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民自治的村庄基础与政策后果——关于村民自治制度安排区域不平衡性的讨论

村民自治制度是当前农村治理的基本制度.相对来说,理论界和实践部门对村民自治制度的关注集中于自上而下的推行,忽视了因为村庄本身的不平衡所产生的村民自治实践状况的不平衡性.本文讨论了村集体经济状况对村民自治的决定性影响,讨论了村庄规模、村庄社会关联、村庄精英等构成村民自治基础的因素,讨论了村民自治实践差异的现实原因.认为在当前的村民自治研究乃至所有关于农村制度的研究中,不能局限于制度文本和总体状况的描述,而应考察自上而下的制度安排在不平衡乡土社会实践的过程与后果,同情地理解制度实践的现实,从而提高制度研究和农村研究的学术水平.     

村民自治的村庄基础与政策后果——关于村民自治制度安排区域不平衡性的讨论[1]

村民自治制度是当前农村治理的基本制度。相对来说,理论界和实践部门对村民自治制度的关注集中于自上而下的推行,忽视了因为村庄本身的不平衡所产生的村民自治实践状况的不平衡性。本文讨论了村集体经济状况对村民自治的决定性影响,讨论了村庄规模、村庄社会关联、村庄精英等构成村民自治基础的因素,讨论了村民自治实践差异的现实原因。认为在当前的村民自治研究乃至所有关于农村制度的研究中,不能局限于制度文本和总体状况的描述,而应考察自上而下的制度安排在不平衡乡土社会实践的过程与后果,同情地理解制度实践的现实,从而提高制度研究和农村研究的学术水平。     

我省村级体制改革上演重头戏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五大、十五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积极推进我省村级体制改革和农村民主政治建设。促进全省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省委、省政府决定,从今年下半年起,在全省全面推开改革村级体制、实行村民自治工作。其主要任务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及《云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办法》,将村级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为村民自治体制,将村公所(办事处)改革为村民委员会。在村公所(办事处)辖区范围设立村民委员会,以合作社或自然村设立村民小组,原来以合作社或自然村设立的村民委员会自然消失。改革村干部管理和选任制度,村干部退出乡(镇)干部编制序列,由选聘制改革为选举     

“组强村弱”治理结构与村民小组的村治定位——基于广西H县农村的实证分析

作为乡村基层治理体系中最基本的治理单元,村民小组在后税费时代的基层政权建设过程中仍有可能发挥其重要的治理能力和治理潜力。与村民小组在组织关系和权限上隶属行政村、村民自治基本上由行政村决定的"村强组弱"不同,"组强村弱"的乡村基层治理结构意味着村民小组在资源下乡和各种制度建设过程中相较于行政村一级拥有更多的主动性和自主空间,而行政村一级既缺乏足够的文化资源,又缺乏可用的经济资源。在"组强村弱"治理结构之下,村民小组长如何实现村民与村干部的有效联结,将深刻影响村民小组在乡村治理实践中具体功能的发挥。村干部特别是村支书的工作能力,是影响村民小组长与村民、村干部在治理实践中所处关系形态的关键变量,而这种关系形态又直接决定村民小组的村治定位。     

村庄治理中的集体行动逻辑——基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视角

农村村民民主自治制度的有效运行面临着许多挑战，突出的问题是村民参与的“集体行动困境”。本文运用新制度主义中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学派的相关理论，提出决定村民自治有效运行的两大基础条件，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具体案例分析论证了这两大基础条件对村民自治的影响。通过理论演绎推导以及实证案例检验，最终得出结论：村民自治的有效运行建立在两大社会基础条件之上，即村庄内部的村民社会关联度，以及村民与村庄的利益关联度。     

创新自治:村民自治有效实现形式的“横向拓展”——基于鄂西南B村的个案研究

将村民自治单元下沉到自然村的"自救"改革,虽然有利于重拾自然村作为治理单元的特有价值,但并不适宜在人口外流型农村地区推广。作为人口外流型村庄的鄂西南B村,以"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创新为契机,建立了乡贤道德评判团、村民自治议事团、"雷锋"志愿服务队、"五老"协会、全域有机协会以及红白理事会等新型村民自治组织,对村民自治有效实现形式进行了"横向拓展"。这是一种在保留和发展村委会的基础上,以多元主体共治为特征的村庄治理模式,丰富了村民自治的理论和实践体系。虽然这一模式取得了良好的成效,有助于提高村民的民主治理能力,保障精准扶贫工作的落实,促进乡村社会的和谐稳定,但仍存在治理权源缺失、生成逻辑不足、组织设置冗杂、发展支撑阙如等问题,应通过寻求法律赋权、夯实底层基础、优化体系设置以及创新支撑制度予以解决。     

