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的数罪并罚制度

中国古代刑法甚为完备,颇具特色,以中华法系之美誉而闻名于世,其中数罪并罚制度亦有一定价值。本文简述其意,略显端倪。数罪并罚就是犯有数条罪行的人如何负刑事责任的刑罚制度。中国历代王朝对一人数罪的处罚原则有所不同。《尚书》是我国最古的一部以政事为基本内容的文献汇编,其所记载的夏、商、周三代的政治法律思想是中华法系的基石。《尚书·吕刑》说:“其刑上备,有并两刑。”就是说一人犯有两个罪行时,把轻罪并入重罪,只按重罪科刑,不复处轻罪之罚。这是我国早期的数罪并罚思想,吸收原则的雏型。     

《吕刑》在中国法律史上的地位与影响

《吕刑》所反映的德刑并举治国思维及刑法制度与原则,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后世刑法的构建。在法律思想方面,后世社会的明刑弼教、乱世重典及贤人执法理念与《吕刑》有渊源关系,在法律制度,古老的五刑、五听与赎刑也是后世同类制度的嚆矢。《吕刑》中关于上下比罪、简孚有众、其刑上备等定罪量刑原则又分别成为后世的类推、据众证定罪及重罪吸收轻罪等制度的示范。     

我国最早的法官守则及其影响

载入《尚书》的《吕刑》,记述了西周穆王时的刑事政策和诉讼制度,其中,有关对司法官员提出的执法、守法要求,当是我国最早的法官守则。 《吕刑》对法官的要求,可以归纳为: 第一,依法办事、宽严适中。法官先要弄懂法律条文,依照条文仔细斟酌,判处适中的刑罚,使所审判的案件都能够做到公正,即所谓的“明启刑书胥占,咸庶中正”。同时,法官应当“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即不要引用过时而失效的法律,在明察事实真相的基础上,要使每个案件的处理都符合现行法律。 第二,因时用法,灵活量刑。法官在审判时,应当采取统一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原则,根据不同形势裁量处罚,所谓“刑罚世轻世重”。重罪适宜轻判的,就应当改判为轻罪,轻罪适宜于重判的,就应当改判为重罪。在案情不能确定的情况下,从轻不从重,即“上刑适轻下服,下刑适重上服”,“五刑之疑有赦,五罚之疑有赦”。 第三,排除干扰,独立审判。法官应当独立审判,不受干扰,纵使是遇到权势,也不要屈服,“虽畏无畏”。力争达到当时社会的最高道德——正直、刚克、柔克“三德”。 第四,忠于职守,廉洁刚正。法官应当“戒为勤”,把克勤尽职作为准则。只是能言善辩是不够的,法官必须善良正直,有才能,“非佞折狱,惟良拆狱”。衡量一个法官好不好的标准,就是看他是否     

《吕刑》试议

作者认为,《尚书·吕刑》篇并非吕侯所作之《吕刑》,而是关于穆王向诸侯大臣宣布《吕刑》时发表讲话的记载;吕侯当时制订的也不仅仅是赎刑,而是在“九刑”基础上修订而成的一部新刑法;对《吕刑》不宜简单地说它是“重典”或“宽法”,而应该看到穆王晚年西周社会并非“乱邦”无需“重典”和《吕刑》又使法网更加严密这两个方面。     

新资料和先秦及秦汉判例制度考论

一、先秦判例制度的形成 先秦时期为我国法律制度萌芽和发展的时期。据文献记载,我国历史上最早的法律为西周的吕刑。吕刑应是西周判例汇编。如《尚书·吕刑》日：“墨罚之属千,劓罚之属千,荆罚之属五百,宫罚之属三百,大辟之罚其属二百,五刑之属三千。”吕思勉先生质疑：“案集先秦法律之大成者为法经,不过六篇,安得有三千或二千五百十条？” 又如《汉书·刑法志》载：“相国萧何捃摭秦法,取其宜于时者,作律九章。”汉武帝时,“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条,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决事比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     

夏商周法制研究评析

夏、商、周法律史料扑朔迷离,因而给先秦法制研究造成很大困难,以致出现了一些误说,且流传甚广。作者就其中五个问题进行了探索,认为:汉初提出的”夏刑三千条”乃误说,其来源是《尚书·吕刑》和《书序》;《洪范》既不是夏代的法典,也不是所谓的“宪法”,而是古代探讨统计方法的政论文献;常被法学界引用的甲骨史料中的“刑”字应释为“丹”,而“辟’字应释为“孽”字;西周穆王时制定过法典《吕刑》,但《尚书·吕刑》则是后来依据西周官方档案整理而成的文献;现存《尚书·吕刑》中的“五过”是西周法典《吕刑》一专有术语,是《吕刑》刑罚体系组成之一,即赦免,最轻的处罚。     

