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管理的范式变迁：管理、参与式管理到治理

环境管理的范式经历了从管理到参与式管理,再到治理的变迁过程．该变迁以范式的渐进变迁和多模型的渐次发展为特征。传统环境管理主要聚焦于解决集体行动困境问题的政府和私有化模型;参与式管理开始重视地方知识的作用和公众参与环保的力量;环境治理则强调除政府和产权安排外的多元社会主体的作用,并进一步发展了自治、专家学者参与、民间组织（或非政府组织）参与、公民参与、企业参与等各种专门化治理模型和强调多个社会主体合作的多元协作或协同治理模型。在综合应用文献整合分析和历史分析法的基础上,论文梳理了国内外环境管理研究范式变迁的基本过程,分析了当前国际学术界环境治理研究的特点和我国的研究现状,进而探讨了当前治理研究范式存在的问题及其未来的发展方向。论文的工作有利于推进对环境管理研究的持续深入和研究范式的有意识转变和修正,同时为理论研究者和实际工作者提供一定的参考。     

治理语境下的多元行政法

治理理论给行政法治模式带来了深刻变革,治理机制全方位激励治理主体的普遍参与,尽可能地拓展、开放公共过程,多元行政法由此勃兴。与传统行政法关注行政主体与相对人权利义务关系的视角不同,治理语境下的多元行政法将视野扩展到了跨国治理机构、企业、社会组织等其他治理主体,关注治理网络中不同主体之间的协商与合作。行政法基本原则并未伴随着国家角色的回退而限缩,而是在拘束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之外,扩展到了更多承担公共治理任务的主体。治理工具也从过去政府"控制—命令"的传统方式,转向了软硬结合的多元化态势。     

横向地方政府间政策协调路径分析

横向地方政府政策协调是地方关系整合的基础.有效的制度机制既可以促进地方合作不断深入,又可以使地方合作日趋合理.笔者认为,从政策制定、政策执行到政策监控与评估等政策过程环节,政策协调内容各有侧重.而统一市场体系、多元主体参与以及权力制衡的管理体系,则贯穿横向地方政策协调过程始终.     

论我国药品安全社会治理的内涵、意义与机制

我国推进药品安全社会治理的必要性在于有助于解决我国药品安全存在的现实问题.从“药品监管”到“药品安全社会治理”转变过程中,治理目标体现为确保公共利益,治理主体呈多元化,治理结构形成一种平等、合作的治理关系,治理手段是基于协调和参与.并从树立药品风险预防理念、创新多元主体参与制度、确立惩罚性赔偿制度、建立药品风险分担与激励惩戒机制等方面提出了药品安全社会治理的核心议题.     

法治视阈下社会协同治理的制度创新

社会协同治理是基于发挥不同主体的社会治理作用,构建制度化的沟通渠道和参与平台,加强对社会的支持培育,发挥社会主体在自主治理、参与服务、协同管理等方面的作用而产生。社会治理需要综合运用政治、经济、行政、法律等手段,其关键在于实现社会治理手段的制度化。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必须坚持社会协同治理的法治取向,尽快健全社会协同治理的法律制度,促进多元主体"共建"的制度化参与平台。     

WTO争端解决参与机制的巴西模式及其借鉴

巴西作为世界贸易组织的发展中国家成员之一,积极参与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建立和完善了一套独有的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参与机制:由政府组织和非政府机构组成的、由巴西律师海外实习项目和世界贸易组织法律教育支持的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的认知共同体协同机制。较中国而言,巴西是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参与的先行者。巴西在积极主动应对贸易纠纷、加强政府部门之间合作、公私伙伴关系的建立以及加强对世界贸易组织法律人才培养等方面的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经验值得中国借鉴。     

协商共治:建构农村基层治理的制度性合作关系

村民自治在我国的出现,是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后国家与社会权力关系调整的制度结果.但村民自治在实施过程中体现出了一定的制度限度与困境,其背后所反映的是当前我国农村基层治理权力格局中多元主体间的结构性张力.在此背景下,建构多元治理主体的制度性合作关系,实现其合作共治是农村基层善治的重要途径.在我国传统协商治理以及西方协商民主理念下建立起协商参与机制,则是实现这一制度性合作关系的现实选择.     

