念选择等方面的原因.侦查羁押适用中的误区损害了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及法治的严肃性,并影响了审判时的罪刑关系.要走出羁押适用的误区,必须从侦查人员个体观念、行为,刑事诉讼构造、制度构建、价值选择等方面进行调整.     

论未决羁押的司法审查制度

作为一种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最重要的手段,未决羁押不仅关系到公民的基本权利,也反映出一个国家的法治水平。现代西方法治国家普遍建立了未决羁押的司法审查制度,由中立的司法机构对羁押的合法性进行审查。而我国并没有建立这一制度,导致在司法实践中滥用羁押权、侵犯嫌疑人、被告人权利的事件时有发生。本文通过比较西方各国关于未决羁押的规定,从而发现我国未决羁押制度中存在的缺陷,并提出了构建我国未决羁押司法审查机制所应该在观念上和制度设计上的改变。     

羁押启动权与决定权配置的比较分析

西方法治国家在其特定的检警关系、检法关系基础上 ,对逮捕后的羁押措施的决定和羁押期限的延长 ,羁押后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救济等实行司法抑制模式 ,可分为事先的司法授权和事后的司法救济。我国在羁押制度的立法与司法实践同样讲究对羁押权进行制约和监督 ,其“中国化特色”有二 :一是强调羁押权的内部制约 ,缺乏司法审查机制。二是强调检察机关对羁押活动的检察监督 ,缺乏司法救济机制。应借鉴国外的羁押分权和程序模式 ,引入司法审查观念 ,引进诉讼对抗机制 ,并明确羁押审查的主体和方式 ,确立羁押的司法救济程序。     

审前羁押的法律控制——比较法角度的分析

审前羁押作为一种最严厉的强制措施 ,会使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自由受到较为严重的侵害。为对审前羁押实施严密的法律控制 ,西方国家在法律上将羁押与逮捕加以严格的分离 ,从实体构成要件上限定了适用羁押的法律根据 ,对羁押的期限及其延长作出了明确的规定 ,将羁押场所与逮捕后的监禁场所加以分离 ,并从程序上为被羁押者提供了各种司法救济途径。在这些问题上 ,西方国家的法律确立了一些基本原则和理论框架。     

法官应该是司法能动主义者——从李慧娟事件说起

李慧娟事件引发了学界不少的争论,引起了人们对于中国法官功能角色定位的思考。在比较法学以及价值层面上,法官应该成为一个能动主义者。为了避免在司法能动的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弊端,应该通过"程序主义的司法能动范式"加以制约和保障。     

论未决羁押的司法审查

未决羁押应当进行严格的司法审查,应当有司法权保障,令状主义,比例性,例外性等权利保障的要求。西方国家普遍建立了针对未决羁押的司法审查,而我国缺乏羁押的有效的司法审查机制,必须建立针对未决羁押的司法审查机制。     

论我国审前羁押的司法救济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没有确立审前羁押的司法救济程序,被羁押者不能援用司法救济方式质疑审前羁押的合法性,导致司法实践中审前羁押率居高不下和超期羁押问题较为严重。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出路就在于构建我国审前羁押的司法救济途径,将人身保护令制度引入我国刑事诉讼法,赋予被羁押者对羁押的合法性提出质疑的权利,让中立的司法机关对羁押的根据进行司法审查,从而将审前羁押纳入司法控制的范畴,利用司法权来保障被羁押者免受非法或者无根据的羁押。     

试述刑事羁押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及完善

刑事羁押是刑事诉讼中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在整个刑事诉讼过程中,羁押属于限制公民人身自由最为严厉的手段,如使用不当,势必严重侵害人权。近年来,我国的刑法在对被告人和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保护方面与过去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仍然存在许多问题。在我国的刑事司法实践中,超期羁押、变相羁押、羁押期间刑讯逼供等现象已经成为了非常突出的社会问题。本文通过分析我国司法实践中刑事羁押存在的种种问题并对其原因进行反思,冒昧地提出完善我国刑事羁押制度的意见建议。     