古文献与古代法律二题

一、新见吕簋与“吕王作刑”《吕刑》为今文《尚书》中的重要篇章，在传世先秦古籍中曾被称引过16次，是探讨西周法制状况的基本资料。然而针对《吕刑》的版本流传和字词含义，历代经师分歧很大，争论颇多。近年来先秦金文、简牍新资料不断涌现，其中很多可参证《吕刑》中的有关内容，并发现以前未曾注意到的问题。本文以新公布的吕簋铭文为据，对聚讼已久的“吕王作刑”文句试加考释。《吕刑》首句日“惟吕命王享国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诘四方”，以此交待《吕刑》的制作背景。     

两汉赎刑考

赎刑是我国古代重要刑罚之一,大约起源于原始社会末期。最早的赎刑是以金(铜)抵销过失犯罪,如《尚书·舜典》日:“金作赎刑”,郑注:“意善功恶,使出金赎罪。”《尚书·吕刑》对出金数额作了详细的规定。后来,使用赎刑的范围扩大,用以抵罪的物品种类也有所增加。《国语·齐语》就曾提到管仲“制重罪赎以犀甲,轻罪赎以鞼盾。” 值得注意的是“赎”和“赎刑”的涵义并不相同。赎者,《说文》释为“贸也”,     

西周确立了我国古代的刑事诉讼制度

西周是我国奴隶制的国家,法律制度高度发展,建立了比较完备的刑事诉讼制度。公元前九七六年,周穆王即位后命令司寇吕候(亦称甫候)制作刑书,后称《吕刑》。《吕刑》三章二十二项,它对西周刑罚的基本原则,尤其是刑事诉讼制度作了详尽的阐述,如:听讼制度、法官责任制度、赎刑制度、应用判例制度等。《吕刑》的制定,标志着早在二千九百多年之前的西周时代,已经确立了我国的刑事诉讼制度,比西方法学界誉为刑事诉讼法起源的《罗马十二铜表法》要早五百多年。从西周的出土文物中,有关诉讼制度的记载,为我们提供了可靠的实物依据,是研究西周刑事诉讼制     

君子怀刑及其它

最近读到两本《中国法律思想史》,一为法律出版社本(以下简称《法本》),一为黑龙江出版社本(以下简称《龙本》)。对该书有些问题的提法和理解,觉得有商榷的地方,现仅就“折民惟刑”和“君子怀刑”二题,略述管见如后。关于“折民惟刑”,《法本》说:“西周统治者一再宣称:‘折民惟刑’(《尚书·吕刑》),他们的刑法的矛头所向是十分清楚的。”又说:“奴隶主贵族根据‘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原则,一贯认为‘折民惟刑’     

论牵连犯的处罚原则

一、众说纷纭——实然框架上的检讨纵观学界对牵连犯处罚原则的论述,大致有以下几种观点:1.从一重处断说。该观点认为,牵连犯是数行为触犯数个罪名,因为行为人在主观上出自犯一罪而在客观上行为间又表现为不可分离,在处罚上采取吸收主义,按数罪中的重罪论罪并处以重罪之刑。所以牵连犯的处罚原则是从一重处断,虽然是数个行为,但不实行数罪并罚。①     

中国法制史名词简释

立法史一、《吕刑》又称《甫刑》,是周代有关赎刑的一部刑书。西周初期,周穆王令司寇吕侯(吕国的诸侯)制作刑书,书成,遂称《吕刑》。《吕刑》扩大了赎刑的适用范围,五刑均在可赎之列,同时,又明确规定了罚金等级,使赎刑制度法律化。二、《法经》战国时魏国李悝所编纂的一部具有代表性的封建成文法典。《法经》以“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为指导思想,形成了盗法、贼法、囚法、     

浅论“中庸”

“中庸”是我国传统文化中很有价值的内容,需要对它悉心研究,不应简单地肯定或否定。“中庸”的思想早在西周初期就已形成,并对当时统治秩序的巩固起了积极作用。《尚书》的许多篇章实际上强调了“中庸”思想,其中《吕刑》直接论及“中”的有九处之多。如:“罔非在中”、“咸庶中正”、“咸中有庆”、“明于刑之中”等。其含义是主张把握适中原则,遵循正常法度。孔子提出:“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     

