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兆龙先生“活宪法”思想探析

20世纪国际公认的著名法学家杨兆龙先生认为,宪政不同于纸面上的宪法,它是"活宪法",是实际政治受宪法的抽象原则支配的结果。宪政是"法治国加上法律的民主化",要实行宪政,首先应该实行法治,宪政比法治更重要。实施宪政需要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一要培养"知法"的高素质人才,二要树立尊重并奉行宪法的"重法"风气,实施宪政的中心工作不是"制宪",而在于信仰宪法而见之于实际行为的重宪风气,即"宪法生命素"的培养,但这非一朝一夕之功,有赖于多数人的长期努力。这些宪政思想在今天对我国宪法的全面贯彻实施及宪政的实现仍具有启示意义。     

试论宪法与程序

宪法程序是宪法之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没有宪法程序的宪法不是宪法。宪法程序的三个组成部分宪法制定程序、运行程序和保障程序,缺一不可;程序之于宪法就像车轮之与车;在实在的宪法规范既已存在的情况下,加强宪政建设就是加强包括宪法程序和法律程序在内的程序建设。     

伯克论英国宪法

柏克的政治思考,与18世纪后期的英国实际政治关系密切而复杂,不过这一背景也正塑造了柏克独特的思想风格。柏克的政治思考,皆为英国宪制的基本问题,而且是18世纪后期英国宪政转型所面临的重大课题。关于英国宪法,柏克强调英国宪法的历史基础,呈现出历史演进的宪政智慧;平衡的宪政结构同时亦反映着人民主权的时代精神;更为重要的是,英国宪法始终以自由为其内核。从英国历史的发展进程中观察,柏克之于英国宪法的思考,本质上为一"革命的反革命"的宪法哲学。     

当代俄罗斯转型宪法的本土化及其困境——参照美国的比较分析

当代俄罗斯宪法是社会转型期仿效西方的宪政模式进行构建的,在传统与现实、制度与实践的交互作用下,俄罗斯的宪政之路经历了一个漫长而艰难的宪法本土化过程.作为后发外生型宪政代表的俄罗斯宪法及宪政与作为先发内生型宪政典范的美国宪法及宪政,在宪法及宪政产生的深层背景、与相应法律文化体系的关联、宪法文本内在的差异、宪政实践中的危机与困境等方面存在诸多的可比较性.这种比较所及的不单纯是法律制度层面的问题,在更深层次上是一个包客了民族、历史、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综合性的大文化问题,这对于后发外生型国家克服本国宪法及宪政的发展与完善过程中遭遇到的困境与危机具有积极的启示意义.     

宪政中的程序论纲

宪政中的程序即宪法程序 ,是其外在价值与内在价值的统一 ,其构建模式有两种 ,即严格规则模式和正当程序模式。结合我国宪政建设的实践 ,当前的宪政建设应在选择正当程序模式基础上优先发展宪法程序。     

“看得见的宪政”:理解中国宪法的财政权力配置视角

如果说政治权力的配置是宪政体制的核心,那么作为任何政治共同体存活须臾离不开的血液,财政权力就是最不可或缺的政治权力,财政权力配置堪称所有政治体制大厦的根基。财政权力配置有自身对权力的政治分工和权力制约规则,财、人、事的合力决定着其他政治权力的运行机制及其实效。收入、支出、转移支付、预算、决算和审计六项制度及其运行机制组成的财政权力配置,以宪法、税法、预算法、转移支付法等宪法性法律为主要表现形式,是最可能"看得见的宪政",也是最关键的宪法实践。由是观之,1994年的中国分税制改革,前所未有地重新配置了共和国的财政权力,可以说是中国宪法实践的一次影响深远的重大转型。而围绕分税制改革及其实效、历时三十余年、今天仍在持续的社会大辩论,也表明有必要从静态宪法观转向动态宪法观,把宪政视为不断自我修补、永远臻于完善的动态过程,这将有助于发现鲜活的中国宪法规则。     

关于宪法惯例的涵义与价值的思考

宪法惯例作为一种特殊的政治法律现象，在各国宪政实践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不成文宪法国家，宪法惯例是宪法的组成部分，是一个国家宪政的精神所在，是制定成文法律的基础和依据。而在成文宪法国家，宪法惯例补充、完善、引导着宪法的发展。中国学者封此专门研究并不多，政治学界及宪法学界尚未封相关问题产生共识，封宪法惯例的涵义以及价值等基本问题进行分析有重要意义。     

