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与宪政关系的历史检视——以英美与法德之间的比较为线索

民主与宪政分别有着各自的内涵与特质,共时性地概念化、形而上地谈论民主与宪政的关系,可能会遮蔽和忽略掉一些历时性问题.文章以英美与法德之间的比较为线索,通过历时态地考察近现代英美法德四国的民主乃至整个政制绩效不同的深层原因,发现问题的关键可能不在于民主而在于是否有宪政:英美两国的民主是继承宪政基础上的宪政民主,法德两国的民主则是在建立全权制基础上的无宪政民主,宪政有无对英美法德四国民主乃至整个政制绩效的不同产生了根本性影响.纵览英美两国从宪政到宪政民主与法德两国由民主到宪政民主的政制形态发展历程,可得出基本认识:优良政制建设的关键是必要的宪政优位,民主只能对宪政给予补充而不能作为其替代,更不能作为其否定.     

论宪政与民主

宪政与民主是两种不同的理论 ,二者存在着差别 ,也存在着契合。民主与宪政都是现代政制的基础。然而 ,民主强调公民的参政权和政治秩序 ,宪政强调对政府(国家权力 )的限制和防范。这一区别使二者的互相补充与结合成为必要。也就是说 ,理想的政制是民主与宪政的结合 ,即宪政民主。     

“儒家宪政理论”在我国的可行性浅析

法治是当代社会发展的必然方向,宪政则是在法治社会下建立起来的政治体制。宪政是民主的政治,是西方社会历史演进的结果,是孕育于西方文化背景下的产物,当下我国一些学者提出了"儒家宪政"这一宪政建设的新思路。儒学和宪政这两者是否真的能如一些学者所说的能协调统一的结合,从而形成一种符合中国本土文化特征的、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中国民主政治制度呢?本文试对"儒家宪政理论"在我国的可行性问题进行分析。     

传统与现代:西方宪政运动生成的历史机理

近现代宪政运动是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但它是自古希腊以来西方政治法律文明发展的必然产物,是西方古代宪政文化要素在近现代的高度整合的结晶,是西方宪政文明发展的近现代形态。因此,要全面把握近现代宪政的内在本质、生成机制,必须深入探讨近现代西方宪政运动生成和发展的深刻的历史文化机理,从而为我国当代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宪政国家建设提供有益的历史文化启迪。     

现代民主宪政国家应对危机之道——评罗斯特的《宪政独裁——现代民主国家的危机政府》

罗斯特的宪政独裁理论是为了解决现代民主宪政国家所具有的如何在维护宪政和民主原则的同时,又能成功应对危机这一可怕的悖论。他提出合宪的政府也可以是独裁的政府的理论,是对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解决危机的传统理论的反动,也与法西斯的独裁理论迥然不同。他的理论是对罗马共和时代以及世界上四个主要民主宪政国家———美、英、法、德应对危机的制度经验的总结,具有深刻的历史基础。为防止独裁权力滥用问题,他设计了宪政独裁的11项标准。罗斯特的理论适应了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对世界许多国家的危机立法产生了重大影响,对我国紧急权力法制化也有启示意义。     

宪政四题

宪政是一种先进的政治理念 ,是现代政治文明的一种集中体现。宪政与宪法、自由、人权、民主、法治的关系极为密切。世界近现代政治文明发展的历史充分说明 ,宪政乃良宪之治 ,法治之本 ,是个人自由的最大公约化 ,是民主进步的航标。本文试图从不同角度对宪政进行多维的透析 ,以期揭示宪政的内在本质和基本精神。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政制思想探讨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政制思想是毛泽东新民主主义宪政理论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制是指政治权力的所有和继受取得问题,体现了执掌权力者如何得到权力、是否对他人负责的权力渊源关系.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政制思想建立在反对王权政制、主张民权政制的逻辑基础之上;建立在反对虚假的民主政制、主张真实的民主政制的现实基础之上.毛泽东坚持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的民权政制,坚持建立共和国的民权政制载体,阐明了民权政制的基本内涵,提出了民权政制的基本构想.     