村干部的角色类型与村民自治实践困境——基于上海、珠三角、浙江三地农村的考察

厘清村干部角色特征是认识村民自治制度实践状况的切入口。村干部角色实践在东部发达地区农村存在很大差异,至少形成政府代理人、村庄当家人和经营者三种村干部角色类型,表现为行政主导型、社会主导型、个人主导型三种村级治理模式。村干部不同的权力取得方式和利益实现方式是村干部角色类型的重要型构机制。村干部角色的特定偏向使村民自治制度出现不同面向的实践异化,造成国家、村庄以及个人三者利益的失衡,由此构建的是一个不均衡的利益分配秩序和治理秩序。针对村民自治制度实践中的不同问题,地方政府应采取不同的应对策略,使村民自治回归其本义。     

家族政治、精英更替与村庄治理

自村民自治实施以来,学界对村民自治制度运转的社会基础的讨论就一直持续。家族作为传统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基础,几经沉浮,在现代民主政治下被赋予了现代性意义。文章通过对个案村庄的调查研究,深入分析在现代村庄治理过程中家族的影响力以及家族与村民自治的互动关系,这种互动下的当代农村治理的社会基础是家族。家族政治或家族影响力为何能够一直延续,并在当前村庄政治与治理中发挥核心作用,以及随着代际的更替,村庄家族政治向精英政治的转型,这些都值得研究。     

村与户的空间联结与村庄治理:以村民组长为主体的分析——鄂东南樟村的个案研究

在当前的农村治理结构中,村民小组处在行政村与农户的中间阶段,最近的政策与研究掀起了开发村民小组功能的新热潮。以往对村民小组(及村民组长)的研究着重关注的是村民小组的历史变迁与村民小组如何调适以适应基层治理结构的变化两个层面的内容。为了准确厘清村民小组的功能,我们可以将村民小组的代表者——村民组长放在村与户的空间治理结构中考察,引入社会联结的动态观。通过个案研究发现,村民组长在空间结构上具有内向家户和外向村庄扩展的二维特性,它这两种特性的交织与互构统构着村组户三者的关系。总的来说,从村民组长的空间联结特性中探索一条重构村庄与农民的社会联结路径,从而使农民在日益社会化和在村内日益敛聚的状况下实现农村民主治理的发挥和发展。     

中国农村基层民主：生成、价值与运作——村民自治运行的政治社会学变迁

基层群众自治是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逻辑起点和现实基点,我国农村村民自治制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基层民主形式,村庄内生和行政外赋是村民自治制度生成的双重逻辑架构。同时,村民自治也是一种有效的基层治理模式,其制度运行历经了权利保障到民主启蒙的价值嬗变过程。在运作模式上,村民的民主权利要在公共事务的组织参与中得以变现,目的就是城乡人口流动和融合的背景下进行社区和村庄治理。因此,村民自治的程序提升了基层民众的民主能力和民主素养。作为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基本形式的村民自治,已经催生和引发了一系列积极的社会政治效应,促进了政府与民众之间的良性互动。     

“根”与“径”:重新认识村民自治

一直以来,村民自治没有很好地解决制度"落地"的问题,在实践与研究中表现出弱化的现象。这种弱化在本质上主要源于村民自治制度的理论设计之初缺少对中国农村社会本源型制度的关怀,导致村民自治实践缺乏文化与社会根基支撑。在经济社会环境深度变迁与治理范式滥用等多重因素的推动下,村民自治的实践与研究显现出愈发困难的境况。村民自治需要寻"根",即中国农村的家户制传统以及由此产生的农民行动的家户主义逻辑。而均衡村民自治与家户主义逻辑之间的矛盾,关键在于自治单元向村庄共同体的回归、共同经济的实现以及行政性力量的外部引导。     