未成年人审前羁押制度检讨与改进建议

我国未成年人审前羁押制度的实际运行状况不容乐观,未成年人在羁押状态中等待审判总体上仍是一种常态而非例外,这种状况继续改变。改革不仅应当遵循国际准则,借鉴发达国家经验,更应当针对我国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制度运行的弊端与特点,采取切断办案人员与案件之间的利益纽带、加强对公安检察机关的外部制衡、审前羁押决定程序准司法化、完善审前羁押替代性措施、改善被羁押未成年人的特殊处遇等综合措施。     

关于建立我国羁押候审制度的法律构想--从我国的超期羁押清理谈起

我国正在进行的超期羁押清理工作为我国现行羁押体制敲响了警钟。面对目前比较突出的无节制羁押、超期羁押以及羁押过程中人权虚化等现象 ,我国应当按照现代诉讼理念的要求 ,从控制犯罪和保障人权相结合的角度对审前羁押予以规制。制度的构建应当从羁押决定中的司法审查、羁押与逮捕严格分离、保障被羁押者的权利几个基本方面着手 ,具体通过羁押决定、羁押理由、羁押期限以及羁押复查制度来完成     

重访司法能动主义

司法能动主义的发展重心经历了从"司法审查"到"权利保障"的转变,界定司法能动主义的标准也由单一趋向了多元。宣布其他机构的违宪行为无效、忽视或放弃司法先例、造法性司法、违反解释方法、结果导向的判决,是司法能动主义的主要表现形态。积极发现和回应社会现实需求并扩大权利救济,合理地控制政府权力,法官职业群体的中立性、超然地位和审慎反思性,是司法能动主义正当性的主要所在。面对反多数难题、自然法与个人偏好入侵司法等诸多质疑,司法能动主义需要合理确定自身的限度,坚守宪法边界,并审慎地展开自己的行动。     

未决羁押制度的理论反思

在中国刑事诉讼中 ,未决羁押与刑事拘留、逮捕无论在实体条件还是适用程序上都没有发生分离。同时 ,无论在审判之前还是审判阶段 ,羁押的适用几乎完全依附于刑事追诉活动 ,而没有形成独立的、封闭的司法控制系统。由此 ,未决羁押制度在启动、审查、期限、场所、救济等方面都存在着明显的缺陷。要完善对未决羁押的法律控制 ,就必须贯彻法治原则 ,引入针对未决羁押的司法审查机制。而这会直接涉及到整个司法体制甚至宪政体制的改革问题。     

《晋书• 刑法志》中的司法形式主义之辩

“守文”的形式主义司法在秦汉时期已经基本站稳脚跟。但由于东汉末年的动乱，追求巩固统治的短视冲动诱使统治者逐渐背离了这一司法传统而转向实质主义司法，结果引发了严重的法律危机。魏晋之际，有识之士开始反思实质主义，证成形式主义司法，这便是发生在魏晋之际的司法哲理之辩。论辩双方就形式主义的“守文”裁判与实质主义的“至善”裁判在方方面面进行了论辩，最终确立了司法者“守文”、疑难案件大臣释法、皇帝法外权衡这一中国古代司法形式主义的基本模式，这对唐以后直至清末的立法、司法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但是由于缺乏主体间性的规范支撑、宪政制度支撑和人的尊严的价值支撑，这个司法形式主义是很脆弱的，实践中的卡迪司法始终如影随形。     

取保候审适用中的问题及对策

取保候审作为一种非羁押性的强制措施，具有自身的优越性。一方面有利于保障犯罪嫌疑人审前的合法权益，避免超期羁押现象的出现；一方面有利于司法资源的节约，从而更合理有效的分配办案资金。另外，也避免了审前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在监所中的交叉感染。但在司法实践中，由于立法不尽完善，司法人员执法观念的滞后，使取保候审作为一项非羁押性的强制措施，其贯彻执行并不如人意。     

