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党风廉政建设 促进公正廉洁执法

党风正则干群和,干群和则社会稳,而腐败是影响党群干群关系、破坏社会和谐的重要因素。腐败侵害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导致利益分配严重失衡。社会利益的公平分配是社会和谐的基本前提,实现社会和谐必须保障利益分配的公平公正。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就要求我们在加快发展的基础上规范收入分配秩序,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保障社会公平正义。     

章洚渊：实现社会公正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深刻根基

社会公正存在于社会的各个方面，就总体来看，最引人注目的是社会的分配公正和司法公正。分配公正问题，历来都是世人瞩目的重大问题。在中国实行市场经济以来，社会各个阶层或各个社会成员之间，在收秋分配上出现了多元化的情况。多元的分配格局必然导致利益的差异。利益差异的急剧拉大，必将严重危及社会安全与稳定，社会和谐就无法实现。法律在收入分配上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确定合理的收入比例，是构建和谐社会所必须。法律在分配的税收调节上也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税收立法始终是对社会分配进行有效调控的手段。     

利益均衡共享：调适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民生基础

当前我国社会利益不均衡的突出表现是收入差距"全范围、多层次"逐步扩大.利益不均衡源于收入分配秩序混乱及两次分配的制度性缺陷.这种差距的扩大若不能及时解决,社会各阶层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将产生过多的被剥夺感,其结果可能从经济利益的冲突转化为深刻的社会矛盾.因此,必须通过深化改革,建立起全社会的利益均衡共享机制.     

论经济法再分配功能的彰显——我国收入分配制度的完善

当下,我国收入分配领域积累的矛盾日益凸显,由此引发的社会不和谐因素与日俱增,直接影响到人们对改革的评价、影响到社会经济持续健康快速的发展;因此,建立科学合理、公平公正的分配机制成为当务之急。法律是社会利益资源和权利的调节器,特别是经济法,其特有的再分配功能能够弥补现有分配制度留下的遗憾与不足,其以追求社会整体利益的理念恰好与公平分配观、可持续发展观高度契合。要完善我国的收入分配制度,必须大力彰显经济法的应有作用。     

经济法的利益分配和再分配功能

经济法是关于社会整体经济利益分配之法,经济法所调整的社会整体经济利益的权衡、确认和保障活动实质上是一种利益的再分配活动。经济法的利益再分配功能首先体现在其对经济利益的再分配,同时也体现在对传统权利、义务等非经济利益的再分配。通过发挥经济法的再分配功能,能有效解决我国当前社会中存在的利益分配不公平问题,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     

利益分配的国家调节——论经济法的再分配功能

国家调节是对市场缺陷和市场失灵导致的利益分配失衡现象的救济与矫正,是国家介入利益分配领域后,对市场初次分配格局中存在的缺陷的补救,是在市场分配基础上的再分配。经济法作为国家调节社会经济之法,其本质属性在于国家调节,是对利益进行的再分配。以利益分配与国家调节之间关系的探究为基础,对经济法再分配功能的内涵与意义加以分析,有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经济法的功能,并运用经济法的再分配功能为建设和谐社会服务。     

和谐与利益

现代社会不仅是一个伦理共同体,同时更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利益在分化基础上形成多元结构,而多元结构的稳定性恰恰在于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均衡性,这种均衡性的实现,关键在于实现权利资源的平等分配。只有利益分配公正,多元利益得以协调共存,才能为实现和谐社会奠定基础。然而,我国社会现存的贫富悬殊、失业率高、三农问题、腐败、教育不公、社会保障体系缺位等问题表明:利益协调机制并未完善,弱势群体利益依然被忽视和剥削,致使社会利益分配格局失衡,成为社会不和谐的潜在威胁。因此,必须通过加强立法工作,提高弱势群体生存和发展的保障力;通过建立利益表达的制度化途径,完善社会分配机制、司法救助制度和社会保障体系,强化“社会安全阀”,保护弱势群体合法权益;通过完善监督体系,提供反腐败效果等措施,维护利益分配的公正性,实现利益的协调和共存,以更好地构建和谐社会。     

反垄断法再分配功能初探

法律是社会利益资源和权利的分配书。经济法是利益资源和权利的一种再分配法,是在民商法等法律所作的权利分配的基础上,对原有权利安排作出适当调整和再分配。反垄断法同样具有再分配功能,通过对美国反托拉斯法的产生历史的考察可以证明这一点。我国的社会现实也需要反垄断法再分配功能的发挥。     

司法裁量在民事诉讼证明责任分配中的适用

证明责任分配规则和当事人的实体利益、程序利益密切相关,司法裁量是证明责任分配的特殊规则,其价值功能在于补充修正立法缺陷,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本文指出为了避免证明责任分配中司法裁量权的适用失当,必须对其进行规制,以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环境利益分配：环境法学的规范性关怀——环境利益分配与公民社会基础的环境法学辩证