重新思考古希腊与近现代西方法治和宪政的关系

学界将西方法律、法治和宪政的传统追溯到古希腊的观点是大可质疑的,有必要重新思考古希腊与近现代西方法治和宪政的关系。古希腊文明本身就罕有法治和宪政的基本要素,其文明中的相当一部分内容甚至是与近现代法治和宪政的精神根本对立的。古希腊城邦(国家)至上,权力不受制约;古希腊有较为充分的民主,但缺乏近现代法治和宪政的基本要件;古希腊不具备近现代法治和宪政语境里的个人自由和个人权利保障。古希腊与西方近现代法治文明的亲缘关系是一种人为建构的产物,其目是证明建立的这种法治文明是西方所独有的文明,还要证明这种文明不单当下是优越的,其过去的传统也是优越的,以体现出西方文化对其他文化的优越性。     

选举及其相关权利研究——兼议我国的选举制度及立法实践

选举权是公民最基本的政治权利,选举制度是宪政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近现代西方民主宪政理论中,选举被视为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之间最基本的联系途径,也是程序民主的基础。当前我国的选举制度及立法实践在选举的程序设计、法律调整的范围以及相关的配套制度方面存在较多漏洞,立法机关理应全面审查现行选举法中存在的缺陷,进行全面的修改。     

论宪政模式选择中的本土文化传统因素

随着我国民主宪政制度的发展和宪政观念的不断深入人心,宪政模式的选择问题也越来越为人们所关注。而在这个问题上,本土文化传统因素的影响至关重要。西方国家与近代中国宪政的发展历史证明,本土固有的文化传统及其特异性,直接决定了宪政发生与发展的道路,以及宪政模式的基本特征。因此中国要选择符合自己国情的宪政模式,构建有中国特色的民主宪政制度,首先必须对本土文化传统因素及其影响问题有一个清楚的认识。     

协商民主的理论及其实践：对人权保障的贡献——以协商民主的权力制约功能为分析视角

作为当代西方民主理论和实践的最新发展，协商民主强调公民通过自由而平等的理性对话、辩论、推理和审议等方式来参与公共生活，赋予立法和决策以合法性，从而保证公民自治和真实民主的实现，推动民主政治的发展。协商民主的价值理念契合了当代宪政国家人权保障的核心追求，其宪政功能突出表现在通过制约和监督国家权力以整合多元社会共识，赋予立法和决策以正当合法性，凸显宪政国家人权保障的终极目标。当前各国的乡村社会和地方城市产生了许多新的协商制度形式，为人权保障事业作出了独特贡献。     

司法审查：一种动态民主的机制

从代议民主的角度看,司法审查和民主之间确实存在着矛盾,美国司法审查的几种理论路径不能解释清楚司法审查正当性的问题,伊利的程序主义理论回避司法审查合法性的实体问题即国会立法违背宪法的客观标准为何,宪法文本的不确定性使得司法审查的客观标准成为一个难题,但是如果从动态的民主参与方面看,对国会立法进行违宪审查的目的是建立一种动态的参与民主机制,在代议民主和大众之间建立沟通的桥梁,使民众的话语得到张扬,让民主运转起来,故美国确立司法审查的理论基础是动态的参与民主机制。     

中国宪法惯例问题辨析

中国是具有宪法典的国家,而没有所谓的不成文宪法。中国的宪法惯例必须紧紧围绕和依赖宪法规范才能存在和发展,如果主要的宪法规范都无法实施,宪法惯例一说就大为可疑,因为惯例是规范的"润滑剂"而非"溶化剂"。在这个意义上,宪法惯例和政治惯例不可混为一谈。至于中国宪法的实施途径,首要在于宪法的法律化和违宪审查机制的建立,那些零星、有争议的宪法惯例是无法独当宪政建设之重任的。宪法惯例的不恰当泛化,已构成对宪法规范性的直接挑战,因而有必要重申宪法的规范性。总之,寻求对中国宪法实施问题的解释,最紧要的不是去寻找和确认业已存在哪些宪法惯例,而是要去追问和探求是否存在宪法惯例发展的土壤和机制。     