论毛泽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政之路的开拓

毛泽东提出,“宪政就是民主的政治”,它就像一条红线贯穿于革命和建设的始终。毛泽东在此基础上描绘了关于宪政建设的图景:民主是宪政的灵魂、宪法作为根本大法是宪政的法律表现形式、人民代表大会是宪政制度的基本政治组织形式、政府是宪政建设的关键所在等。在这些重要思想的指导下开拓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宪政之路。     

变革政治社会中的宪法变迁和宪法保障——中国宪法在改革时代如何应变、成长和发展

<正> 一"法律就是取得胜利、掌握国家政权的阶级的意志的体现",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讲,法,才是"政治之子",而作为根本法或总章程的宪法却是"政治性特别强的法律"。浓厚的政治性对政治变革时代的宪法提出了双重要求:1.由于宪法规范高度原则性和简括性的特点,以及宪法预测能力的局限,更因为国家     

论重视和加强宪法的程序性建设

"宪法司法化"不应仅仅指宪法司法适用的整个状态和过程,它还应包括强调宪法应该像司法过程那样做到程式化,像司法活动那样重视其程序性问题这样一层重要涵义.重视和加强宪法的程序性建设以实现宪法的程式化,乃是深化我国宪政建设中的又一紧迫而严峻的重大课题,这就需要一系列的制度构建和创新.在这方面,行政行为司法化所促成的行政程序建设的成果及其不断深入推进,实际上已给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范例.     

传统宗法文化与近代中国立宪

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是强调宗法伦理,属于宗法文化。因此在宗法文化的基础上构建起来的社会秩序只能是宗法秩序。这与西方的宪政文化与宪法秩序具有质的差异。正是这种差异性,导致西方宪法在近代传入我国后被重构,从而致使近代中国的宪政运动走向失败。由于近现代中国的社会秩序仍然是宗法秩序,而非宪法秩序,因此近代中国的宪法和法律必将缺乏自由精神,公民的权利和自由无法得到有效保障。既然传统的宗法文化阻滞了近代中国的宪政运动,并导致其走向失败,这就启示我们在今后的宪政建设中,必须摒弃宗法文化,实现传统文化的转型,并培育宪法得以生成的文化基础,即宪政文化。     

宪法失序与对行政权剩余的规制——以执行权的变迁为视角

我国现行宪法认为行政权是一种执行法律的权力,没有政治功能派分。但在宪政实践中,行政权既有执行功能,又有政治功能,其政治功能缺乏合法性。行政权的扩张使宪法失序,主要原因是现有宪法没有一套规制行政权非正式来源的有效方案。宪法沉默之处就是宪法危机之所。行政权的非正式来源有其必然性,外在的、事前或事后的、间断的宪法制约机制不足以规制行政权,必须有内在的、事中的、连续的宪法制约机制予以配合。规范主义宪法的有效性必须向生活领域开放;功能主义宪法观的合法性必须获得法治化建构。行政法治模式宜以规范主义宪法为基础,以功能主义为补充。行政的开放性、公民参与、法律程序是内在宪法制约机制的要素。     

自然的宪法与宪法的自然——解读柏拉图的宪政观

为摆脱人类政治的现代性危机,我们有必要回到古典政治哲学里去,回到柏拉图的世界中寻找宪法的本质,而宪法的本质也正是在于一种组成结构:自然的规律,可以视为其自身的宪法;而宪法的规律,就是要求宪法符合自然。宪法的萌芽,正是在这样的自然基础上诞生的。"宪法是公民的生活规范,宪法的权威根源于民众的生活"。宪政并不是一种形而上的价值构造,而是一种合乎自然的和谐的生活方式。     

宪政三章

投票箱之妙不仅在于说服人们守法 ,而且还通过这一巧妙的程序 ,将决策风险转嫁给了选民本身。民主应当被列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发明之一 ,而投票箱则可以称之为一种妙不可言的设计。与政治法律中的其他制度一样 ,中国的宪法也是近代舶来品。西方宪政之所以最终确立 ,宗教以及教会是我们首先看得到的因素 ,第二条便是阶级以及阶段斗争对君主权力的限制 ,社会分工以及由此带来的知识分化是约束专横权力行使的第三个因素。税收奠定宪政基础。应当由人大代表对税收以及财政事项进行细致入微的审查。     

