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我国刑法中的暴力手段

暴力作为犯罪手段在我国刑法中有明确的规定,并且出现在许多条文中。暴力对于这些条文规定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构成此罪还是彼罪以及量刑轻重都有重要的意义。但是暴力在刑法中具有什么样的内涵,目前还没有具有法律效力的解释。学者们虽然作出一些学理解释,但内容不一样,甚至同一学者对刑法不同条文中的“暴力”又作不同的解释,随意性较大。“暴力”作为刑法中的法定用语应当有其规范的含义,这样不仅能体现法律的严肃性,而且有利于司法工作人员在司法实践中正确适用法律。一、暴力的界定暴力,从字面上讲,暴是凶恶、残酷;此处之力是肌肉运动…     

论因“暴力性犯罪”“不得假释”的对象范围

“不得假释”是我国现行刑法新增的预先在立法上设置的限制部分犯罪分子适用假释之资格的制度。对因“暴力性犯罪”不得假释的对象范围如何理解，值得探讨。“暴力性犯罪”不等于“暴力犯罪”，包括实际“以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而直接侵犯人身或以此非法获取财物的犯罪行为，但不宜包括只侵犯财产关系的暴力性犯罪。“被判处”的刑罚是指个罪所宣判的刑罚而不是并罚后决定执行的刑罚。     

英美国家体育暴力伤害行为刑事责任初探

在英美国家,体育暴力现象非常严重。尽管对体育暴力的刑事可罚性存在很大的争议,但这些国家还是确立了某些体育暴力行为应当承担刑事责任的法律原则。借鉴英美国家经验,我国刑法应确立被害人同意为正当化事由,进而为体育暴力行为的刑事规制提供依据。     

轻微暴力致特殊体质被害人死亡的行为定性

在办理轻微暴力致特殊体质被害人死亡的案件时,应重点考察轻微暴力的行为性质、行为人对死亡结果的出现有无预见可能性,以及轻微暴力、特殊体质与死亡结果之间是否成立必要条件的逻辑关系等方面。如果行为人以伤害他人的主观故意实施暴力行为,该暴力行为和特殊体质均须同时具备才能导致死亡结果出现,同时行为人对死亡结果又具有预见可能性,则可以确认暴力行为与死亡结果之间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以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罪论处。     

类推定罪的必要性

一、法无明文规定的含义法无明文规定。确切地说,是指刑法分则没有对某一种情况是否构成犯罪作出规定。它与那种“刑法分则条文规定得不明确”意义上的法无明文规定,是有着根本区别的。例如,在我国刑法分则中,存有许多类似“其他方法”、“其他手段”、“其他活动”的抽象笼统规定。这些规定的含义不很明确,从某种程度上讲,也是法无明文规定的一种情况。但是,这里的“法无明文规定”是指“法无明确之文”。这里探讨的法无明文规定与“法无明确之文”不同。前者从刑法分则的角度讲,存在着法律“缺乏”的问题,而后者则不存在这种“缺乏”。     

特殊正当防卫与暴力犯罪关系探析

现行《刑法》第20条第3款规定了特殊正当防卫.特殊正当防卫的对象是暴力犯罪,它同我国刑法中的暴力犯罪的关系界定问题便是行使特殊防卫权的关键.     

丈夫可以对妻子构成强奸罪

我国《刑法》第 3条规定 :“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 ,依照法律定罪处刑 ;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 ,不得定罪处刑。”这就是通常所讲的罪刑法定原则 ,即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 ,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问题是“明文规定”究竟有无一个表述的标准 ?要到什么程度才叫“明文规定” ?强奸罪的构成条件指的是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 ,强行与妇女发生性关系的行为。强奸罪的犯罪主体应属一般主体 ,即达到刑事责任年龄 ,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但是受其犯罪特性的限制 ,强奸罪的犯罪主体在性别上只能由男子构成 ,如果妇女构成该罪的共同犯…     

