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违反让与禁止的法律后果——兼论《房地产管理法》第38条与《担保法》第37条的规范性质

公法上的让与禁止属《合同法》第52条第5项规定的"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因而须在区分管理性强制性规定和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基础上判断违反让与禁止的法律后果。私法上的让与禁止旨在保护特定主体的利益而限制权利人的处分权,故属相对的让与禁止而非绝对的让与禁止。违反相对的让与禁止与违反国家机关发布的让与禁令一样,其后果都是行为相对于所保护的特定主体无效,但受让人可获善意取得制度的保护。违反约定的让与禁止应区分物权和债权而异其效力。《房地产管理法》第38条和《担保法》第37条既不属"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也不能理解为关于让与禁止或处分禁止的规定,它们在性质上都属警示性规范,因而仅仅是行为规范,不能作为裁判的依据。     

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合同的法律适用

我国《合同法》第52条第5项的规定是合同无效的一般条款,《合同法司法解释（二）》将其解释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合同法》中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既包括公法中的强制性规范也包括民法上的强制性规范,同国外立法相比,我国立法缺少但书的规定.本文认为,认定违反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要以法律、行政法规的明确规定和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为基准.     

私法自治与公法强制——日本强制性法规违反行为效力论之展开

违反强制性法规行为之效力体现了私法自治与公法强制之间的紧张关系。基于对公益、交易安全、当事人间的信义与公平等价值衡量、取舍之不同,在日本强制性法规违反行为效力论之展开过程中,渐次出现了“法规渊源区别说”、“综合判断说”、“履行阶段说”、“经济公序说”、“基本权保护义务说”,并表现为从“公法优先到公法、私法功能分离再到公法、私法功能协调”的一波三折的变化过程。     

违反强制性法规的合同效力 ——基于瑞士法的考察

强制性法规，有多种类型。合同违反不同类型的强制性法规，其效力各异。故理论上应先区分不同类型的强制性法规，再分别考察合同违反此等法规的效力。瑞士学界和司法界认为，强制性法规有公法上的和私法上的两种。公法上法规，多为强制性，其理论重点不在此等法规强制性的识别上，而在合同违反此等法规的效力上。私法上法规多不具强制性，故此等法规强制性的认定为重点之一，违反此等强制性法规的合同效力为重点之二。借助审判实践，违反强制性法规的合同效力在瑞士法上得到一定程度的类型化。     

社会基准法与相对强制性规范──对第三法域的探索

社会的发展出现了作为第三法域的中间领域,兼具私法和公法因素的社会法。基准法是社会法中特有的法律现象,它是根据社会法中各个部门法的特点,从宏观上调控具有强弱特点的社会关系。社会基准法体现的指导原则是“倾斜保护”。基准法为了体现保护弱者的原则出现了一类特殊的法律规范——相对强制性规范。强制性规范中的禁止性规范与命令性规范出现溶合。     

论违反公法规定对法律行为效力的影响——再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2条第5项

公法主要从行为本身和行为权限来对私法施加影响。作为公法中判断法律行为无效的标准,只能是行为规范。违反公法对私法行为进行管理的权能规范而实施的法律行为一般不会被认定为无效。对违反权能规范而实施的法律行为效力的判断,需要根据权能规范类型进行区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2条第5项作为公法优位价值的产物,内容已经在其他法律规定中得到体现,因此立法应该摒弃这一规定。     

信用卡诈骗罪若干问题探讨

本文认为新刑法第 1 96条规定的信用卡诈骗罪在立法上存在缺陷 :第一款将“恶意透支”与使用伪造的信用卡、使用作废的信用卡、冒用他人信用卡的行为都规定为信用卡诈骗罪不妥 ,应单设“恶意透支罪” ;第三款将“盗窃信用卡并使用的”按盗窃罪论处 ,违反了牵连犯的处理原则 ,应按重罪信用卡诈骗罪论处 ;另外 ,应增加单位作为信用卡诈骗罪的主体。     