论我国《刑法》“同时犯”之规定——兼论第二百八十七条之二第三款

“同时犯”是关于罪数（竞合）的规定。以犯罪成立条件作为罪数判断标准，“同时犯”前款行为与其他犯罪之间，无论在文理上、类型上，还是事实上，都系数罪关系。“同时犯”规定省略了处置理由，导致数罪与处置规则之间衔接不畅。应确立“先犯罪构成，再犯罪构成关系”的罪数（竞合）规则。数罪并罚的处置理由是犯罪成立条件之毫无重合；从一重罪从重处罚的理由是犯罪成立条件之部分重合，包括构成要件行为重叠与构成要件法益重叠。从一重罪处罚的理由是犯罪成立条件之完整重合,但有犯罪成立条件部分重合的情形，此时，司法上应当在从一重罪处罚基础上适当从重。能够与帮信罪“同时构成”的“其他犯罪”，只能是刑法分则中以提供行为作为构成要件行为类型的罪名，不包括关联犯罪共犯罪名。     

《吕刑》法律思想初探

作于西周穆王时期的《吕刑》是研究西周以至三代的法律制度与法律思想的重要资料.周灭商后,周公平定三监之乱,"制礼作乐",至成、康之时,天下已经基本安定.     

数罪并罚的量化问题研究

数罪并罚的量化问题主要是指适用限制加重原则的情况下如何在个罪中最高刑期之上,总和刑 期之下确定具体执行的刑期。这个刑期裁量与个罪之情节无关,仅与个罪之刑有关。随着数罪 中最高刑的增长,限制的程度会增大,而这个规律可以用公式表达出来。     

《尚书·吕刑》中的“五过”新解

《尚书·吕刑》中的“五过”新解周学军《尚书·吕刑》云：“两造具备，师听五辞。五辞简孚，正于五刑；五辞不简，正于五罚；五罚不服，正于五过。五过之疵，惟官、惟反、惟内、惟货、惟来，其罪惟钧，其审克之。五刑之疑有赦，五罚之疑有赦，其审克之”对其中的五刑、五...     

对墨刑的一点新认识

墨刑是中国最古老的刑罚之一,其作法是在罪犯身体的某些部位刺字并染黑,以为惩罚之标记。由于最初的刺字部位多为额面,所以又称为黥或头鹿黥。《说文解字》上讲:“黥,墨刑在面也。”笔者认为,墨刑不仅是一种对罪犯的惩罚,而且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罪犯登记手段,对于罪犯身份的识别有着重要的作用。墨刑起源于五帝时代的苗族,距今已有四千多年的历史了。《尚书·吕刑》记载:“苗民……爰始淫为劓刵椓黥。”夏王朝在灭掉苗族之后,袭用了苗族的肉刑体系,殷因于夏,周又承殷制,确立了我国奴隶社会墨、劓、剕、宫、大辟的五刑体系。《周礼·秋官·司刑》中说:“掌五刑之法,以丽万民之罪: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宫罪五百,刖罪五百,杀罪五百。”春秋战国,诸候刑法不一,但墨刑是当     

谈“两个补充规定”有关牵连犯罪的新规定

我国《刑法》颁布以后,以实施某一犯罪为目的,而其犯罪的方法行为或结果行为又触犯其他罪名,成立数个犯罪构成的牵连犯,在“牵连犯罪从一重罪处罚”的刑罚理论支配下,是不适用数罪并罚的。这种理论认为:牵连犯从犯罪表现形式上看是属于数罪,但这种数罪不是各自独立和彼此无关的犯罪,而是彼此联系着的,具有内在的牵连关系;犯罪人所追求的犯罪目的只有一个,此罪的犯罪行为是为彼罪服务的,故不应按数罪并罚处罚,而是按     

古代“赎刑”考略

一、赎刑的概念、起源和发展古人对赎刑的概念已有论及。《说文》日:“赎,贸也”。《玉篇》说:“赎,质也,以财拔罪也”。朱熹说:“赎刑,使之入金而免其罪。”(《朱子大全》卷67,《舜典象刑说》)这些说法,基本上揭示了赎刑的概念。赎刑是我国古代法律规定的犯人可以用财物折抵刑罚的制度。在古代法律史料中,有时把赎刑单列一项,但赎刑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刑种。它一般不直接适用于某一罪名,只是在判定某种罪行应科的刑罚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