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诉讼证据交换制度的立法探讨

证据交换的正当性虽然无可置疑,但其被规避适用却是实务中的普遍现象。设置证据交换制度有诉讼效率的考量,但其首要的价值目标却是公平和公正。审判效率得以提高的秘密不在于证据交换本身,而在于证据交换制度所依存的具有不可逆性的二元性诉讼结构。在制度层面上,司法解释与《民事诉讼法》的不兼容及司法解释技术自身的问题应当予以检讨。完整的具有实效性和可操作性的证据交换规则的确立包括两个大的方面：一是包含有实体性因素的证据交换规则;二是包含有程序性因素的证据交换规则。     

谈我国的民事证据交换制度的完善

民事证据交换制度类似于西方的证据开示制度，首次法律规定是1998年的《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中，然后在2002年4月的《关于民事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中规定了证据交换制度。自该制度实施以来对于实现公正与效率的诉讼理念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在其制度规定和实际操作中却有不少问题。本文拟剖析民事证据交换制度实际适用之缺陷，从而对证据交换制度提出完善建议。     

欧洲的“天空开放”： 航权交换区域合作模式的新发展

航权是国家主权在民航运输领域的具体表现，航权交换是国际民航运输活动最基本的法律手段。传统芝加哥体系要求航权交换由政府间依双边方式进行，随着国际实践的不断发展，航权交换活动呈现出区域合作的模式，其中欧洲最具代表性。欧洲航权交换区域合作模式的成功之处在于其区域融合和一体化的良好基础，有效的民航协调机制以及渐进性、阶段化的举措。这种航权交换区域合作模式有力促进了包括亚洲在内的航空自由化的发展。2007年欧盟与美国达成的“天空开放”协定缔造了全球最大的航空市场——北大西洋“天空开放”区域，将航权交换的区域合作推向顶峰，具有深远意义。航权交换区域合作模式不仅有利于克服不同航空利益间的冲突，带来规则融合的可行性，还导致了“联合空域”的出现，其在推动航权交换法律体制发展中的潜力非常值得关注。     

中外民事证据交换的范围之比较

庭前证据交换的范围一般在两种含义上被加以使用,一是证据交换适用的案件范围,二是证据交换的证据范围从立法层面上讲,我国是从第一种含义上使用这一话语的。证据交换范围的问题在复杂、疑难案件的审理中显得尤为重要然而,在审判中能够适用的法条极为有限,实际上只有《若干规定》第37条是针对证据交换的启动的法律规定。这与其在理案件中的重要地位是极不相协调的。为此,外国有关证据交换的范围的相关立法为我国提供了一条经验之路。     

财产权与契约关系——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读书札记

根据黑格尔的理解。作为自由意志定在的财产权实现离不开契约交换，契约交换是财产权实现的中介。契约关系是自由意志间的关系，其核心是将单一意志变为共同意志，并在共同意志下实现财产所有权交换。依据是否以平等人格为前提，契约分为形式契约与真实契约。私人间契约关系具有偶然性，因而，私人契约关系内在地要求客观公共力量的存在。从经济关系的雏度理解契约关系，这不仅有助于从学理上深刻把握契约关系的实质内容，更有助于把握《物权法》颁布对于当代中国现代性进程的重要意义。     

试论构建法官指导型民事证据交换程序

证据交换程序规则制度从草创时期的普遍适用到制度确立的当下变得门庭冷落,主要是由于在规范层面上,新《民事诉讼法》确立了证据交换的庭前准备程序地位,却因丧失证据关门的原有优势则不如正式开庭更有效率;实证层面上,原被告当事人对证据交换程序需求不强烈,基层法官主动适用程序的意愿也较弱,致使程序优势难以发挥。事实上,当下追求司法公正与诉讼效率的背景下,原被告与法官均对充分对等的信息交互具有现实需求,法官在指导当事人举证的过程中公开审理思路,促进三方高效完成庭前准备的同时,也有利于通过公开促公正。因此,以法官"审理思路公开"为路径,构建法官指导型证据交换程序,通过建构一些列子程序并配合相关保障制度将有效消解前述困境。     

国际文献交换一高校图书馆丰富馆藏的重要渠道之一

通过对国内国际文献交换的介绍，阐述了国际文献交换对图书馆馆藏建设的重要性，尤其是在当前书刊涨价，经费紧张，国外书刊昂贵的情况下，国际文献交换，显得比以往更加重要，它民为国内外图书馆采集图书资料的重要渠道之一。     

对行政诉讼证据交换制度的思考

庭审前证据交换制度(即证据开释)对于减轻法院负担，节约社会成本，减少当事人不必要的诉累具有重大的意义。在我国，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的证据交换制度已引起法学界的广泛讨论，在审判中也进行了初步的实践，效果显然。但是作为三大诉讼之一的行政诉讼，庭前证据交换仍然是空白，本文试图从理论上来界定行政诉讼证据交换制度，并对如何构建我国的行政诉讼证据交换制度进行了初步的探讨，以期抛砖引玉，引同仁关注。     

论刑事诉讼庭前证据交换

刑事诉讼庭前证据交换制度对我国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和完善的理论和实践意义重大.故有必要从我国的审判实践出发,定义刑事诉讼庭前证据交换制度,并深入阐述此制度在我国实行的意义;更有必要通过比较庭前证据交换制度在美国和日本等国的发展情况和先进思想,分析我国目前刑事诉讼证据交换制度的不足并对造成此种现象的原因进行深刻反思.唯此,对于我国刑事诉讼庭前证据交换制度所提的意见和建议才是有分量、有意义的.     