灌云中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诉灌云县人民政府等撤销政府特许经营协议纠纷案

行政协议的缔结应遵循依法行政原则。行政机关在缔结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等类别的行政协议时,以公平竞争方式选择缔约人是行政机关应履行的先契约义务。通过非公平竞争方式缔结此类行政协议违反了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构成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五条规定的“重大且明显违法”,除确认协议无效会危及公共安全等少数例外情形,人民法院应依法判决确认该行政协议无效。     

效力性强制规定之判断标准

一、问题的提出 《合同法》52条第5项规定了“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近年来，这一规定开始成为理论界和实务界的诟病，由于我们国家法律、行政法规上的强制性规定太多，这委实对合同效力的打击面较大，因此在2009年《合同法》司法解释二中对此规定进一步限定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效力性强制规定是针对管理性强制规定提出的。     

论效力性和非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区分——以《民法典》第153条为中心

《民法典》第153条是我国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经验的总结和发展，从形式上看，该条规定的是一种原则和例外的关系，但其实质上旨在区分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和非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并将其作为认定民事法律行为效力的标准。在司法实践中，准确识别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对于维护交易安全、鼓励交易、维护诚信原则等具有重要意义。从法律适用层面看，首先需要通过各种法律解释方法，并通过利益平衡等方式，准确识别相关规范的性质，同时，需要借助类型化的方式，对效力性强制性规范进行类型区分。此外，在适用《民法典》第153条规定时，还需要厘清违反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与违背公序良俗之间的关系，不能简单地借助违背公序良俗规则将规章等规范性文件作为判断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标准。     

违反不同强制性规范的合同效力认定

合同法第52条第5项中提及的“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中的“强制性规定”的归属问题在学界一直以来都产生分歧,分歧的结果是对于违反强制性规范的合同效力认定不一.所以确定强制性规范的范围,进而根据强制性规范的范围认定其效力至关重要.本文拟通过整理总结学界部分代表性观点,并提出对不同类型的强制性规范的合同效力的认定观点.     

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刑法第二百二十八条、第三百四十二条、第四百一十条的解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讨论了刑法第二百二十八条、第三百四十二条、第四百一十条规定的“违反土地管理法规”和第四百一十条规定的“非法批准征用、占用土地”的含义问题,解释如下: 刑法第二百二十八条、第三百四十二条、第四百一十条规定的“违反土地管理法规”,是指违反土地     

行政审批对合同效力的影响:理论与实践

法律关于合同须经审批的规定既不属于《合同法》第52条第(5)项所称"强制性规定",也不同于《物权法》关于不动产登记的规定,因此:(1)不能以违反"强制性规定"为由将未经批准的合同认定为无效,但审批指向"前置的"营业许可时除外;(2)不能类推适用《物权法》上的"区分原则"认为审批不影响合同效力,除非审批指向的是权利变动,而非基础行为。行政审批系合同的特别生效要件,故合同并不因批准而必然有效;基于信赖保护原则,合同也不因批准被撤销而当然失效。因合同或财产权属发生的争议应通过民事诉讼解决,且当事人不得就批准行为本身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在负有报批义务的当事人违反报批义务时,可发生违约责任与缔约过失责任的竞合。     

刑法第389条第2款应引用“正常经济往来”一词

我国刑法第389条规定：“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的，是行贿罪。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的，以行贿论处。因被勒索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没有获得不正当利益的，不是行贿。”在此条中规定的“经济往来”，笔者认为应引用“正常经济往来”一词。     

公法契约的可能性

私法中所谓"意思自治"和"契约自由原则"一般得到认可,只要不违反公序良俗以及与公共秩序相关的所谓强行规定,当事者可以自由地缔结任何契约.与此相反,公法关系一般由国家立法来规定,同时与私法中原则上是任意规定不同,这些规定是与公益相关的强行规定,任何人不得以意志自由作出与之相反的决定.公法关系正好与私法关系相反,契约不自由是原则,只有在法律特别规定的时候,才能用当事者的契约来规定公法关系,这是通说.但是,如果严格贯彻此理论的话,即没有法律的明文规定公法契约就不得有效成立,那么就与实际要求发生深刻的矛盾,这样种种缓和的理论就产生了.现在我想通过批判二、三种典型的见解来考察私法契约与公法契约间是否存在根本的对立,公法契约在怎样的限度内是可能的.     

