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用反补贴法律手段维护公平贸易和产业安全

反补贴法律是贸易求济法律体系中最重要的法律之一，根据世界贸易组织《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反补贴措施是各成员规范对外贸易秩序、制止不正当竞争、保证国内产业安全的重要手段。2001年11月，国务院颁布了第一部独立     

清洁能源补贴问题研究

清洁能源补贴是政府在追求环境与贸易平衡中的积极行为,体现了一定的发展权思想。世界上多数国家都在法律和政策机制上对清洁能源产业进行补贴,并效果显著。基于贸易博弈的原因,清洁能源产业也正成为反补贴之诉的"重灾区",中国尤为明显。作为应对之策,中国除了要在推进WTO清洁能源补贴立法改革的问题上建言献策之外,还要完善自身法律并采用更为科学的补贴方式。     

中国在应对对华反补贴中的问题及法律对策

近年来,反补贴—作为世界贸易三大救济措施之一,被其它国家频繁地用来对中国出口企业进行贸易制裁,使得我国政府以及企业不得不面对着异常严峻的反补贴形势。本文对现阶段我国在应对国外对华反补贴调查案件中所存在的政府有关部门对反补贴认识不足、我国反补贴政策缺乏规范、政府和企业对于反补贴案件应对不积极等问题进行分析探讨,并提出相应的法律对策建议。     

世界贸易组织补贴规则研究

世界贸易组织法律体系中关于补贴问题主要规定在三个法律文件之中,即《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以下简称《补贴协议》)、《农业协议》和《服务贸易总协定》。《补贴协议》只处理影响货物贸易的补贴,《农业协议》对农产品的补贴在《补贴协议》的大框架内有一些特殊规定,《服务贸易总协定》则另外规定了关于服务贸易的补贴。由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实力的巨大悬殊以及它们对农业补贴的不同政策,从而导致了在货物贸易的补贴规则方面,两类国家之间存在着尖锐的利益不平衡,发展中国家必须为实现其与发达国家实质上的平等而继续奋斗。     

美国的补贴与反补贴法律制度

美国的反补贴制度,是从《1890年关税法》中关于从量反补贴税的规定开始的,而《1897年关税法》则将先前从量反补贴税的增收修改为征收与外国政府给予的补贴相等的反补贴税,是为美国首部真正意义上的反补贴税法。《1930年关税法》中,反补贴的法律规定得到了细化和加强,但没有实质性的改变,直至《1974年贸易法》制定了反补贴税和司法审查的具体程序。之后,国会在《1984年贸易和关税法》中修改了相关规定,使得国内产业更容易获得反补贴法救济;在《1988年综合贸易和竞争法》中又增加了几项明确和强化反补贴法的规定;1994年,根据WTO乌拉圭回合协定对此又进行了大幅修改。     

中国面临反补贴调查的原因及对策研究

2004年以来，以美国和加拿大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频繁向中国出口产品发起反补贴调查。中国出口产品之所以会频繁遭遇反补贴调查，一方面是由于贸易保护主义的盛行，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中国现行的补贴政策不符合WTO的《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下文简称《SCM协定》）和中国入世时对补贴问题的承诺。梳理调整现有的反补贴政策，使其规范化和建立起完善的反补贴应诉机制，是应对反补贴调查的有效途径。     

我国加入WTO后补贴与反补贴问题法律对策研究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出口贸易的发展,西方国家将会很快把反补贴法适用于我国。本文在阐述外国对我国的反补贴形势和我国补贴与反补贴的立法与实践及其与WTO《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的差距的基础上,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我国的法律对策。     

浅析保障措施协议中的进口增加

保障措施是一种贸易救济措施,但保障措施在性质上不同于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保障措施针对的是在正常贸易条件下的进口产品,而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针对的是在不公平贸易条件下的倾销产品和受补贴产品.此外,在实体条件、程序条件、实施对象范围、实施期限、实施措施的形式、出口方获得补偿或行使报复权等方面,保障措施与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也存在差异.总的来说,由于保障措施是公平贸易下的贸易救济,因而适用条件更加严格.     

中国补贴现状与面临反补贴措施的法律应对

本文是一份有关中国人世后面临的欧美对华反补贴措施的法律预警与对策分析研究报告,旨在通过对WTO补贴国际规则的研究与中国各种补贴政策现状的总结,分析SCM协定反补贴豁免对我国的适用性,以及中国"非市经济地位"与补贴调查程序的关系,预测中国取得市场经济地位后面临来自欧美各国反补贴措施的可能性和应采取的救济程序措施,并提出对我国补贴政策的调整方案,为我国补贴政策法律化和决策机制程序提供理论依据.     

