诱惑侦查的合法性标准与审查判断——以欧洲人权法院“戈尔巴诉克罗地亚案”为例

欧洲人权法院对单次诱惑侦查的合法性认定采取“必要的被动性”标准,判断要素包括：是否具有犯罪嫌疑、是否具有犯罪倾向以及诱惑侦查行为是否对犯罪行为的发生具有决定性影响。多重诱惑侦查的合法性标准取决于每一次引诱行为是否满足“禁止过度引诱”标准,同时,还要求作为整体的多重引诱行为符合“禁止不当扩大犯意与犯罪范围”标准,后者的判断要素为延期适用理由是否正当。在对诱惑侦查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判断时,审查程序应与公正审判权的构成要素保持一致。人权法院的判例对我国完善诱惑侦查的合法性标准与审查判断具有借鉴意义。     

欧洲人权法院视角下非法诱惑侦查认定标准与法律后果——以“Akbay and others v Germany 案”为例

Akbay案裁决反映了欧洲人权法院在诱惑侦查问题上的态度,即诱惑侦查的非法性需从实体与程序两方面进行识别;非法间接诱惑侦查的认定应当以官方对共犯加入的可预见性、诱饵对行为人影响的决定性为标准。针对官方非法诱惑侦查行为,法律应当施以排除所有证据,或者终止程序等具有同等效果的法律后果。在国际社会毒品犯罪泛滥、全球应对毒品犯罪目标高度一致背景下,该立场反映了诱惑侦查规则发展的整体趋势,对我国诱惑侦查规则的完善有较大借鉴意义。立足本土法律资源与司法实践,区分非法直接诱惑侦查与非法间接诱惑侦查,明确非法诱惑侦查的认定标准与法律后果是促进诱惑侦查良性发展的必由之路。     

论审判权对诱惑侦查的监督与认可

所谓诱惑侦查,是指侦查人员为了侦破某些特殊案件,对于潜在的追究对象进行某种程度的引诱,诱导其犯罪或者根据其犯罪倾向为其提供犯罪的机会和条件,然后在其进行犯罪时将其拘捕的一种特殊侦查行为。在我国,诱惑侦查常被称为警察圈套、陷阱侦查,有时又与特情侦查和秘密侦查发生着交叉重合关系。社会发展的多元化与刑事犯罪的复杂化导致应对犯罪方式的多样化,传统诉讼手段在面对一些具有高度隐蔽性、组织性的犯罪(如伪造货币、贩卖假币、网络犯罪、组织卖淫等“无被害人”犯罪)时,往往力不从心。因此,现代西方许多国家纷纷采取灵活的诉讼手段…     

关于诱惑侦查法律问题之思考

在司法实践中,针对犯罪日趋隐蔽化,智能化,复杂及多变的特点,公安、检察机关也开始效仿西方国家,采取“设置全套”、“卧底”等诱惑侦查手段,且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案件的突破,这种趋势呈扩大化,使立法、司法者不得不予以理性思考,那么,诱惑侦查是怎样的侦查手段呢?本文试图从诱惑侦查的性质、诱惑侦查适用范围及效力,及在我国如何规制诱惑侦查这三方面作一个探讨,以期能对司法实践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企业性质认定探讨

企业性质认定探讨王朝勇在办理经济犯罪案件尤其是贪污、挪用公款案时，常因对企业性质认定上有分歧，导致犯罪客体、犯罪主体难以确定。在现实经济生活中，许多个人合伙者和个体工商户出于信誉上的考虑及为享受国家对集体、全民企业在税收上的优惠，采取拉关系、走后门乃...     

预备贩毒案件中的诱惑侦查行为

诱惑侦查的核心是国家作为诱惑者诱使被诱惑者实施犯罪，此种激励型侦查实践的核心在于，需要刺激犯罪的实际发生。与卧底侦查相比，诱惑侦查并不是一种对付有组织犯罪和职业型犯罪分子的专用武器，而是可以广泛利用于各种犯罪。     

论诱惑侦查的程序控制

诱惑侦查是破获犯罪和控制犯罪的有效手段,但同时也容易诱发本无犯意的公民犯罪,成为制造犯罪的工具。为了在控制犯罪的同时确保司法的纯洁性,有必要将诱惑侦查纳入法律规制的范畴,明确诱惑侦查的启动条件、审批机关、运作程序、监督方案以及法律效力,对诱惑侦查的启动、运作以及后果从程序上近行控制,确保诱惑侦查的合法、优化运作。     

浅议封建迷信犯罪

虽然社会在进步,国家在提倡"学习科学、提倡科学",但因精神贫瘠或经济利益诱惑,封建迷信犯罪再次进入人们视野。本文拟就封建迷信犯罪的概念、特点作简要分析。     

论财产犯罪的司法认定 在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的演讲

财产犯罪认定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财产犯罪的有因与无因的问题。如果客观上采取了属于财产犯罪的手段,但之前存在经济纠纷或其他特殊的原因,那么行为人即使实施刑法所规定的某些财产犯罪手段取得了财物,也不能构成财产犯罪。这在认定财产犯罪上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也是财产犯罪与某些民事纠纷相区分的标志。     

