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隐名出资对有限公司股权转让效力的影响

隐名出资中包括了两个不同的出资主体，也就是实质上的出资人和名义上的出资人。前者指的是实际认缴出资的主体（即隐名股东），后者指的是公司章程、股东名册或工商登记材料上记载的出资主体（即显名股东）。隐名股东和显名股东是否都有权利将转让股权？转让股权的效力又当如何认定？本文从股东资格认定角度入手，探讨了隐名出资对股权转让效力的影响。     

有限责任公司隐名出资法律问题研究——对《公司法解释(三)》的解读

有限责任公司隐名出资涉及到隐名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隐名出资人与公司以及隐名出资人与第三人之间不同的法律关系,容易引发隐名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之间的股权权益归属纠纷、隐名出资人股东资格确认纠纷、名义股东股权处分行为效力纠纷以及出资瑕疵责任纠纷,具有相当的复杂性。《公司法解释(三)》总结了司法实践中的经验,对有限责任公司隐名出资的法律问题进行了规定,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依据《公司法解释(三)》对隐名股东资格确认及存在隐名出资情况下的第三人利益保护问题进行了解析,并对如何在司法实践中理解和适用《公司法解释(三)》的有关规定进行了解释。     

有限责任公司隐名出资人权益探析

有限公司隐名出资是一种法律行为,在没有法定的无效情形下,其投资权益应该受到保护。基于商法的基本原则,隐名出资者的投资权益只能限定在隐名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之间形成的债的范畴内,隐名出资者并不能成为公司的当然股东,不能享有股东权益。但为保护隐名出资者的权益,有效处理隐名出资所产生的纠纷,应当设置隐名出资者有条件成为股东的制度,赋予隐名出资者以股权期待权。     

隐名股东的法律地位及风险防范

隐名股东是指基于一定的理由和目的,向公司实际出资但不具备股东身份形式要件的出资人；隐名股东是否享有股东资格,应区别对待:涉及公司内部法律关系的事项,承认隐名股东的股东资格；在公司对外关系上,遵循公示主义原则和外观主义原则,不认可隐名股东的股东资格；隐名出资存在许多风险,隐名股东在出资前应采取一系列措施预防隐名出资的风险.     

股权利益分离机制下隐名出资问题之再阐释

《公司法解释(三)》对隐名出资问题进行了规定,引发理论界与实务界对此之新一轮省思。在隐名出资场合不仅存在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之间的合同关系,还有实际出资人、名义股东与公司及其他股东之间形成的法律关系。《公司法解释(三)》的破局尝试,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同时也反映出理论与实践中的一些问题。反思股权本质,理顺股权当中的财产关系与人身关系,建构股权利益分离机制,兼顾当事人之间的约定以及公司其他股东的意思,将有可能寻求更为理性的破局之道,也符合有限责任公司兼具人合性与资合性的品格。     

有限责任公司隐名出资协议法律性质的信托法解析

有限责任公司中的隐名出资[1]是指隐名出资人和他人达成合意,由隐名出资人实际出资,而将他人(显名股东)记载于公司商事登记簿、章程、股东名册等公示材料的股权结构安排.以理性人的假设为基本前提的私法自治原则本身就是成就公平价值目标的途径之一：在具有完全民事行为的主体充分意思自治的情况下所缔结的隐名出资协议,法律一般会推定是...     

试析股东资格认定中的若干法律问题

股东资格的认定是当前公司法实务中一个重要的问题。依据是否具备一定的形式外观,可以将股东资格的构成条件划分为实质条件和形式条件两类,其中,工商登记、公司章程记载、股东名册记载等形式条件对于公司股东资格的认定具有决定性意义。而出资瑕疵、瑕疵股权转让、公司章程和股东名册记载及股东登记不完备、隐名出资人等情形下的股东资格认定,应区别对待。     

隐名出资股权的执行法律问题

我国目前尚未明确隐名出资股权的执行规定,涉及该等股权的执行程序主要参考公司股权执行的相关法律规定,但隐名股权毕竟不等同于公司股权,因此由于制度的缺失,造成了司法实操中的执行困惑和僵局,影响了债权人法益的实现.本文从分析有限公司隐名出资股权的法律属性及与股权执行相关的法律规定进行阐述,结合司法案例,针对隐名出资股权执行的司法现状及其体现的问题,提出完善隐名出资股权执行的建议.     

浅析有限责任公司隐名出资人的法律地位

在我国,隐名出资现象已经屡见不鲜,隐名出资人导致的法律纠纷也逐渐增多。主要表现在隐名出资人与显名股东之间,隐名出资人、显名股东与公司及其他股东之间,隐名出资人、显名股东与第三人之间发生的纠纷。《公司法解释(三)》的出台为解决隐名出资人的相关问题提供了法律依据,但也存在很多问题。本文拟从法理和立法逻辑出发,同时紧密结合司法解释三的解读,来简要剖析隐名出资人的法律地位,最后提出保护隐名出资人权益的建议。     

隐名投资者股东资格的认定

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公司资产的实际出资人和记载于公司章程、股东名册以及工商登记材料中的显名股东经常出现不一致的情况,这就产生了所谓的隐名出资问题。对于实际出资人,一般称之为隐名投资者,而对于未出资却登记为股东的一方,一般称之为显名股东。隐名投资者的隐名是指公司其他股东只知道显名股东的存     

隐名投资人股东资格认定问题研究

股东是公司关系中最为重要的角色,股东资格又是股东地位的法律基础。隐名投资争议中隐名投资人股东资格的认定遂成为理论及实务界的难题。为了给司法实践提供有效解决的路径,在已有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展开讨论,从厘清基本概念出发,对争议进行类型化的处理,提出借用《合同法》的隐名代理制度和代理人身份不公开制度来解释隐名投资的内外关系,并结合案例分析,提出相应的解决办法。     