羁押必要性审查的改革逻辑

超期羁押、高羁押率属于我国司法体制的顽疾之一.虽然其具有方便侦控进行及保障社会安全等实用主义方面的价值,然而却属于对公民基本权损害最为严重的措施.因此,这也是羁押必要性审查确立的最主要立法目的.对于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而言,其具有相对合理性,在一定程度上属于法治进步之体现.但是,其在审查主体、审查程序、审查理由/标准等方面存在设计技术方面的缺失,因此需要在现有的体制限度内进行修正或者调适.这可以通过确定检察机关监所检察部门作为羁押必要性审查主体,增强程序的对抗性及公开性,保证被羁押人上诉/申诉救济权利等方面,从而在一定限度内实现被羁押人基本权的保障.     

国家亲权理论与少年司法——以美国少年司法为中心的研究

国家亲权理论是英美法系国家少年司法制度的基本理论根基,它强调国家对未成年人的积极保护责任,要求超越报应主义观念,遵循"未成年人最大利益原则"来处理少年罪错行为。国家亲权理论对于克服刑事古典学派的弊端,推动少年司法制度的进步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国家亲权理论在少年司法中的应用容易产生理念与实践之间的落差,如何缩小这种落差是英美国家少年司法改革的重要特征。中国的少年司法政策与国家亲权理论存在一定的类同之处,在今后的少年司法改革中应当注意吸收国家亲权理论与英美国家少年司法整合历程中的经验与教训。     

论司法认同:危机与重建

司法认同是社会对司法基于价值认可而形成的心理归属感。制度自信之源在于社会认同。当代中国司法认同模式正在经历从身份认同向制度认同转型,因社会和司法制度双向不适应而出现认同危机。作为制度认同,司法认同形成的首要条件是制度的有效性,即满足社会对司法公正解决纠纷的期待的程度。符合司法规律的"公正"可以简化为依法裁判和程序正当两个要素。其次,社会关于司法公正的价值共识是司法认同的观念要件。深化司法改革就是革除干扰依法裁判和导致程序失灵的体制、机制问题,提高司法沟通能力,促成关于司法公正的社会共识。从影响司法认同的要素入手,有助于改革处理好治标与治本的关系。     

符号与司法——基于符号学视角的分析

符号在司法中极为常见。在司法发展过程中,从仪式化的神权诉讼到君权主义诉讼再到民权主义诉讼,符号与司法如影随形,关联愈紧。符号不仅成为司法的形象表征,而且构成了司法操作的有效工具。符号对于司法积极效用的实现,需要遵循意义编码、重复性使用、符号文本型构以及符号语境提供等运作机理的要求。符号与司法的关联受到符号自身工具性质、司法内在属性以及社会文化传统等方面的影响,因而是相对和有限的。     

从证据收集看审前羁押——基于A 市的实证研究

新近的错罪和超期羁押，引发了学界对审前羁押功能的反思。通过文献梳理发现，中外审前羁押理论和立法比较的成果丰厚，但对司法现状掌握不多。以A市1205份刑事判决书及3063份证据为样本，研究发现我国审前羁押率高、羁押期限较长，不必要羁押普遍存在，应当大力推行审前释放。理由为：第一，在嫌疑人到案初期公安机关已查实证明犯罪的主要证据，以押代罚不合理；第二，公诉和审判阶段以程序性证据收集为主，保障诉讼观念须反思；第三，各阶段羁押期限普遍延长且证据收集存在后尾，诉讼效率低下。研究表明，我国的审前羁押处于世界中等水平，取保候审后逃跑、犯新罪等妨碍诉讼案例不常见。鉴于审前释放风险较小，践行无罪推定可缓解立法与司法、精确定罪与预防错案的双重困境。     

论审前羁押中的司法审查程序

审前羁押与犯罪嫌疑人的权益密切相关。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对审前羁押程序做出了修改，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此次修法没有确定司法审查程序。本文拟通过分析我国未能对审前羁押进行司法审查的原因，提出未来我国对审前羁押进行司法审查的制度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