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商事合同通则》作为国际商事仲裁准据法的意义

在国际商事仲裁应适用的准据法方面,非国内规则的适用呈逐渐增多的趋势。国际统一私法协会编纂的《国际商事合同通则》,为非国内规则的适用指出了一条新的模式,可能对国际商事仲裁的合同准据法理论产生重大影响。     

国际商事条约和国际商事惯例的特点及相互关系

国际商事条约和国际商事惯例是国际商法的主要渊源。但两者作为国际商法渊源各有其利弊。国际商事条约的一些内容往往是对国际商事习惯和惯例的编纂,但国际商事习惯和惯例并不因为被编纂就消失了。相反,在作为国际商事条约的一部分而被编纂的国际商事习惯和惯例对缔约国具有确定的约束力的同时,国际商事习惯和惯例对非缔约国仍然具有约束力。在具体的商事案件中,国际商事条约和国际商事惯例的适用因国际商事条约的性质不同而有所不同。基于此,我国《民法通则》第142条的规定应予以重新考虑并加以完善。     

以国际商事法庭为核心的我国“一站式”国际商事纠纷解决机制建设

我国提出建立诉讼、调解、仲裁有效衔接的多元化"一站式"国际商事纠纷解决机制。国际商事法庭作为该机制的核心不仅要扩张其管辖,还需要对调解和仲裁提供司法支持和监督,并深化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的职能。国际商事纠纷解决机制需要配套程序法的国际化,为此要引入国际化的商事调解,完善国际商事仲裁法律制度,民事诉讼法也要有所突破和创新,并在多双边层面推动国际商事调解协议和判决的跨境执行。     

国际商事法律统一化的新发展——《国际商事合同通则》2004修订版述评

2004年4月国际统一私法协会通过<国际商事合同通则>2004修订版.该版本在1994年老版本的基础上,增加了五部分内容,即代理权限、第三方权利、抵消、权利转让、义务转移和合同转让以及时效期间.通过这次修订,<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的内容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其适用无疑将是国际商事法律朝着统一化方向所迈出的一大步.     

国际商事仲裁制度的个性化发展需求

随着世界经济贸易的发展,各国民商事往来的日益密切,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国际商事领域的纠纷。国际商事仲裁制度是目前解决民商事纠纷较为理想的方式之一,但该制度也应随着国际商事纠纷的新变化而有所变化。本文旨在结合国际商事凸显的新特点,从国家利益的角度、商业形式多样化、纠纷当事人意思自治等几个方面提出国际商事仲裁制度的个性化发展需求。     

论国际商事规范与我国当今商事规范整合

WTO<服务贸易总协定>仅为原则性的精神,它必须由具体的可操作性内容或立法机构赋予的强制执行力组成.尽管我国政府或立法机构已经在法律的改革、制订、修正等方面已经作出巨大努力和工作,并对原有的或现有的商事规范作出了相应的调整或修正,但我国各界还应在理念方面需要更新,需要引进合理的法律机制,需要将这些合理的机制与我国国情相结合,构建一个既符合国际社会,也符合中国社会的市场秩序和法制.     

国际商事合同立法的新发展--《国际商事合同通则》与《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特点之比较

文章在比较研究<国际商事合同通则>与<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的特点之后认为,<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的起草程序更加合理,适用范围更加广泛,适用方式更加灵活,内容更加完整,具体规定更加科学,因而是国际社会关于商事合同立法的新发展.     

国际投资仲裁的商事化与“去商事化”

近年以来,投资仲裁被认为面临着"正当性危机",这一局面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投资仲裁被商事化所导致的,这种商事化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国家的公法人法律人格,曲解了投资争端的法律性质。随着一系列争议仲裁裁决的出现,人们开始反思商事化的投资仲裁模式,逐步推动投资仲裁"去商事化"。然而,迄今为止的投资仲裁"去商事化"努力主要是程序性的,只有实体性的"去商事化"才能从根本上纠正投资仲裁存在的严重缺陷。     

中国的国际商事仲裁:个人经验的一些思考

根据在CIETAC中作为代理人和仲裁员的经历,对CIETAC的实践进行审查,认为CIETAC应解决好涉及机构信誉的种种问题,并分析了值得CIETAC及国际商业和法律群体关注的十大问题。     

中国国际商事仲裁临时保全制度立法的缺陷及完善

我国的临时保全制度主要体现于《仲裁法》和《民事诉讼法》中,这两个法律分别颁布于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就目前的临时保全制度立法来说,已经满足不了实际情况的需要,亟待改进。本文就临时保全措施的决定权、申请临时保全措施时间、临时保全措施对象、不当临时保全措施补偿等方面立法的缺陷与完善予以探讨。     