论民事诉讼中的违法公民代理——《民事诉讼法》第58条的漏洞与完善

由于2012年的《民事诉讼法》限制委托代理人范围的规定,导致超出该范围的委托成为"违法公民代理"。在否定委托行为法律效力时,基于委托代理制度的功能及程序安定要求等多种因素考虑,应当肯定后续诉讼行为的效力。为防止"违法公民代理"发生,应对判断委托代理人资格至关重要的"近亲属"标准予以明确化,并通过配套机制,促使相关人员配合法院完成对委托代理人资格的审查。     

论夫妻约定财产制度的适用困境——由夫妻二人公司出资协议性质争议引发的思考

夫妻二人出资所创办的公司,其股东出资协议的性质存在一定的争议,如何界定并厘清夫妻二人公司,讨论夫妻财产制契约的性质和夫妻二人公司的股东出资协议的性质则显得十分必要,揭示我国夫妻财产制的立法不足,探究解决办法也相当重要。夫妻财产制契约是身份契约,夫妻二人公司的股权出资协议不是夫妻财产制契约。要完善婚姻法律制度必须改变“一事一议”的立法模式。     

中国法律环境下对赌协议的法律性质及效力分析——兼评“苏州海富诉甘肃世恒”案

本文认为,从性质上讲,对赌协议是一种射幸合同,也是无名合同．其法律适用必须依照合同法总则规定。对赌协议作为私募股权投资中的一个环节、一项重要投资工具,符合社会需求．其并不必然违反法律中的效力性禁止规范,也并不一定侵犯股东的利益。     

公司法律形态结构改革的走向

现行公司法上,公司法律形态存在着结构性问题。有限责任公司虽属封闭公司,但没有涵盖发起设立股份有限公司,而股份有限公司却容纳了公开公司和封闭性的发起设立股份有限公司。这种结构导致了封闭公司适用不同规则,公开性股份有限公司、封闭性股份有限公司适用同样的规则。公司法改革的取向是整合封闭公司资源,重塑有限责任公司形态,涵盖所有封闭公司,并使股份有限公司仅具有公开公司特点,不再涵盖发起设立的公司。在此基础上,同一法律形态的公司适用同样的规则,以利公司法现代化。同时,实现公司法体系一元化,外商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与内资有限责任公司并轨,这是重塑有限责任公司形态的应有内涵。     

浅析国际投资多边立法的不足及其影响

由于资本输入国和资本输出国之间的矛盾，国际投资的多边立法一直进展缓慢。全球性多边投资实体法规则的缺失和有效的投资争议解决机制的缺乏，不利于造就一个稳定的、可预见的国际投资环境。未来的投资法体系的完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际社会能否尽快找到一个合适的多边投资立法场所，能否确立一套适当平衡南北利益的多边实体法投资规则和有效的投资争议解决机制。多边投资立法的加强，不仅是弥补现有国际投资立法不足的重要手段，也是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国际投资自由化的必然要求。     

对赌协议的法律构造与定性观察

对赌协议虽有赌博的字眼与表征,但与零和博弈的赌博存在本质的分歧与泾渭分明的界限。对赌协议是私法上财产自我估值机制的一种形式,是私募股权投资中常用的估值调整机制。作为一种金融创新工具,即可降低投资方的代理成本,又可降低融资方的融资成本。对赌协议作为一种非典型合同,与附生效条件合同貌合神离,可归结为射幸合同,在我国现行法律框架下,私募股权投资中对赌协议的运行不存在任何合法性障碍。     

Deduction and Justification in the Law. The Role of Legal Terms and Concepts

Abstract. Legal terms, such as “ownership,”“contract,”“validity,”“negligence,” are used as middle terms in legal deduction. The paper distinguishes two problems regarding this use. One is the logical function of terms for deduction within a normative system. Specific problems dealt with in this connection are meaning, definition, and economy of expression. The other problem connected with middle terms is the “moulding” and possible manipulation of the meaning of legal terms, for arriving at desired conclusions in a given scheme of inference. It is indicated how the moulding of contested legal concepts, if not restricted, will obscure the ratio of legal rules. This problem is relevant, inter alia, to arguments ex analogia in the law.     

“悬疑推定”论——以我国民商法典型语境为中心的实证分析

基于典型语境作"非预设性"实证考察,应是我国"推定"研究的基础性课题。分析可见,现行法语境下,"推定"必属"推论",依形式结构可分为"分明推定"与"悬疑推定"。当前关于"悬疑推定"的主流解释,使法律理性陷入了严重困境。随着其表层、中层、深层结构的逐层揭示,"悬疑推定"在法律思维、实体、程序三方面的意涵终得显露。过错推定、无罪推定等所谓"直接推定",实属"悬疑推定"。     

The Moral Truth about Discourse Theory

Abstract. The fundamental impulse of Discourse Theory is to eschew the moral substantivism of ethical rationalism in favour of a pragmatic, procedural approach to ethical and legal analysis. However, this paper argues that even if the analysis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as reconstructed by Habermas’s “Universal Pragmatics,” and the implied procedural rules of practical discourse advanced by Robert Alexy are accepted, the validation or “redemption” of all authoritative and distributive claims must, in terms of logical priority, encounter the substantively general necessity of Gewirth’s Principle of Generic Consistency. This result operates as a reductio ad absurdum of the project of Universal Pragmatics and prompts us to reconsider the epistemological status and the political and ethico‐legal function of Discourse Ethics in Civil Socie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