分配是法律制度的基本功能之一,利益分配是法律制度分配功能的最核心部分。在物质文明基本满足甚至极大化丰富之后,人类显示出了对生态文明的积极追求倾向,世界进入了所谓的环境时代。环境时代的秩序意蕴两层含义,即人类与自然生态的秩序和人域社会内部的环境社会秩序,环境时代的秩序型构同样需要法律制度功能的充分彰显。文章认为,环境利益分配是环境法学的基础性规范关怀,通过环境法的环境利益公正合理分配,需要公民社会的充分养成与理性交往话语平台的有效建构,在此基础上,通过环境利益分配的环境立法、环境利益分配的环境法律制度结构和环境利益分配的环境法律实现等层面来达成环境法的环境利益分配功能。     

分配正义与收益公正分配

收益公正分配是转型时期社会公正的重要维度,维系人权保护、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与国家治理,蕴涵着分配正义理论。多种因素决定经济法分配正义是复合正义,强化在市场分配机制基础上的国家再分配职能,以促进社会基本结构的公正。经济法分配正义理论通过奠定收益分配之理论基础,提供收益分配之制度属性的路径促进收益公正分配,进而实现以社会公正为中心的可持续经济发展,推动中国社会顺利转型。而以分配正义为衡量尺度,我国收益分配制度需要进一步完善。     

浅析现阶段发展第三次分配的路径选择

现阶段在我国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情况下,考察第三次分配的路径选择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认为当前完善第三次分配重点不在于经济发展水平层面,而关键在于社会文化与环境层面,其次是制度的支持与法制的完善。     

论弱势群体的法律保护必要性——以和谐社会的构建为背景

社会的和谐建立在平等正义的基础上,平等正义既包括政治层面上的法律地位平等与权利分配的公正,也包括经济领域中利益分配的公正;社会的和谐同时也是“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从这两个角度出发,法律应温情地关注弱者和弱势群体,尽量为他们提供机会优势,尽可能地消解经济上的落差所造成的社会隔膜,以达成弱强群体之间的和谐共处。     

论征地补偿费分配的反思与重构

我国征地补偿费分配纠纷数量不断上升，涉及人数众多，矛盾尖锐。征地补偿费分配纠纷的症结在于分配范围不清，分配对象不明和分配方案不公。我国应当拓宽补偿范围，完善补偿费发放制度，明确集体所有权人，确立集体成员的识别标准，设定最高留存比例，健全村民自治，从而确保征地补偿费公正、有序、合理的分配，以构建和谐、稳定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论经济法的再分配功能

国家调节是对市场缺陷和市场失灵导致的利益分配失衡现象的救济与矫正,是国家介入利益分配领域后,对市场初次分配格局中存在的缺陷的补救,是在市场分配基础上的再分配。本文以社会分配正义为基础,通过法哲学和经济法与其他部门法的比较来论证经济法天然具有再分配功能的属性。     

论工资法律制度的正义性

劳动力市场中劳资双方力量的不对等,导致我国企业工资分配的严重不公,劳动者特别是底层劳动者在收入分配体系中处于弱势地位。工资法律制度作为国家在劳动关系领域的宏观调控工具,是国家通过法律保障劳动者权益,实现社会收入分配公平公正的有效手段,也是整个社会追求正义精神的体现。     

完善我国收入分配机制的经济法思考

法律是社会利益资源和权利的分配书。解决当前我国日趋尖锐复杂的收入分配问题,应该大力发挥经济法在分配功能。经济法在实现再分配时应遵循利益平衡原则、社会整体利益原则和有限调节原则。发挥经济法的再分配功能,建立科学分配机制,要处理好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的关系,加大利用财税杠杆调节收入分配的力度,进一步完善劳动工资立法,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法律体系,公平分配社会教育资源,缩小城乡教育投入的差距,并进一步强化经济司法。     

我国初次分配的公平性问题探析

改革开放三十年,虽然我国在各方面取得了很大进步,但是当前最为突出的就是人民的收入差距呈现出扩大的趋势,收入分配中的不公平现象日益显现出来,尤其是初次分配中的不公正。因此,本文概述了我国初次分配中不公的表现及其原因,同时论述了促进初次分配公平性的措施。     

利益分配的工具：版权制度的价值论分析

版权(法)的基本价值应该是指版权赋权规则的价值.版权价值包括作者人格价值、私有财产价值、公正分配价值等直接的规范价值,以及促进文化、民主和其他公共性利益最大化等社会性价值.版权制度所具有的是一个层次性的价值体系.其中,公平与激励价值是版权赋权规则所欲达到的外在目标,它指导着版权赋权规则的制定.按照工具价值服务于目的价值的原则,版权之人格价值、财产价值的实现是对分配公平价值和其他社会价值的促进,前者应该服务于后者,更不得妨害后者.     

邻避问题中的利益失衡及其治理

利益失衡是邻避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表现为负外部性带来的利益分配不均衡和环境风险在地域与社群中分配的不均衡.然而现有治理方式并未回应失衡的利益结构.要解决邻避问题中的利益失衡,首先要在立法上明确邻避设施利害关系人的法益,避免利益衡量在行政过程中流于形式化.其次要转变决策模式,赋予邻避设施利害关系人话语权.最后要在信息公开、公众参与、利益补偿、监管保障四方面完善利益衡量与平衡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