自由主义宪政观评析——兼论宪政的核心价值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自由主义宪政观理论被大量介绍进中国,为相当部分学者接受。自由主义宪政观否定宪政的核心价值是民主,主张宪政的核心价值是国家权力的有限性,是保护个人自由。他们所说的个人自由的核心权域是私有财产自由,他们所说的国家权力有限性实质是以私有财产制度为基础的经济活动自治性,自由民主政体也不是所谓共和政体而具有鲜明利益色彩,当代自由主义者将个人自由的制度保障寄托于给司法注入政治功能。我们坚持民主是宪政的核心价值,实质就是要坚持大多数人民的利益至上,规范、限制国家权力只能主要依靠民主进行,违宪审查也只能在民主制度的大框架内运作。     

宪政视域下的党内民主

党内民主具有丰富的内涵,从宪政视角来看,就是在宪法法律框架内,全体党员都有权按照民主的程序和形式,平等地直接或间接地决定党内一切重大事务。将党内民主纳入宪政视野,对于巩固执政党的地位、建设法治国家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在宪政视域下加强党内民主建设,就要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制度、保障党员主体地位和民主权利并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党内民主的制度体系。     

宪法裁判与民主的悖论

当今许多国家为了维护民主纷纷建立了宪法裁判制度,然而也有些国家却为了民主不被侵害而拒绝宪法裁判。宪法裁判与民主的紧张自始至今从未消除,其实它们之间无矛盾性又无必然性,宪法裁判有助于民主,同时它也存在一定的民主风险。为发挥宪法裁判对民主的优长,应该运用法院的司法功能去避免其对民主的危害,这需要在宪法裁判与民主之间进行调适,恰当界定宪法裁判机关与立法机关之间的适当领域。对存在民主缺憾的国家来说,宪法裁判不失为至关重要的选择。     

新权威主义、立宪政体与东亚法治转型

20世纪70年代东亚国家的新权威主义政体在政治集权、经济自由、开放意识形态的基础上实现了经济飞跃和社会发展。虽然新权威主义政体并不排斥民主和法治,且宪法均获得了名义上的权威,但由于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优先战略,东亚国家政治结构呈现出民主工具主义和"国家主义法治"的症状。在20世纪末期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东亚各国通过立宪主义的方式实现了民主主义的政治转型。     

我国宪法诉讼制度若干问题研究

本文从宪法诉讼的基本概念出发，对宪法诉讼制度的目的以及价值进行梳理。宪法诉讼制度作为人类迈向法治社会中的重要机制。具有维护现代民主社会的秩序、自由以及法治的价值。但宪法诉讼制度之于中国是否急需建立，需要考察我国国情与民情。在我国当前宪法政治化的观念还未完全深入，宪法以及法律中有关违宪审查的相关规定还很模糊，人大制度尚未完全发挥作用之时，进一步完善行政诉讼制度更为可行和急迫。     

Prospects and Limits of Democratic Governance in the EU

The EU Treaty contains for the first time a title on democratic principles. These provisions emphasise the importance of national parliaments and the EU parliament for the democratic legitimacy of the EU. The new chapter on democratic principles does not address the central challenge of the EU polity to the traditional understanding of democratic legitimacy, the disjunction of political and economic governance as expressed by the important role of independent institutions like the Commission, the European Central Bank and agencies in EU governance . This is a consequence of the fact that the status of independent regulatory institutions in a democratic polity has not been clarified—neither in the EU nor in the Member States. However, such independent institutions exist in diverse forms in several Member States and could hence be understood as a principle of democratic governance common to the Member States. Such an understanding has not yet evolved. The central theoretical problem is that regulatory theories which explain the legitimacy of independent institutions as an alternative to traditional representation remain outside the methodology of traditional democratic theory. Economic constitutional theory, based on social contract theory and widely neglected in the legal constitutional debate, offers a methodological approach to understanding independent regulatory institutions as part of representative democratic governance.     

Constitutional Referendums: A Theoretical Enquiry

In recent decades the use of referendums to settle major constitutional questions has increased dramatically. Addressing this phenomenon as a case study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emocracy and constitutional sovereignty, this article has two aims. The first is to argue that these constitutional referendums are categorically different from ordinary, legislative referendums, and that this has important implications for theories of constitutional sovereignty. Secondly, the article suggests that the power of these constitutional referendums to re-order sovereign relations raises significant normative questions surrounding the appropriateness of their use. The article engages with these normative questions, enquiring whether the recent turn in republican political theory towards deliberative democracy may offer a model through which sufficiently democratic referendum processes can be constru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