当事人未作选择时PICC在仲裁中的适用

本文以实证分析的方法，根据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公布的案例，分析了在当事人未作法律选择时《国际商事合同通则》（PICC）在不同国际商事仲裁实践中的四种适用情况，即作为合适的法律原则或贸易惯例适用，作为国际统一法律文件的解释和补充方式适用，作为现代商人法适用，以及作为合同部分无法律选择条款时适用。并以此为视角，探讨了在此种情况中，在合同领域适用《国际商事合同通则》是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违背，还是对当事人默示意思表示的承认，分析了适用《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的理论及实践基础。最后得出的结论认为，与传统的冲突法解决方法相比，适用《国际商事合同通则》更为简便，对我国合同法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对我国国际商事仲裁实践中的法律适用问题的解决也不无裨益。     

斯德哥尔摩国际商事仲裁的理论及实践——在斯德哥尔摩国际商事仲裁院担任访问学者的体会

通过对SCC的仲裁规则与中国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以及仲裁法中不同之处的比较,来说明中瑞两国之间在仲裁理论与实践中的不同特点,以增加对瑞典仲裁制度特别是对SCC的认识和了解,并有助于我国仲裁事业的发展。     

国际商法概念初探

国际商法虽是一个新的尚在形成中的法律部门，但在当今社会已成为众多行业和部门的人士学习法律的重要内容之一，并受到普遍重视。随之而来的是，人们不断提出一些有关问题，诸如什么是国际商法？怎样理解国际商法的内涵与外延？国际商法是否是个独立的法律部门？等等。本文作者对这些问题从广义和狭义两方面在理论上进行了初步探讨。这将对在法学理论研究中关于国际商法的研究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一带一路”商事仲裁中国际商事惯例适用研究

在涉"一带一路"商事纠纷解决实践的过程中,如何正确地适用实体法律规则是一个重要的法律问题。通过对《国际商事仲裁年鉴》所收录的2010年到2018年的66起典型仲裁裁决进行梳理和研究后发现,在国际商事仲裁中,案件当事人对于准据法的协议选择并无对国际商事惯例这类自治性规则的明显偏好,但是适用国际商事惯例却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给仲裁员带来增加自由裁量权、避免不熟悉的外国法的适用等巨大利益。根据仲裁员是争议当事人代理人的理论,从利益配置视角来看,仲裁员不能脱离当事人的利益而去追求自身利益的实现。因此,过度拔高国际商事惯例的适用地位可能不利于仲裁庭合理行使仲裁权限。要增强我国仲裁机构的国际影响力,使我国成为"一带一路"国家的商事仲裁服务中心,应该理性地认识和控制国际商事惯例的法律作用和功能。     

新加坡国际商事仲裁立法评述——对中国《仲裁法》修改的启示

1995年新加坡《国际仲裁法》生效后，新加坡仲裁体制分为两个独立的部分：国内仲裁和国际仲裁。其中，《国际仲裁法》适用于国际仲裁，原仲裁法适用于国内仲裁。《国际仲裁法》采纳了《UNCITRAL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被认为标志着新加坡脱离法院干预国际仲裁的普通法对抗制，转向当事人意思自治和仲裁独立。本文详细介绍了新加坡国际商事仲裁的立法、各项制度及其发展。     

浅析国际商事仲裁保密性与公共利益的平衡

一直以来,学界都认为保密性是国际商事仲裁最显著的优点之一,甚至可以称得上是仲裁的本质属性。然而时至今日,国际商事仲裁的保密性已越来越受到各方面的挑战与质疑,特别是保密性与公共利益之间无法避免却又难以调和的矛盾。但并不能因此而简单地废除了仲裁的保密性,而应仔细权衡并考量各种因素,从而在仲裁的保密性与公共利益之间寻求平衡。     

国际商事仲裁管辖权与国际民事诉讼管辖权之比较

在国际商事活动中,许多当事人在合同中的管辖权条款问题上犹豫不决,不知道是将未来发生的争议提交有关国际仲裁机构进行仲裁还是提交有关国家的法院进行审判。本文从国际商事仲裁管辖权与国际民事诉讼管辖权的区别入手,在两者的范围、渊源、效力、当事人意思自治程度等方面进行比较,以期当事人在订立国际商事合同时确立对自己有利的管辖权条款。     

国际民事诉讼管辖权与国际商事仲裁管辖权之比较

国际民事诉讼管辖权与国际商事仲裁管辖权是并行的两种解决国际民商事争议的制度,两者既有共同之处,亦存在着很多差异。为了厘清国际民事诉讼管辖权与国际商事仲裁管辖权之间的关系,本文从多个角度对两者的联系、区别及其冲突与协调三个方面进行了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