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商周法制研究评析

夏、商、周法律史料扑朔迷离,因而给先秦法制研究造成很大困难,以致出现了一些误说,且流传甚广。作者就其中五个问题进行了探索,认为:汉初提出的”夏刑三千条”乃误说,其来源是《尚书·吕刑》和《书序》;《洪范》既不是夏代的法典,也不是所谓的“宪法”,而是古代探讨统计方法的政论文献;常被法学界引用的甲骨史料中的“刑”字应释为“丹”,而“辟’字应释为“孽”字;西周穆王时制定过法典《吕刑》,但《尚书·吕刑》则是后来依据西周官方档案整理而成的文献;现存《尚书·吕刑》中的“五过”是西周法典《吕刑》一专有术语,是《吕刑》刑罚体系组成之一,即赦免,最轻的处罚。     

新资料和先秦及秦汉判例制度考论

一、先秦判例制度的形成 先秦时期为我国法律制度萌芽和发展的时期。据文献记载,我国历史上最早的法律为西周的吕刑。吕刑应是西周判例汇编。如《尚书·吕刑》日：“墨罚之属千,劓罚之属千,荆罚之属五百,宫罚之属三百,大辟之罚其属二百,五刑之属三千。”吕思勉先生质疑：“案集先秦法律之大成者为法经,不过六篇,安得有三千或二千五百十条？” 又如《汉书·刑法志》载：“相国萧何捃摭秦法,取其宜于时者,作律九章。”汉武帝时,“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条,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决事比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     

《吕刑》试议

作者认为,《尚书·吕刑》篇并非吕侯所作之《吕刑》,而是关于穆王向诸侯大臣宣布《吕刑》时发表讲话的记载;吕侯当时制订的也不仅仅是赎刑,而是在“九刑”基础上修订而成的一部新刑法;对《吕刑》不宜简单地说它是“重典”或“宽法”,而应该看到穆王晚年西周社会并非“乱邦”无需“重典”和《吕刑》又使法网更加严密这两个方面。     

中国法制史名词简释

立法史一、《吕刑》又称《甫刑》,是周代有关赎刑的一部刑书。西周初期,周穆王令司寇吕侯(吕国的诸侯)制作刑书,书成,遂称《吕刑》。《吕刑》扩大了赎刑的适用范围,五刑均在可赎之列,同时,又明确规定了罚金等级,使赎刑制度法律化。二、《法经》战国时魏国李悝所编纂的一部具有代表性的封建成文法典。《法经》以“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为指导思想,形成了盗法、贼法、囚法、     

《吕刑》在中国法律史上的地位与影响

《吕刑》所反映的德刑并举治国思维及刑法制度与原则,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后世刑法的构建。在法律思想方面,后世社会的明刑弼教、乱世重典及贤人执法理念与《吕刑》有渊源关系,在法律制度,古老的五刑、五听与赎刑也是后世同类制度的嚆矢。《吕刑》中关于上下比罪、简孚有众、其刑上备等定罪量刑原则又分别成为后世的类推、据众证定罪及重罪吸收轻罪等制度的示范。     

数罪并罚的历史探讨

数罪并罚是我国刑法的重要原则,对于它的产生和发展作历史的考察,将有助于大家对这一问题的理解和作进一步探讨。本文就此谈点管见,有正于大家。一、数罪并罚原则的历史沿革《尚书·吕刑》记载:“下刑适重,上服。”贾疏说:“下刑适重者,谓一人之身,轻重二罪俱发,则以重罪而从上服,令之服上罪。”诸所罪罚者有权宜,当临时斟酌,不得雷同加重。”《吕刑》又载:“其刑上备,有并两刑。”孙星衍疏:“其刑上备者,具列爰书上之勿增减罪状也。”它是指一个行为人同时被指控犯有轻重两罪(数罪),此时只按重罪之刑处罚(并罚),重罪吸收轻罪。据考证。《吕刑》制作年代大致为西周后期。可见,数罪并罚原则早在西周以前的奴隶制法中已略见端倪。     

两汉赎刑考

赎刑是我国古代重要刑罚之一,大约起源于原始社会末期。最早的赎刑是以金(铜)抵销过失犯罪,如《尚书·舜典》日:“金作赎刑”,郑注:“意善功恶,使出金赎罪。”《尚书·吕刑》对出金数额作了详细的规定。后来,使用赎刑的范围扩大,用以抵罪的物品种类也有所增加。《国语·齐语》就曾提到管仲“制重罪赎以犀甲,轻罪赎以鞼盾。” 值得注意的是“赎”和“赎刑”的涵义并不相同。赎者,《说文》释为“贸也”,     

《尚书·吕刑》中的“五过”新解

《尚书·吕刑》中的“五过”新解周学军《尚书·吕刑》云：“两造具备，师听五辞。五辞简孚，正于五刑；五辞不简，正于五罚；五罚不服，正于五过。五过之疵，惟官、惟反、惟内、惟货、惟来，其罪惟钧，其审克之。五刑之疑有赦，五罚之疑有赦，其审克之”对其中的五刑、五...     