社会交换与法律

社会关系本质上是人与人之间交换的关系。人际交换的关系在形式上表现为契约的交换和非契约的交换,两者在交换的主体意义、交换内容的性质、交换的程序意义以及交换的公正性原则等方面存在差异。人类社会经历了从非契约交换到契约交换的历史演化,非契约交换是人类社会关系的开端,而契约交换则是社会关系发达的产物。在人类社会的进化过程中,法律因陌生人契约交换的需要而产生,并为陌生人的契约交换提供保证,从而法律与契约的交换形成了同构的关系。法律在将契约交换的关系纳入自己的领地时,也与非契约的交换关系发生了分离,这种分离导致了法律与非契约交换之间形成了张力。     

民事诉讼中证据交换浅析

证据交换是诉讼双方正面交锋的前奏。对法院和当事人来说都很重要。但我国的证据交换中还存在一些缺陷。     

略论行政诉讼证据交换制度及其完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次规定了行政诉讼中的证据交换制度。这是近几年来我国司法制度改革 ,尤其是行政诉讼制度进一步完善的重要成果。证据交换制度在改变行政诉讼中的“证据随时提出主义” ,进一步确立“证据适时提出主义” ;实现当事人的地位平等 ;提高行政诉讼效率 ;促进行政诉讼从现行的超职权主义模式向以当事人主义为主的模式转变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 ,现有的规定在交换的范围、交换的原则、交换的程序、交换的方式、交换的时间等方面 ,尚需进一步完善。     

“交换”型家庭教养方式对未成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

本文以社会交换理论为基础,依据交换纬度的不同,将家庭教养方式划分为民主、溺爱、专断和放纵四种类型。用需求层次理论和社会交换理从社会学角度分析不同家庭教养方式导致未成年人心理健康状况差异的原因,为研究家庭教养方式提供新的视野。     

社会交换论视角下的大学生人际交往模式研究

社会交换论作为西方社会学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流派,其在古典功利主义经济学、行为主义心理学等思想的影响下,把互惠、交换等经济学概念引入了社会学当中,对于解释人们的互动行为具有深远的意义。本文将围绕社会交换理论,对大学生的校园人际交往进行分析,以突出大学生人际交往的理性因素。     

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困境之原因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近几年的发展壮大对于我国农村地区的整体发展有着巨大的促进作用。可是我们仍然面对理想的理论与骨感的现实之间的矛盾，本文从我国农村社会的乡土性、集体行动的逻辑及社会交换理论探讨和总结了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困境的原因。     

平安城市联网报警系统设计方案

由于公用电话网（PSTN）的广泛分布与价格低廉，使其成为组建联网报警中心的主要资源。哪里有电话网，哪里就可以快速、经济地组建联网报警系统。但是，电话线有可能被破坏、线路交换有可能阻塞，而且由于载波等原因会造成信息的不完整。因此不能准确迅速的将报警信号传送到报警中心。     

论民事诉讼证据交换制度

民事诉讼证据交换制度有利于当事人固定案件事实,有利于人民法院归纳争议焦点,从而实现诉讼公正,成为开庭审理前的核心制度。但由于对证据交换立法的不科学、可操着性不强使其法律效力发挥受到了限制,应富有针对性的建立健全证据交换制度。     

信息交换与限制竞争的法律规制研究

本文是对行业协会中的信息交换进行反垄断的法律分析。首先 ,本文对行业协会信息交换的种类及其利弊进行分析 ,然后就各国对信息交换的法律规制进行了详细的介绍 ,最后 ,作者对我国信息交换的法律规制进行了制度设计和构想。     

出版物国际交换的现状与理论研究刍议

文章对出版物国际交换的历史背景、国际、国内的现状、运作模式、理论研究等方面做了全面的论述和探讨。提出了文献的国际交换工作在我国存在的诸多问题，并论证了建立全国性的文献国际交换中心的必要性。     

商业反腐的结构性治理和模式

近年来，商业反腐的结构性治理出现了新的特点、格局和问题意识。围绕打击和预防商业腐败，在“供给侧”的相关立法和执法策略上，国际商业反腐的责任规则、基本立场和制度供应都产生了令人瞩目的重要转变和新动向，也对中国的改革和发展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基于这些转变和动向，更全面、更深入的商业反腐研究，不仅应从微观层面谋取政府与企业之间合法化的利益交换，还应从宏观层面进一步深究社会支持系统之上的结构性治理之道，构建起一套商业反腐的模式。其中，中国商业反腐的结构性治理实际上更为复杂和微妙，它有着跨境移植难以应对的本土化特定议题和立场；同时，中国商业反腐的模式不仅应有制度改革等基本应对的治标之策，还要留下足够的空间，为商业反腐更高目标的实现和深层治本之道的获取，做出更全面、更精密的架构和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