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权行使的法治思维探析

行政机关自觉运用法治思维行使紧急权是紧急状态法治化的内涵,亦是我国法治政府建设和推进国家安全法治建设的重要内容.运用法治思维有助于真正实现紧急权的价值功能,有助于约束紧急权的行使和保护公民权利.在紧急权行使中运用法治思维就是在采取紧急措施限制公民权利时,应综合运用紧急性思维、必要性思维、平等思维、核心基本权利不可克减思维、信息公开思维等进行分析判断.因此,完善紧急状态法制是指导紧急权行使的法治思维形成的基础,加强对应急法治知识的学习和实践是指导紧急权行使的法治思维形成的必要条件.     

论社会治理下政府法治建设中的角色定位与原则要求

法治政府建设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的关键,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实现现代化的重要标准和根本要求。新时代法治政府建设的全新要求取决于当代社会治理的基本特征。为促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全面发展,政府必须扮演好法治秩序维系者、社会公正促进者和核心价值培育者的角色。政府在社会治理的法治建设中,应更加突出严格执法,并以坚持社会主义公益至上为价值理念,以社会公民平等对待为基本原则,以政府行为合乎比例为思维方式,以求实现国家法治目标,共建社会和谐发展。     

政府代理论与若干行政法理论基础关系探析

政府代理论是以我国政体为基础,借助民法代理原理所形成的行政法理论基础之一.该理论与其他行政法理论基础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联系.文中就政府代理论与平衡论、公共利益本位论、控权论和政府法治论的关系进行了探析.     

建设法治政府的模式与政府法治论

当前我国法治政府的建设模式是以行政为主导的,这已成为法治实施过程中诸多问题的根源,而议会主导型模式将能够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法治政府论对于民主型政府、有限型政府、治理型政府、责任型政府和平权型政府五种价值的阐述直接证成了选择议会主导型模式的理性要素。以政府法治论为理论基础进行分析可知,扭转立法不作为、缓解司法不独立和改善民主监督不充分将成为我国法治政府建设的最新方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理论体系初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系、因而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在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历史条件下,在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在总结改革开放新时期司法实践经验并进行理论概括的基础上,在反思国内外各种司法理论并借鉴其科学成分的基础上,我国基本形成了概念明晰、系统完备、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和时代特点、体现社会主义司法本质属性和核心价值的司法理论体系。从理论认知与实践导向的双重角度,可以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理论体系划分为核心理论与基本理论两大层面,核心理论包括司法本体论、司法价值论、司法政策论、司法程序论、司法文明论,基本理论包括司法制度论、司法职业论、司法模式论、司法改革论、司法公信论等。     

基本建成法治政府呼唤行政法学基础理论创新

过度介入法治实践既耗散了行政法学的有生力量,也影响了行政法学的思维方式.在行政法治建设提档升级的时代,应当警惕“问题导向型”研究进路的庸俗化理解.行政法学须将《纲要》对基本建成法治政府的憧憬转化为相应层次的学术命题,并在行政法制度、行政法学基本范畴、行政法学体系和行政法治模式上实现研究的创新.作为行政法理论基础论争中的重要学说,“政府法治论”对行政法理论体系的完善和行政法治实践的发展曾经发挥了应有的引领作用.在法治政府即将基本建成的前夜,政府法治论当在核心内涵和实证基础上继续深挖,进而与时俱进地生长为当代中国具有学术和社会双重影响力的行政法学思潮.     

“政府法治论”的时代价值

在我国行政法学中具有重大影响的“政府法治论”通过不断地修正和发展,其所涵盖的五个方面与当下我国正在努力建设的法治政府之间具有高度的契合性.这一理论对法治政府建设的指导作用主要表现在明晰法治政府内涵的方向指引、立法规制与行政自制相结合的路径选择、行政程序与救济程序顺畅衔接的程序保障三个方面.     

论我国法治政府之构建

法治政府建设是法治的核心,体现了法律对行政权的控制。法治政府是体现了政府执法理念、执法方式的根本转变。法治政府的理论前提是法律对行政权的防控和监督,体现了权力制约的思想。法治政府建设的目标是有限政府、诚信政府、透明政府和责任政府。本文指出为了实现建设法治政府的目的,必须通过规范行政执法制度、完善行政监督体制、加强公务员队伍建设等具体途径来实现。     

中国法治的生成与发展逻辑

根据其发展层次,法治可以分为浅层法治与深层法治,而根据其涉及的问题领域,法治又可以划分为经济法治、政治法治与社会法治.法治是生成与发展的结果.只有通过以依法而治为核心的浅层法治的建设,通过公民抵制政府不法行为的抵制权利的确立与宪法化,通过政府赔偿制和问责制的建立,中国才有可能建设戍为以自由和平等为价值取向的深层法治;同时,只有通过经济法治的建设,把成熟的经济市场中的经济规则转化为政治市场中的政治规则,才有可能扩展为政治法治与社会法治,从而实现全面法治.     