效率与公平的价值冲突及整合

公平与效率都是法的价值,如何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是极具现实意义的问题。本文结合相应的法律规定,具体分析在不同的法律规定下,不同的权利配置方式怎样体现了或效率优先或公平优先的不同价值取向,并以修改后的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为视野,试图在效率与公平之间达成一种协调和平衡,使得效率与公平的价值目标都得到提升。     

论国际反垄断法适用除外制度的价值取向

分别对竞争公平价值和社会公平价值进行全面分析,并对二者的关系也进行比较研究。社会公平价值是受高位阶法律规范或者宪法规范保护的高层级价值标准,竞争公平是受下位经济法保护的低层级价值标准,当二者发生实质冲突时,社会公平应当受到优先保护。社会公平价值标准高于竞争公平价值标准是反垄断法适用除外制度产生和存在的基础。二者的冲突并不是不可调和的,只有发生实质性冲突时,社会公平价值才优先适用,反之,竞争公平价值应当在经济法领域中得以顺利实现。     

GATS协议中与竞争有关的规则与我国在服务贸易领域竞争法的完善

作者分析了GATS协议中与竞争政策与竞争规则有关的条款,指出服务贸易领域履行国民待遇原则的特点和难度;并对我国在服务贸易中存在的非公平竞争问题进行分析,建议我国在服务贸易领域建立和完善竞争法制。     

美国加征关税的国内法与国际法规则运用冲突研究

在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的背景下,加征关税已经成为国家间贸易摩擦的重要形式。自2016年以来,美国不断增加对中国加征关税的额度,加征关税的法律依据也更加多样化。美国加征关税的法律依据主要分为针对不公平贸易行为、保障措施和国家安全例外三大类型。美国加征关税的国内法与国际法规则运用存在长期冲突,根源在于美国加征关税立法上确立的美国法优先原则,这将对今后国际贸易体系的改革和发展产生重大阻力。     

公平正义：和谐社会的基本法治理念

和谐社会应该是一个法治社会,而法治社会最基本的理念就是公平正义。公平正义是法律的主要价值形态,更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价值基础,是和谐社会的重要标志和主要内容,也是法律调整的根本目标,是协调各种利益、处理各种矛盾的根本尺度。没有公平正义,社会主义便会失去灵魂的支撑,失去自身质的规定性;没有公平正义,就没有安定有序的社会秩序;没有公平正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就会失去动力。因此,应将公平正义确立为和谐社会的基本法治理念。     

经济法的法价值范畴研究

本文全面而深刻地论证了经济法的法律价值 ,认为经济法的法权价值在于对权力的规制 ,资源价值在于追求发展公平 ,而社会价值则在于维护经济安全     

中美贸易摩擦中的法律战--从不可靠实体清单制度到阻断办法

中美贸易摩擦有明暗两条主线。明线是两国政府就贸易摩擦所涉议题展开谈判,以期达成协议,解决贸易争端;暗线是中美之间就制裁和反制裁、遏制和反遏制展开的法律战。法律战是中美贸易摩擦所呈现的国家之间的法律和制度之争,是美国法律霸权主义背景下中国参与国际经济治理无法回避和必须回应的法律竞争和法律反遏制。法律战的工具具有多元性,这导致法律战呈现出复杂性。以长臂管辖和次级制裁为主要特征和核心的法律战对于中国完善国内法和参与国际法实践提出了更高的规则和制度要求。以不可靠实体清单制度和阻断办法为代表的法律战需要实体法、程序法、国内法、国际法多重要素的整体配合,才能达到政策目标。     

WTO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法律制度建设问题

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及各种协议、协定是国际经济贸易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现行的经济法律 ,如市场主体法律制度、物权法律制度、合同法律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 ,与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是相通的。但是 ,对与国际经贸规则接轨、国民待遇、公平竞争、法律透明度及法制统一等理念还要进一步深化到经济立法中去。同时 ,要加紧制定民法典 ,加强电子商务等促进知识经济发展的立法 ,进一步完善商事法律体系 ,改进行政执法和司法。     

行业协会的反竞争行为及其法律规制

由于行业协会以充分维护本行业的共同利益为目的,因此行业协会具有天然的反竞争倾向,应当成为我国竞争法所规制的主体。行业协会的反竞争行为有多种表现,包括对非协会会员的反竞争行为、对行业协会会员的反竞争行为以及行业协会之间的反竞争行为。我国法律对行业协会反竞争行为的规制严重滞后,必须尽快加强相关立法,包括《行业协会法》与《反垄断法》。     

强化我国商号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思考

目前,我国还没有建立起专门的商号法律保护制度。在现行商标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现有法律体系的框架下切实保护商号,不仅要正确认识商号知识产权的性质和保护现状,更重要还是要进一步完善我国商号的知识产权法律保护体系。     

CSR ISSUES IN INTERNATIONAL TRADE: A LEGAL ANALYTIC FRAMEWORK

With intensified competition in international trade,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 issues have been focused on contentions among different interest-oriented groups and thus overtly, or covertly, being taken into account as a prerequisite for fair trade. For catering to this demand, CSR certification has become a controversial topic in international trade. However, the concealment and complexity involved and woven into this certification can easily make CSR issues new barriers to trade with characteristics of multiplicity in law, sensitivity in recognition, and disputability in practice. For the sake of corporate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and a relatively harmonious and stable international trade order, it is earnestly urgent to explore appropriate legal approaches for responding to these complicated issues according to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