违法合同的无效判定及其应用

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但是,何谓强制性规定,违反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是否一律无效,这是司法实践中经常遇到的困惑。笔者不揣浅陋,对违法合同的无效判定及其法律适用予以阐述,以求抛砖引玉。     

论商事裁判中刑民交叉案件的犯罪构成与合同效力认定

竞合型刑民交叉案件中的合同效力认定是商事裁判实务中的难点,长期以来存在“无效论”和“有效论”的争议.“有效论”排除刑法对合同效力的影响缺乏依据,但传统“无效论”的主流裁判思路也应做调整.刑法应属于《合同法》第52条第(5)项规定的影响合同效力的强制性规定.个案中,应根据刑法的犯罪构成和规范目的,结合不同的犯罪类型,准确判断合同效力.根本标准是,合同承载的交易行为是否属于刑法所禁止或否定性评价的对象.当交易行为构成违反市场准入型犯罪时,刑法所禁止的仅系对市场准入监管的违反,而非直接否定交易行为本身.交易上的意思表示也不因犯罪而存有瑕疵.合同不因犯罪而无效.在交易行为上成立其他类型犯罪的场合,若合同目的或整个交易行为被纳入犯罪构成,则意味着交易行为被刑法所根本否定,相关合同因违反刑法强制性规定而无效.但若仅系交易的部分环节被纳入犯罪构成,合同目的并非刑法禁止的对象,则合同通常不因犯罪而无效.     

《民法典》“强制性规定”条款解释困境的出路——以宪法基本权利保护为基础

《民法典》第153条第1款的“强制性规定”条款旨在实现国家强制与私法自治之间的平衡。无论在实践中，还是在学理上，对这一条款的应用和解释都会遇到困境。实践中“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和“管理性强制性规定”的区分，会陷入“以问答问”的循环。因而，对“强制性规定”条款的解释需要转换思路。不是以事先确定何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为主要解决路径，而是在初步确定“强制性规定”的基础上，首先进行相对比较明晰的形式化判断。如果形式化判断不足以做出界定，则在需要进行实质判断和权衡的案件中，引入动态规范体系，进行综合考量。回归“强制性规定”的规范意旨，综合考虑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成本、基本权利受保护的程度、基本权利之间的权衡、比例原则、国家调控与私自治之间的平衡等多重要素，得出相关结论。在这一过程中，宪法和基本权利既可以起到直接的效力依据的作用，也可以起到间接的、作为价值指引的作用。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中民间借贷合同效力之探究

[基本案情]2008年被告人王某因开发房地产需要资金，采取给付高额利息方式，在某县区域内向社会公众吸收存款．共吸收张某等11人183万元。其中，张某的一笔30万元．发生在2008年12月27日，双方订立合同，约定月利率3％，期限1年，由宋某、李某二人作为保证人提供担保。2010年2月，被告人王某被法院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刑入狱，并判追缴犯罪违法所得，返还被害人。因资金已被王某挥霍，法院在执行追缴中，王某无力履行。被害人张某即向法院提起诉讼。以二担保人为被告，要求宋某、李某承担连带责任偿还借款。本案涉及到民间借贷合同的效力问题，对此，实务部门存在以下两种意见：第一，民间借贷是被告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犯罪行为，受到刑法的否定性评价，而刑事法律是强制性规范，故该民间借贷行为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应该认定为无效合同。因主合同无效，故作为担保的从合同也无效。第二，民间借贷行为虽然是被告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行为的一部分。但是该强制性规定并不是直接针对民间借贷合同效力的强制性规定，因此该民间借贷没有违反效力性强制规定，应该按照有效合同处理。一、对《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强制性规定”的理解我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将“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作为合同的无效事项之一。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规定：“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但对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内涵立法并没有给出解释，这就给司法实践中准确适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造成了解释上的困难，也给学理阐释留下了广阔的空间。     

浅析合同法第52条第5项

合同法第52条第5项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本文从比较法学的角度对该条中的"法律、行政法规"的范围进行了分析,并得出结论认为:应对其进行扩大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