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典》“强制性规定”条款解释困境的出路——以宪法基本权利保护为基础

《民法典》第153条第1款的“强制性规定”条款旨在实现国家强制与私法自治之间的平衡。无论在实践中，还是在学理上，对这一条款的应用和解释都会遇到困境。实践中“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和“管理性强制性规定”的区分，会陷入“以问答问”的循环。因而，对“强制性规定”条款的解释需要转换思路。不是以事先确定何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为主要解决路径，而是在初步确定“强制性规定”的基础上，首先进行相对比较明晰的形式化判断。如果形式化判断不足以做出界定，则在需要进行实质判断和权衡的案件中，引入动态规范体系，进行综合考量。回归“强制性规定”的规范意旨，综合考虑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成本、基本权利受保护的程度、基本权利之间的权衡、比例原则、国家调控与私自治之间的平衡等多重要素，得出相关结论。在这一过程中，宪法和基本权利既可以起到直接的效力依据的作用，也可以起到间接的、作为价值指引的作用。     

通过法律推动发展——全球化时代与中国经验

法律是由国家颁布和实施的规则，其主要“功能（law—job）”是改变行为。通过改变法律，一国可以改变有问题的行为，从而改变有问题的制度。除非法律引导行为服从法律规定，且行为确实有利于改善该法律规定所针对的社会问题——否则一切都是空谈。我们应该将“以法律推动发展”的努力聚焦于研究并制定详细的立法措施，来扶助贫穷和弱势的群体——并使之真正发挥作用。     

为讨清白女大学生拾荒七年

在辽宁省沈阳市一个居民小区附近,经常可以看到一对捡破烂的母女。女儿名叫李秀丽,10年前她还是一名快要毕业的大专学生时,突然接到学校退学的通知,从那时开始,她就跟着母亲以捡垃圾为生。     

老李的第八个除夕

<正>除夕那天上午，一对老夫妻焦急地向海拉尔铁路公安处伊图里河站派出所所长老李求助，“同志，您好！快帮帮忙，我们这车票几天前就买好了，怎么今天就上不去火车了呢。”此时，正在候车室巡视的老李赶忙查看他俩的车票信息，解释道：你俩错过了乘车时间，该趟火车已经发车了。听老李说完，老两口更加着急了，开始相互埋怨，眼看一大家人的团圆梦就要泡汤。     

个人信息“合理利用”的规范分析

随着《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出台，个人信息“合理利用”的问题开始凸显。个人信息“合理利用”的提出，本质原因在于，个人信息并非是个人所控制的信息，而是与个人相关的信息。这导致，个人信息保护不能仅限于不受侵犯，还要求个人信息处理者(国家或者其他私主体)必须对个人信息进行“合理的”处理。个人信息保护的落脚点应该是隐与私，既包括对个体不欲为人知的私密信息的保护，也包括对个体个人信息自我决定权的保护。其规范基础分别是可以使个体隐于社会的内在尊严和使个体积极融入社会的人格自由发展权。个人信息包括私密信息与风险信息。数字时代个人信息保护的难点在于，不知道何种个人信息经过技术处理后会导致个体的人格受到侵害，这体现了个人信息处理的风险本质。这意味着，个人信息“合理利用”应该兼具不受侵犯和风险预防两个方面，在面对国家公权力和私主体两种不同的处理者时，应该具有不同的保护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