《鵩鸟赋》与《世兵》篇之异文考

对于《鹖冠子》一书，学术界主流观点认为：“黄帝书”很多观点和语句与《鹖冠子》相同，确证后者是先秦古书。本文贾谊《鵩赋》与《世兵》篇的异文着手，试图解决贾谊是否因袭先秦古书问题。     

《(服鸟)赋》与《世兵》篇之异文考

对于《鹖冠子》一书，学术界主流观点认为：“黄帝书”很多观点和语句与《鹖冠子》相同，确证后者是先秦古书。本文贾谊《(服鸟)赋》与《世兵》篇的异文着手，试图解决贾谊是否因袭先秦古书问题。     

司马迁创造“中国人民”

先秦时还没有“中国人民”这个词，当时“中国”和“人民”都是单独使用，词义也不同于今天。“中国”本意是指京城，《诗经》中就说“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后来也引申为中原地区、天下之中心等。而“人”与“民”，在先秦也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说文解字》说：“人，天地之性最责者也……民，众萌也。”     

君子怀刑及其它

最近读到两本《中国法律思想史》,一为法律出版社本(以下简称《法本》),一为黑龙江出版社本(以下简称《龙本》)。对该书有些问题的提法和理解,觉得有商榷的地方,现仅就“折民惟刑”和“君子怀刑”二题,略述管见如后。关于“折民惟刑”,《法本》说:“西周统治者一再宣称:‘折民惟刑’(《尚书·吕刑》),他们的刑法的矛头所向是十分清楚的。”又说:“奴隶主贵族根据‘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原则,一贯认为‘折民惟刑’     

西周确立了我国古代的刑事诉讼制度

西周是我国奴隶制的国家,法律制度高度发展,建立了比较完备的刑事诉讼制度。公元前九七六年,周穆王即位后命令司寇吕候(亦称甫候)制作刑书,后称《吕刑》。《吕刑》三章二十二项,它对西周刑罚的基本原则,尤其是刑事诉讼制度作了详尽的阐述,如:听讼制度、法官责任制度、赎刑制度、应用判例制度等。《吕刑》的制定,标志着早在二千九百多年之前的西周时代,已经确立了我国的刑事诉讼制度,比西方法学界誉为刑事诉讼法起源的《罗马十二铜表法》要早五百多年。从西周的出土文物中,有关诉讼制度的记载,为我们提供了可靠的实物依据,是研究西周刑事诉讼制     

适用罚金刑的现状及改革对策

罚金，是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并强制犯罪分子向国家缴纳一定数额金钱的刑罚方法。当前，罚金刑在刑罚体系中的地位逐渐上升，成为一种仅次于自由刑的刑罚种类，较1979年《刑法》相比，现行《刑法》大幅度扩大了罚金刑的适用范围，以经济惩罚的手段打击犯罪。但从新《刑法》颁行以来，司法实践中罚金刑的执行方面并不尽如人意。     

醉驾：莫因误区陷囹圄

《刑法修正案（八）》和新修改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将醉酒驾驶从普通交通违法行为提升到犯罪高度，即“醉驾入刑”。并于去年5月1日起正式施行。“醉驾入刑”不仅对遏制酒驾醉驾、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也对引导人们形成健康文明的驾车习惯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我国成文法制源远流长——对《尚书·吕刑》的反思

作者针对我国春秋以前即使有法也无典和法不成文、不公开是我国奴隶制社会刑法制度的一大特点的说法,通过对《尚书·吕刑》的反思。认为《吕刑》是我国现存最古的一部刑典,不仅成文,而且是公布了的;同时肯定夏之《禹刑》,商之《汤刑》和周之《九刑》都是我国早期刑典,《吕刑》的存在只是一个最低限度的反证,由此可见我国成文法制源远流长。     

新《律师法》与《刑诉法》引发的思考——“构建和谐社会与刑事辩护”研讨会暨全国律协刑委会2007’年会议题节选

春节前夕，“构建和谐社会与刑事辩护”研讨会暨全国律协刑委会年会在京召开，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张军、司法部副部长赵大程等领导应邀出席了会议并作精彩发言。新颁布的《律师法》即将于今年6月1日起实施，其中的一些新规定将与现行《刑诉法》的个别条款产生冲突，目前已经引起了各方的关注。在本届刑委会年会上，特别邀请了相关专家就此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本刊摘选部分发言，以飨读者。     

“幽闭”考辨

宫刑是我国历史上的一种残酷刑罚,以损害人的生殖器官,破坏人的生殖机能为内容。由于男女生理特征不同,宫刑对之分别采用不同的方法。《尚书·吕刑》:“宫辟疑赦”,孔安国传:“宫,淫刑也。男子割势,妇人幽闭,次死之刑。”可见,宫刑施之于女子,就是将其     

别论罪刑法定

罪刑法定的思想碎片和作用踪迹古即有之，且中西皆具。蔡枢衡先生在《中国刑法史》一书中详细地对中国古代贯彻罪刑法定的历史作了厘清。他从《尚书·吕刑》记载“越兹丽刑并制，罔差有辞”出发论证了五帝时代前期奉行“罪刑法定主义”。又从“慎徽五典，五典克从”(《尚书·舜典》)的论述，同样得出五帝时代后期仍然采     

“新国十条”时代的中国房地产

2010年4月，新华社以罕见地连发“新华时评”六篇檄文，拉开了《中国房地产批判》的序幕。紧随其后，中央主流媒体全军出动，包括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等。 有人冷笑：撼山易，撼房地产难。于是，“新国十条”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