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卫生法律法规中取缔属性问题的探讨

取缔作为一种行政管理手段,已被广泛应用于诸多的卫生法律、法规之中,但由于对取缔属性的理解不同,加之没有相应的立法解释和相对统一的行政解释。在其实施过程中存在着一定的随意性。笔者通过对现行卫生法律、法规中设定取缔的法律条款进行比对,从行政法学的角度进行分析,认为取缔属于行政处罚,不是行政强制措施。     

取缔行为的法律属性探微

相当一部分行政法律规范规定 ,行政机关可以对当事人未取得许可而从事某项活动的予以取缔 ,但取缔行为的法律属性则众说纷纭 ,取缔行为的法律属性不能到位 ,则必然影响执法质量和难以收到预期的社会效果。通过对取缔行为各种观点的评析 ,可以认为其具有行政处罚的法律属性。     

行政取缔的对象、目的及其行为系统探究

行政取缔的法律属性是行政处罚还是行政强制,学术和实务界一直存在争论。作者认为,争论产生和存在的原因是取缔基础理论的研究不足和取缔研究方向的偏倚。因此,本文在分析取缔与禁止性规范、行政许可的关系,阐述取缔对象的概念、取缔目的行为系统及其之间的关系问题后,提出取缔的本质不是行政处罚,也不是行政强制,而是有权行政机关对取缔对象存在的否定意见表示,并通过综合运用行政强制(查封、暂扣)、行政处罚(收缴、没收违法所得)、行政命令(公告禁止)等多种行政行为组成的取缔行为系统,以实现否定取缔对象,恢复、稳定和延续法定行政管理秩序的目的。     

取缔的法律属性探究

在《行政强制法》颁布前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国内对行政取缔的法律属性争论激烈,时至今日仍未能形成共识,造成卫生行政执法行为混乱,影响了取缔执法的效果。本文对国内学者对取缔法律属性的三类观点进行了介绍、分析与讨论,提出取缔的实质是具有强制特点的行政措施,并提出相关建议。     

浅析“行政取缔行为”的性质

因行政取缔行为没有明晰具体的法律规定,引发了学者们对取缔行为性质理解的差异。本文认为:行政取缔行为不是行政处罚行为,不是行政强制行为,而是行政命令行为,并呼吁建立健全行政取缔的法律法规。     

行政取缔法律问题探究——以《行政强制法》的实施为背景

行政取缔是行政机关在经济和社会管理活动中打击非法组织及非法经营行为的常用手段。但行政取缔法律属性不清、法源位阶过低,极易游离于法律规制之外。为了将取缔活动纳入法治轨道,应当以《行政强制法》的实施为契机,对有关取缔活动中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进行合法性梳理和制度检视,以是否符合《行政强制法》判断其今后的路径走向。鉴于取缔本身缺乏统一模式与实质内容,其不构成一项独立的具体行政行为",取缔"两字不宜作为法律术语继续出现在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中。     

取缔行为的法律属性

探讨取缔行为法律属性的现实意义在一起食品卫生管理行政案件中，原告认为卫生行政管理部门依据食品卫生法第四十条，即违反本法规定，未取得卫生许可证或者伪造卫生许可证，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活动的，予以取缔，没收非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的规定，在对其作出取缔行政处罚时，未适用听证程序，构成行政处罚程序违法。被告却认为，取缔本不属行政处罚的罚种，无需适用行政处罚法所确定的程序种类，其处罚程序不构成违法。这样，取缔行为法律属性的确定就刻不容缓地摆到了法官面前。不仅如此，翻开行政法律规范汇编，…     

“取缔”行政行为的法律属性争议与当前执法实施对策

“取缔”行政行为的法律属性之争至今尚未定论，一直影响着对“无证生产经营”违法行为的查处效果。本文认为，卫生行政执法中，无须考虑其最终“归属”。“取缔”不论属于行政处罚，还是界定为行政强制措施，均不应影响该行政行为的具体操作和效果。     

略论食品卫生行政执法中的取缔行为

无证生产经营的现象在实际生活中非常严重, 如何依法加以取缔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要依法实施取缔,首先必须明确其法律性质。取缔是一种行政处罚,而不是行政强制措施。取缔不能适用听证程序。     

是走向末路还是获得新生？——论《行政强制法》的实施对行政取缔活动的影响

行政机关在经济和社会管理活动中通过取缔活动打击了一系列非法组织、非法经营行为和非法市场,及时有效地维护了市场经济和社会管理秩序。但行政取缔名目繁多、属性不清、执法混乱,极易侵犯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行政强制法》对行政强制措施的设定权、规定权、实施权和实施程序等作出了明确规定,取缔活动中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应当据此接受梳理和检阅,以其是否符合《行政强制法》决定今后走向。鉴于取缔本身缺乏统一模式与实质内容,不构成一项独立的具体行政行为,＂取缔＂两字不宜作为法律术语继续出现在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中。     