类推应该取消 刑法必须完善

刑法第79条规定:“本法分则没有明文规定的犯罪,可以比照本法分则最相类似的条文定罪判刑,但是应当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笔者认为,基于以下理由,我国刑法在修改时应该取消类推。首先,类推的存在与罪刑法定原则相互排斥。实行罪刑法定是法治国家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不少国家将此明确规定在宪法之中。“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是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内容,即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和应处以何种     

刑法第20条第3款“行凶”一词的理论考察

如何理解刑法第 2 0条第 3款中的“行凶” ,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均存极大争议。本文对这一问题加以了研讨 ,认为“行凶”是指无法判断为某种具体的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暴力犯罪的严重暴力侵害行为 ,它具有暴力性、手段的不限定性、程度的严重性 ,以及无法定具体罪名性等几个特征。文章指出 ,这样解释“行凶”具有逻辑上的合理性和实践合理性 ,并符合立法意图。     

对无限防卫权的法律思考

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0条第3款规定：“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这就是我国刑法所规定的无限防卫权。立法者确立无限防卫权的目的在于鼓励人们同暴力犯罪作斗争，扼制严重刑事犯罪，稳定社会治安，有效保护合法权益。...     

强迫职工劳动罪初探

根据无刑罚即无犯罪原则,应认为强迫职工劳动罪的犯罪主体是直接责任人员,所谓单罚制在刑法分则中并无体现。暴力、胁迫、殴打、非法拘禁等均是限制人身自由的手段。从立法完善的角度考虑,应规定本罪的主体包括自然人和单位,将罪状修改为“以限制人身自由的方法强迫他人劳动,情节严重的……,”并增设转化犯的规定。     

犯罪本质特征新说 --社会学与刑法学立场分野下的认识

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在社会学意义上无疑是犯罪。但在刑法学意义上讲,却并非如此。刑法上的犯罪,离不开法律的规定。刑事违法性,是立法者将那些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纳入犯罪圈的标识,是判定罪与非罪的惟一标准。在个罪成立与否的判定中,既要考虑刑法分则的规定,也要考虑刑法总则规定的犯罪定义,以防止形式的犯罪构成解释论。在刑法学中,犯罪的本质特征应该是立法者选定的行为的严重社会危害性,而非仅为行为的严重社会危害性。     

犯罪论中数额的地位

在我国刑法中,关于犯罪数额的立法形式比较多,种类多样。我国刑法条文中有关数额的实体法规定,在入罪、此罪与彼罪、量刑等多个方面发挥作用。不能把刑法中所有的定量因素都理解为数额犯,数额犯是指法定的决定某一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在量上的表现。要论证数额在犯罪构成中的地位,需要解决以下几个理论问题：（1）数额为什么能决定一个行为是否构成犯罪？（2）行为人主观上对数额没有认识的情形下,如何成立数额犯的故意犯罪？（3）数额犯是否存在未遂形态？上述三个问题的理论推理结论是：数额是犯罪成立要件要素。     

国际航空犯罪法人刑事责任及其国内立法转化研究

2010年《北京公约》和《北京议定书》首次规定了国际航空犯罪法人责任,法人责任以法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代表法人实施劫持航空器等国际航空犯罪为要件,法人为此承担刑事、民事或行政责任。公约对法人犯罪及其责任的立法需要转化为国内法才能适用。世界各国国内法对法人犯罪及其责任的态度差别较大,英国、加拿大、法国等国刑法规定有航空犯罪的法人刑事责任,德国国内法规定有航空犯罪的法人行政责任,意大利刑法规定有航空犯罪的法人民事责任,我国仅在个别航空犯罪中规定有法人犯罪及其刑事责任。我国法人犯罪及其刑事责任的立法和理论具有较强的包容性,可在我国刑法中取消法人犯罪法定化限制,全面规定包括航空犯罪在内的法人犯罪及其刑事责任。     