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下的粤港协同治理——基于三种合作形式的案例比较研究

近年来,协同治理理论及相关实践在公共管理领域被广泛讨论,现有文献所关注的协同治理主要在制度背景相似(或相同)的主体间展开,鲜有研究关注存在制度差异的府际间协同合作。论文采用协同治理网络作为分析框架,以回归以来粤港跨境合作为切入点,探究程序和制度设计的差异对协同治理的过程和结果产出是否存在影响。基于港珠澳大桥建设、东深供水工程和珠三角空气污染治理三个案例,论文从正式和非正式程序两条路径分析了"程序和制度因素"对协同行动力的作用和影响。研究发现,协同主体间的动态关系(非正式程序)对协同行动的过程和产出影响较大。此种影响不仅降低了参与主体间的协同行动效率,同时也减少了整个协同网络的产出。这可为粤港澳大湾区内的决策者和多边治理机构提供一个审视自身的视角,以提高现有和未来协同治理网络的有效性和产出效能。     

风险社会理论范式下中国“环境冲突”问题及其协同治理

伴随着环境危机的加剧以及环境群体性事件的频发,环境冲突已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在风险社会治理范式下,我国环境冲突的风险表现为现实风险和潜在风险。其中现实风险包括健康风险、灾害风险以及经济风险,而潜在风险表现为由环境冲突中的不确定因素所引发的政治、法律以及国家安全的影响和后果。而在当前,我国环境冲突的社会风险呈现出从可能性向现实性转变的态势,因而必须在风险理论的指导下,运用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公共事务的协同治理模式,通过推进行政改革、构建公众参与机制以及完善法律制度等手段,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和公众的主体作用,提升并保障协同治理的实效与健康运行。     

从行政分割到区域善治:长江三角洲区域政府合作模式的创新

区域政府合作是区域经济形态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必然产物,区域政府合作模式是不同层级的政府或其他组织基于共同的发展目标以及协商一致的行动,围绕合作主体、合作组织形式、合作运作方式等方面内容而构建的有机统一体,其核心是合作组织形式及其运作方式。长江三角洲区域政府合作模式从被动的行政分割式管制模式走向积极主动的区域善治式政府合作模式,从主体构成、组织形式选择、运作方式选择三大方面对推进新形势下长江三角洲区域善治式政府合作模式的创新提供前瞻性的对策。     

新公共管理视角下公安社会管理创新

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的新公共管理理论在指导西方国家的政府改造运动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在当前公安社会管理创新中借鉴新公共管理理论从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具有可行性。在新公共管理理论的指引下,公安社会管理创新要努力在管理理念、管理主体、管控模式、控制机制等四个方面寻求转变,并努力从强化公安民警服务理念、推进公安社会管理工作社会化改革、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公安社会管理评价机制等方面着手进行。     

以善治为目标 完善防治腐败体制

善治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其本质特征是政府与公民合作管理公共生活。一个以实行善治为目标的政府，应该是一个开放（公民参与）、透明、法治、廉洁、高效的政府。从管理不善走向善治，最主要的是要对政府管理体制进行改革与创新，着力解决激励机制扭曲、机会结构畸形和约束机制乏力等机制性缺陷问题，具体说应当从以下几方面入手。一、改进激励机制要进一步深化公务员工资制度改革。一是提高公务员的工资，使他们的工资水平达到社会中等收入水平，实行“中薪保廉”。二是适当拉开不同职级公务员的工资差距，使公务员的工资收…     