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的构成特征探究

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是新《刑法》增设的一类犯罪。其侵犯的客体是国家对环境资源保护的管理制度。其客观方面不仅包括举动犯、结果犯, 而且还应当包括危险犯这一新的犯罪形态。就因果关系而言,笔者不赞成对本类犯罪的认定采取有罪推定的方法,而赞成采取国外的“流行病学”的证明方法,即“根据流行病学的方法去认识某种物质所造成的某种危害的必然性,再加上动物实验数据,并备有其他必然性的补充资料,就可以充分断定因果关系了”。关于本类犯罪的主体,笔者认为国家也可以成为国际环境犯罪的主体。在主观罪过方面,笔者不主张在我国对于此类犯罪引进无过失责任。     

论单位犯罪的刑事责任形式

本文论证法人犯罪的可罚性,对单位犯罪进行定义,力求解决单位犯罪的犯罪构成的认定问题,最后文章主张对单位犯罪应该采取双罚制,以达到规制单位犯罪的目的。     

浅谈计算机网络犯罪

本文论述了计算机信息系统领域犯罪的认定和构成要件。分析了计算机犯罪的原因,提示了一些计算机犯罪惯用的手段,提出了针对计算机犯罪我们应采取的措施及对策.     

诱惑侦查涉及之证据问题浅析

国家侦查机关的任务在于追诉犯罪,不得逾越任务权限范围而去犯罪,更不得自相矛盾,为了追诉犯罪而去制造犯罪。而诱惑侦查这一极易被滥用而超越权限的侦查方式在实践中因其高效性而受到侦查机关的青睐,因此在庭审中有必要且必须对这一侦查方式是否超越权限范围通过证明来确定。这就需要根据判断诱惑侦查合法与否之判断标准来设置相关之证明责任以及证明标准。     

论新刑事诉讼法视阈下毒品犯罪侦查中诱惑侦查的法律规制

打击毒品犯罪中,诱惑侦查措施经常被侦查机关所采用.本文以新刑事诉讼法规定为视角,从诱惑侦查在毒品犯罪侦查中的独特功能与价值入手,结合我国毒品犯罪侦查实践,探讨毒品犯罪侦查中诱惑侦查的合理规制.     

浅析索贿的认定

索贿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实施的最严重和最多发的犯罪之一,是一种常见的贿赂犯罪形式.司法实践中如何正确认定索贿,本文就此阐述了索贿的概念及特征、并探讨了在索贿中国家工作人员的共同索贿、国家工作人员教唆非国家工作人员实施索贿和非国家工作人员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索取贿赂的行为的认定,以及索贿的既遂与未遂等问题,旨在准确认定和打击受贿罪,推动反腐败工作的深入开展。     

中介组织贿赂犯罪若干问题研究

社会中介组织逐渐发展成为市场经济重要主体之一,与权力、利益相生相伴的贿赂犯罪也从传统的国家机构蔓延至中介组织。中介贿赂犯罪涉及行贿、受贿、介绍贿赂等罪名,本文从刑事司法角度,重点探讨中介贿赂犯罪中行贿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认定、行贿与馈赠的区分、中介人员和国家工作人员共同受贿的认定及行贿、受贿帮助犯与介绍贿赂的区分等争议问题。     

“诱惑侦查”新解读

诱惑侦查作为一种正式的侦查手段,始于大革命前的法国。当时的统治者路易十四为了维护其统治,将诱惑侦查作为一项捕捉革命党人的特殊政策,用于镇压资产阶级的革命运动。而诱惑侦查作为专业术语则源于美国。美国早在1930年前就对此展开了充分研究,并形成了为诸多国家得以效仿的学说和判例。近几年来,为了破获常规侦查手段无法侦破的“隐蔽性无被害人案件”、“有组织犯罪”以及其他新型犯罪的需要,     

谈谈股票受贿犯罪的认定

谈谈股票受贿犯罪的认定○程辉股票受贿犯罪是指以股票为受贿内容的职务犯罪。近几年来，此种犯罪作为经济领域的一种新的犯罪形式，呈发展增多的趋势。为此，有必要对这一犯罪现象加以研究和规制。本文试对股票受贿犯罪认定的某些特殊问题作一探讨。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     

被侦查诱惑之犯罪刍议

当前，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存在着诱惑侦查的事实，一些案件也起诉到了法院。但是，对于被侦查人员诱惑实施的犯罪(以下简称“被侦查诱惑之犯罪”)而言．法官能否对其定罪量刑呢?这是亟需予以研究的问题。笔者认为，从法理上说，被侦查诱惑之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诱惑侦查合法与否对被侦查诱惑之犯罪的刑事责任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诱惑侦查合法性的阶段化认定:日本经验与中国路径

日本对诱惑侦查的合法性认定采取主客观混合的阶段化判断标准,分为启动阶段的合法性审查和实施阶段的正当性审查,具有清晰的阶段化特征和鲜明的实践指引功能。相较而言,我国在诱惑侦查合法性认定的问题上,既存在由法律规定的模糊性所导致的概念范围不明、法律性质不清等问题,也存在过度重视判断标准中静态要素的设置,忽视对诱惑侦查的行为阶段进行区分的倾向。解决问题的出路是,在概念界定上应明确诱惑侦查作为事前侦查、任意侦查的法律性质,并以指导案例的形式对诱惑侦查的行为方式、合法性判断要素进行解释说明;在司法认定上应在肯定主客观混合标准的同时,对判断标准中的主观要素和客观要素进行动态审查,进而形成启动阶段合法性审查和实施阶段正当性审查的区分,以凸显判断标准的实践指引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