宪法解释的可能性

中国宪法逐渐由文本融入社会现实,成为民众生活模式的一部分。因此需探讨宪法解释的必要性和可能性。需要以德国宪法解释模式为基础整合美国模式,形成中国的宪法解释模式。宪法解释由学说、操作、规范、程序构成,而生命体、约法、母法、根本法等宪法隐喻形成宪法解释的意义网络,宪法解释学有助于理解中国立宪政治的民情、生成对于宪法的信心乃至信仰、推动中国宪政的程序理性建设。     

习近平法治思想与新时代宪法的实施

习近平法治思想对我国宪法制度的切实运行、宪法理念的深入人心、宪法文化的亘古长青有着十分深远的意义.习近平法治思想强调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作为一项制度、一种精神和一种历史叙事与宪法制度紧密地契合在一起,党的领导制度、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成为了相辅相成、相互统一的体系.我国宪法制度与西方宪政制度有着本质区别,充分体现了鲜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征.2018年我国宪法修订及时回应了世界格局重大变化和我国改革发展的客观需求,以宪法实施推动国内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发展新格局,这也是习近平法治思想中体现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法治思想还明确了新时代我国宪法实施的三大方略,即政治方略、法律方略和意识方略,并对宪法实施的具体路径进行了指引.     

宪政视野中的司法程序——读《比较法视野中的司法程序》有感

宪政的主题就是使自然法及基本人权的正义理念能在现实的制度安排中得以具体化。推行宪政首先需要一部合乎正义的宪法,但更为关键的是宪法作为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根本规范要在现实生活中发挥作用。否则宪法就会象神一样,高高地呆在象牙塔尖,孤芳自赏。与真实的社会相脱节,最终避免不了"高处不胜寒"的尴尬。宪法制定得再完美也只不过是纸上谈兵。司法审查制度正是为回应这样一种社会需要,应运而生。     

论宪法的选择适用

要真正认真地对待和实施宪法,必须选择适用宪法。作为一部可实施的基本法,宪法的基本性质决定了只有某些宪法条款才能获得直接适用。宪法不只是政治宣言,因而一般不应该直接适用其中规定的积极权利;宪法也不是普通的法律,因而不应该适用其所规定的公民义务或经济政策细节,而应将这些事项留给立法。在厘清宪法文本的适用结构之后,中国宪法是完全可以获得适用和实施的。本文首先批判了政治宪政主义的几种理论,以便清除宪法适用的理论障碍。其次,本文探讨了宪法适用的基本原则,并提出甄别可直接适用条款的中立标准。最后,本文运用宪法适用标准甄别"八二宪法"各项规定的可适用性,进而形成一个可适用的宪法结构。     

论宪法思维的基本特征

宪法思维不同于宪法精神、宪法价值、宪法文化、宪法信仰、宪法意识、宪法观念,它是指人们运用对宪法本身的认识来观察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宪法思维以宪法为媒介,以宪政为取向,是最重要的法律思维.基础性、纲领性、根本性、系统性与宪政性是宪法思维的基本特征,其中,基础性侧重从地位上讲,纲领性、根本性、系统性侧重从形式上讲,宪政性侧重从内容上讲.     

走出二元对立的思维困境——阿克曼对美国宪法变革机制的检讨

阿克曼在区分宪法政治和常态政治的前提下,通过分析美国宪法史上的重要事件,根据二元民主的宪法理论指出:美国宪法政治时期的宪法变革经历了发出宪法改革的信号、提出宪法改革方案、决定宪法改革命运的程序、宪法改革方案的批准和宪法改革成果的巩固五个阶段。阿克曼关于宪法变革的历史学与社会学观点,不仅消解了法律形式主义和法律现实主义的对立,他还进一步以此为基础提出了"人民主权动议"和"活宪法"的宪法修正理论。阿克曼的宪法变革理论虽具现实性,但却有着不确定性的缺陷。因此,阿克曼所要解决的,恰恰是理性与经验之对立所造成的不确定性这一法律理论的永恒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