公告违法行为之合理定位

公告违法行为是行政处罚机关针对违法情节严重而又不改正或停止违法行为所采取的一种行政措施。公告违法行为既不是一种行政处罚 ,也不是对行政处罚的执行 ,还非一般行政信息公开 ,而是强迫行政相对人履行责令停止或改正违法行为义务的一种执行手段。公告违法行为应当以责令停止或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为前提 ,且要处理好行政效果、公众了解权与行政相对人权益之间的适度关系。应当完善公告违法行为的适用条件及其程序 ,并赋予行政相对人请求法律救济的权利     

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初探——以广州市违法建设查处领域为例

针对当前广州违法建设行为的具体情况,提出在强化行政执法的同时,有选择的使用刑法手段对违法建设行为进行打击,分别从违法建设行为本身、阻挠违法建设执法行为、违法建设相关监管部门渎职等三个角度入手,提出使用"非法占用农用地"、"非法倒卖土地使用权"、"暴力威胁阻挠执法"、"玩忽职守"等共计20余个罪名对违法建设定罪量刑,形成打击违法建设的合力,有效遏制违法建设的势头。     

行政非诉执行检察监督研究

行政非诉执行检察监督是新时代行政检察新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行政非诉执行概念不明晰,且在法院受理、审查、执行等方面存在一定问题,急需厘清和监督纠正。检察机关开展行政非诉执行监督有法理、法律、政策和现实依据,可从监督案源、监督范围、监督内容、监督方式和监督保障等全面构建行政非诉执行检察监督制度,确保真正做实行政检察。     

论行政执法中的的法律价值观冲突

行政执法人员的法律价值观是行政执法行为的思想基础和行为依据,直接影响着法律执行的价值状态。行政执法中的法律价值观冲突严重影响着价值观功能的发挥,制约着行政执法的效果。必须强化行政执法人员的法律信仰,确立解决行政执法中法律价值观冲突的基本准则。     

论信用行政评价的属性及其司法控制——一种后果取向的分析视角

信用行政评价是信用行政惩戒制度中的关键环节,其合法性对后续惩戒措施的合法性具有决定作用。关于其行为性质与可诉性,理论上存在行政处罚、行政确认、主动信息公开和行政事实行为四种认识。司法实践中,法院虽然通过严格的规范演绎推理否定了信用行政评价的行政处罚属性,但是未能就其行为性质与可诉性达成肯定而统一的认识。后果解释在信用评价案件中具有可适用性,通过澄清隐藏在司法判决中的后果考量,并以后果权衡的均衡性为标准,应当将信用评价定性为行政确认和政府主动的信息公开。在审查进路上,法院应进行独立审查和分类审查,根据不同的行为定性采取不同的审查强度,建构不同的审查标准。     

美国行政执行法律制度

美国的行政执行制度有着迥异于其他国家尤其是大陆法系国家的理解而具有更为宽泛的内涵。该制度的有效实施决定了美国行政机构两大行政职能———制定规则和行政裁决的充分实现。     

城管执法中的行政强制问题研究

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迅猛发展,城市建设速度不断加快,人们在享受城市发展带来各种成果的同时,对城市生活的质量要求更高了,期待着政府的服务和管理在硬件及软件上都能“更上一层楼”。即对城市管理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现实问题是由于诸多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导致城市管理中的矛盾日渐突出。甚至暴力冲突也时有发生。2012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台的。本文着重分析了强制法的出台给城管执法①带来的重要影响。探讨了如何应对实践中城管执法存在的行政强制问题．以期找出解决对策。     

论行政诉讼中原告的合法权益

我国行政诉讼法规定原告的合法权益受到行政权力的侵犯时可以提起行政诉讼来维护自己的权利，原告的合法权益应当包括原告的合法权利与合法利益。原告的合法权益之中的“法”的理解不能仅仅局限于法律的明文规定，对于行政法中的基本原则、精神也应当是属于法的范围之内；“合法”的范围应当是法律没有明文禁止就应当视作是“合法”。原告的合法权利是在宪法规制之下的权利，并且这一权利应当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权利。原告的合法利益是其受到行政权力直接侵害的私人利益或者公共利益。行政诉讼中原告的合法权益的实现程度取决于社会的法治环境尤其是法官对法律的认识。     

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研究

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的发展过程,乃是检察机关法律监督作用不断加强的过程。这一机制的建设已取得显著成效,但并未根本上解决问题,其症结在于行政执法权与法律监督权的强弱反差。从我国的国家权力体系看,能够有效钳制行政权的只能是检察机关。因此,要健全衔接机制,必须克服检察权的体制性、机制性和保障性三方面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