集体劳动关系的法律目标及规范重点

集体劳动关系是以个别劳动关系为基础,以团结权为保障,以集体谈判和缔结集体合同为核心的社会关系。集体谈判权是集体劳动关系的价值中枢。我国法律对集体劳动关系的调整目标应是促进集体协商,平衡劳资利益;完善劳资纠纷处理机制,和谐劳资关系。实现此目标,应完善劳资双方主体人格、规范集体协商和集体合同、完善集体劳动争议的法律程序等方面,使我国集体劳动关系全面进入法治轨道。     

知识经济时代政府人力资源管理的新模式——桑性管理

柔性管理作为一种全新的管理模式,伴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应运而生,代表着未来知识型组织的潮流与走向。柔性管理是相对于传统的刚性管理而言的,其显著特征表现为:内在的驱动性、影响的持久性和激励的有效性。政府作为一知识型组织,在其人力资源管理中借鉴和采用柔性管理,可以大大提高政府管理水平,促进政府行政管理的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     

知识经济及其全球化对中国法律发展的影响

知识经济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迎接并参与知识经济及其全球化乃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的需要 ,它将促进中国法律首先在经济法尤其是政府角色定位方面取得长足发展 ,促使中国与世界各国法律发展的交流与合作 ,推动中国社会内部结构的转型与变迁 ,推动中国社会的全面进步和文明的发展 ,从而为中国现代法治社会的实现提供最深厚的源动力基础。     

现代经济的社会性与经济法——关于经济法产生原因与性质的思考

计划经济也好 ,市场经济也好 ,都是一种社会化经济 ,都是建立在高度专业化分工基础之上的为他人而生产的经济。高度的专业化分工 ,产生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经济法之所以有存在的必要 ,就是因为通过经济法 ,可以解决经济领域因社会化而产生的各种社会问题 ,或使之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和缓和。因此 ,无论是计划经济时代的经济法 ,还是市场经济时代的经济法 ,都是真正意义上的经济法。经济法存在的基础不在于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 ,而在于现代经济的社会化以及由于这种社会化而产生的经济社会的依赖性     

概念法学和政府管制背景下的新行政法

站在中国行政法学百年发展的历史图景之上进行反思和总结,应该善待概念行政法学的方法论和知识论。外接管制的新行政法强调横向地研究"事务"而不是理论,它有自己新的价值范畴和问题域。但是,政府管制之下的新行政法只有借助概念法学的范畴体系和逻辑思辨方式,才可能实现其功能主义的目标,否则将陷入"问题陷阱"。台湾概念行政法学的发展方向值得祖国大陆借鉴,在概念法学的塑造下,部门行政法与政府管制研究的结合之路是祖国大陆行政法学的可欲之路。中国行政法学的困境不是概念法学的困境。外接政府管制的新行政法,一定程度上将弥补司法审查制度缺陷带来的概念行政法学的功能性不足。     

政府监管投资基金市场的经济学与法学分析

政府之所以对投资基金市场进行监管具有深层次的理论原因,对这一理论原因的全面剖析有助于充分完善政府干预经济理论,也有助于分析各经济领域的法律监管现象。经济学和法学是分析政府干预投资基金市场的两个层面,本文通过对两个层面的分析,论证了政府对投资基金市场进行监管的必要性。     

论行政法的合作理念

行政合作是行政机关与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之间共同行动的实践理性活动，是对传统公私法划分理论和管制行政法的超越，是一种新的行政法理念和模式。行政合作是行政法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符合社会历史发展趋势和市场经济的要求，具有科学的理论依据。行政合作具有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多重价值，对建立和谐、信任的官民关系和服务型政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应加强对行政合作的法理研究，创新行政合作制度。     

中国经济法发展的历史起点与实践路径简

中国经济法的产生与发展与西方国家有着截然不同的历史起点和内在要求,其历史起点在于我国变革计划经济模式基础上开始的市场经济体制建构,其发展的两条主线为,在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建构中不断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最终建成法治政府和法治化市场经济；在后发式“变法型”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体制转型与法律进步相互促进,在社会关系变迁中逐步形成中国特色的经济法理论及法律体系.     

行政垄断规制悖论解析——兼谈行政权与经济调节权分际

行政垄断被归结为“行政权的滥用”,这给反垄断法规制带来理论上的困难:作为经济法的反垄断法何以能够监控行政权的行使?本文认为:行政垄断在本质上属于滥用经济调节权的结果,是政府调控、规制经济的副产品;反垄断法可以“揭开行政权的面纱”,对行政垄断进行复合调整;在建构竞争秩序的过程中为防止公权力的滥用或者公权力作用的相互抵消,应该协调行政法、经济法在法学理论与制度上的冲突,对行政权、经济调节权作出一体化规制。     

论制定《社会中介组织法》的必要性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中介组织的发展规模和所发挥的作用日益凸显。由于相关法律规范及由其所制约的中介管理体制不能适应其发展需要,中介腐败等引发的负面作用也越来越大。制定《社会中介组织法》既是中介组织规模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促进中介组织健康发展,解决中介法律规范相互冲突、缺位和中介腐败及管理体制不顺等问题的必然选择。现有的中介规范为制定《社会中介组织法》提供了必要的基础条件。     

论社会中介组织的行政主体地位

社会中介组织发端于西方社会,是市场经济和政府"双失灵"的必然选择。作为沟通政府与社会的桥梁纽带,社会中介组织发挥着积极作用。特别在我国现阶段,社会中介组织的培育和发展,已经成为推动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中坚力量。但是,由于受我国传统行政法理论的影响,在行政法学研究中,社会中介组织在行政法上的地位却不明确。本文拟从传统的行政主体理论入手,以公共行政理论为支撑,对我国社会中介组织的主体地位进行理论上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