“民主服务民生”机制的模式创新与路径选择——基于杭州市的实践分析

＂民主服务民生＂是在现有社会管理体制内,政府通过鼓励多元主体进行民主参与、民主协商、互动合作等方式,是把发展民主与改善民生相结合,以民主途径解决民生问题的工作机制。杭州市的实践模式表明：作为社会管理创新模式,＂民主服务民生＂机制不但为城市社区自治提供了新思维,而且为缓解城市化进程中的复杂问题、协调社会各阶层关系、缓解社会矛盾提供了新路径,并对维护社会稳定和中国特色的民主建设有着积极的意义。针对＂民主服务民生＂机制的内在需求,本文提出了完善这一机制的对策。     

对社会管理新格局中“政府负责”的认识与理解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本文通过对政府负责的表述进行分析后认为,将政府负责理解为政府主导,主体负责更恰当,并从政府主导,主体负责符合权责一致的行政组织原则等方面进行了分析论证。     

协同治理:我国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创新的有效选择

协同治理是一个新的政府治理理论,它要求在公共生活过程中,政府、非政府组织、企业、公民个人等子系统构成开放的整体系统,从而实现多元主体的共同治理。但由于我国长期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形成了＂全能主义政府＂、＂无限责任政府＂的管理模式,使得公共服务多元治理程度较低。因此,应运用协同治理理论实现我国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的创新。     

危机管理中的区域警务合作机制研究

公安机关是处置各类突发性危机事件的重要力量。由跨区域、跨部门公安机关构成的区域警务合作机制在危机事件处置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是解决危机管理跨部门合作难题的重要路径。区域警务合作的主体包括警务合作协调组织及警务合作专业组织,具有参与主体多元化与任务导向、合作关系中的相互依赖以及以垂直管理为基础,横向协调为支持力量等特点。建构适合我国国情的区域警务合作机制还需探讨理论渊源、环境要素、保障要素等内容。     

从统治到治理:中国城市化过程中的大城市社会管理

面对大城市管理中公共产品供给的效率与公平、社会群体多元分化与社会秩序建立、空间规划与社会建构等问题,城市管理者必须改变依靠单一政府权力主体、自上而下的垂直权力体系以及通过威权来解决社会问题和公共产品供给的模式,实现政府、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为多元权力主体参与、互动沟通的横向权力网络,并通过政府与市场、社会的合作来规范公共产品供给,实现社会公平。     

创新社会管理与构建中国特色法治主导型社会管理模式

推进、加强和深化社会管理创新工作,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以法治为主导的理念和原则,建立健全中国特色法治主导型社会管理模式。当前,我国推进社会管理创新工作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包括:理念观念落后,主体定位模糊,方式方法陈旧,体制机制不畅。为此,需要借助和发挥法律手段在创新社会管理中的作用与功能,真正树立科学发展和以人为本的理念,实现由政府统管向与社会协同治理的转变。具体而言,一要加快法治政府建设进程,营造宽松良好的社会发展环境;二要不断完善有关社会组织的法律法规体系,促进其规范发展;三要发挥政法部门的作用,夯实社会管理创新的法治基石;四要努力实现社会管理过程中公众参与的制度化转向。     

地方政府应对重大自然灾害善后处理机制中的存在问题及其研究

自然灾害的频频发生,给我国带来了重大的损失。政府作为应对自然灾害的主体,应以提高应急能力为目标。自然灾害的善后机制是应急管理的一个重要环节,针对政府善后管理存在的问题,政府需要从建立应急管理反馈与改进机制、完善立法体系和评估机制、健全资金监管机制和完善问责制以及健全灾后社会参与机制和加强心理援助工作等方面完善我国善后机制。     

龚维斌：加快推进社会管理改革

推进社会管理改革有很多工作要做。按照建立“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社会管理格局的要求,一要强化政府社会管理职能,大力发展社会组织,加强社区建设,推进事业单位改革,增强企业社会责任,提高公民社会管理参与水平,充分发挥各方面主体参与社会管理的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