袭警罪中“暴力”的法教义学分析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实施以来,全国各地的袭警罪首案频发。司法实务人员对袭警罪中"暴力"的理解泛化以及入罪门槛过低,导致袭警罪大有成为我国继醉驾犯罪之后第二大犯罪的趋势,如何理解袭警罪中的"暴力"因此成为理论和实务中的难题。结合我国司法实务中部分地区发生的袭警罪的典型首案,根据刑法中"暴力"的含义以及袭警罪"暴力袭击"行为的规范内涵,袭警罪中"暴力"的性质仅限于"硬暴力"而不包括"软暴力";暴力的发生仅限于突袭性而不包括缓和及具有预见可能性的非突袭性暴力,暴力突袭性的具体特点包括突发性、瞬时性和意外性;根据袭警罪侵害警察人身安全、妨害公务正常执行从而侵犯公共秩序法益之逻辑关系,以及构成要件符合性与保护法益之间的共通性,应联系暴力袭警行为及其结果,通过法益甄别值得处罚的暴力袭警行为,从而将不具有可罚性的暴力袭警行为排除在刑法的适用范围之外。     

日本的犯罪体系论

“犯罪体系”是为了制作和完善刑法总则而存在的。“共犯论是体系论的试金石”,“犯罪体系”是随着有关共犯论的现实需要而变迁的,不存在超越历史和社会的不变的“犯罪体系”。提倡“从问题的思考转向体系的思考”,努力探索使各个事案的结论达致妥当的犯罪体系。     

对受贿罪若干问题的反思与重构——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视角

根据刑法理论关于犯罪客体必须揭示犯罪本质的要求,将受贿罪客体界定为“国家的廉政制度”,不仅能准确揭示受贿罪的本质属性,高度概括出各种受贿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而且能反映受贿罪主体的心理特征,避免其他观点无法克服的矛盾;从反腐败的需要出发,结合我国国情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规定,在修订《刑法》时,将贿赂的范围扩大为财物和财产性利益,不仅必要,而且可行;对“为他人谋取利益”在受贿罪中的定位,理论界存有争议,也困惑着司法实践,重构受贿罪条文,以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非法收受贿赂作为定罪要件,将“为他人谋取利益”作为量刑情节,既增强了立法的科学性,又符合刑法理论,更有利于惩治和预防贿赂犯罪。     

Motives,Reasons, and Responsibility in Hate/Bias Crime Legislation

Hate/bias crimes, according to what we may call the literal interpretation, are crimes distinguished by their connection to a certain kind of motive. Hate crime laws and sentencing provisions state that such motives may result in penalty enhancements. According to the standard objection to hate crime laws, this position is problematic: first, criminal law should not be used to pass moral judgments on motives. Its concern should be with actions as modified by intentions, not with the values and reasons of perpetrators. Second, our motives are not directly responsive to the will, so we should not be held responsible for them. In reply to the second part of the objection, this article defends a version of the literal interpretation of hate crime that conceives of it as acting on a bad reason. Hate crime laws add punishment not for motives/thoughts, but for the decision to treat a patently bad reason (such as racism) as a reason to commit a criminal act. If the act itself is reason-responsive, we can be held responsible for what reasons we act on. Given that the truth or falsity of hate/bias on these grounds is not a disputed matter, we can justify using the criminal law to recognize the moral status of such motives.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若干问题解读

《刑法》第388条之一是关于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规定,该法条来源于《刑法修正案(七)》第13条之增设性规定,旨在从严预防和惩治贿赂犯罪。尤其是针对以往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人(主要是国家工作人员的"身边人"以及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和他们的"身边人"等)索取或收受贿赂后因惩处缺位而借以逃脱法律制裁的状况,立法上作出了相应的改进。然而,在增设了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这一罪名后,必须考虑其与原有的贿赂犯罪罪刑体系如何衔接与协调,特别是有必要对该罪的罪名确定、主体范围、行为特征以及司法适用等问题进行深刻地解读。     

药品安全的刑法保护

在当前药品安全的严峻形势下，刑法作为保障药品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应当进一步强化对药品安全的保护作用。尽管《刑法修正案（八）》对药品安全的本罪进行了相应的修改，但现行刑法关于药品安全本罪的规定依然存在犯罪归属体系错误、主观罪过范围过窄、犯罪行为规定不全面、罚金刑规定过于原则、资格刑缺失等不容忽视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刑法还应当作出进一步的修正，以期实现对药品安全的周全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