困境与出路:城市化浪潮中的中国西部农村基层民主——以四川省为例

近些年来,随着城市化浪潮的蓬勃兴起,中国西部农村遭受到强烈的冲击:农村人口大量外流,各种农村资源流向城市,传统乡村文化趋于瓦解。与此同时,已经推行20多年的村民自治也正面临着一系列严峻挑战:人口流动导致村民自治主体缺失,资源流失导致村民自治资源稀缺,文化衰落导致农村社会秩序受到冲击。在城市化浪潮中,西部农村基层民主走出困境的出路在于:第一,推动村民自治由行政村自治向农村社区自治转型;第二,加大农村公共服务投入,充分调动农民参与农村公共事务的积极性;第三,鼓励实践创新,探索新形势下村庄治理的新路子;第四,吸引农村精英回乡建设新农村,培育农村民间组织,增强留守村民的自治能力。     

实行村民自治是农村加强 民主政治建设的成功之路

我省村民委员会的实践与对策我省在农村建立村民委员会,始于1983年。到目前为止,全省已建立村民委员会99053个,这些村委会绝大多数建立在自然村,少数人口较多的自然村还建立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村委会;在一些人口少、居住分散的地方,也有由几个相邻的自然村合并建立村委会的情况。为了加强对村委会的管理,自1993年以来,我省先后三次统一部署了村民委员会的民主选举工作。但由于诸多原因,村民委员会民主选举产生的比例还比较低,村民自治工作开展得尚不平衡。主要的问题:一是农村村级体制不顺。1987年10月至1988年5月,我省区乡体制改革以后,由于边疆民族地区的特殊性,在原大队(小乡)的基础上设立行政村,成立村公所(办事处),作为乡(镇)人民政府的派出机构。由此而形成了村公所(办事处)与村委会共存     

宪政视野下的村庄文化建设

在村民自治中,村民的文化权是村民重要的宪法权利,在宪政视野下行使村民的文化权只有通过搞好村庄的文化建设才能实现.本文研究了宪政支撑下村庄文化建设的使命:从认同到归属;宪政支撑下发展村庄文化的平台:社会心理;宪政支撑下村庄文化发展的途径:大众化等重要问题.     

强项目下乡背景下的依附型乡村关系与村级治理重构——基于南京市L区项目实践的考察

乡村两级之间的互动关系是认识我国乡土社会的重要视角。透视不同历史阶段，可以发现乡村关系经历了从“汲取”到“悬浮”的一般性变迁。项目制实施以来，项目资源的覆盖广度、投入力度、考核强度持续提档升级，助推基层社会进入强项目下乡时期，人员、资源、事务的三重输入使乡镇政府与村级组织之间形成依附型乡村关系，并促使自然村一级被吸纳进村级治理体系。通过对治理事务进行拆解，塑造出层级分明且分工合作的复合型村级治理结构。村级治理表现出村级组织对上、对外，自然村对下、对内的治理样态。要使村级治理发挥应有的自治效用，除了供给其发挥作用所需的条件和空间，还要避免自然村、村民小组等自治单元被行政二次吸纳。同时，应以治理有效为目标，以便于政策落地为标准，因地制宜地开展对村民自治单元的探索，从而形成多维度、多层级、多形式的村民自治结构与多元化乡村治理体系。     

中国农村基层民主:生成、价值与运作——村民自治制度运行的政治社会学思考

基层群众自治是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的逻辑起点和现实基点。我国农村村民自治制度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基层民主形式,村庄内生和行政外赋是村民自治制度生成的双重逻辑架构。同时,村民自治也是一种有效的基层治理模式,其制度运行历经了政治参与到政府治理再到社区建设的价值嬗变过程。在发展导向上,村民自治制度更加关注民生、彰显民意。因此,要在民主程序的创新实践中提升基层民众的民主能力,培养民众的基本民主素养。作为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基本形式的村民自治,已经催生和引发了一系列积极的社会政治效应,促进了政府与民众之间的良性互动。     

村民自治问题研究

根据村民自治中存在的问题，完善村民自治制度应把坚持党的领导、村民当家作主和依法办事三者紧密的结合在一起，保证村民自治顺利进行；村民自治要与农村、农业经济和农民协调发展；进一步健全村务公开制度，保障农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     

日常交往视角下我国发达地区农村阶层关系的建构——以浙北D村为例

文章是对阶层关系研究传统的延续,基于对浙北D村的个案调查,引入村庄内部的社会性机制来透视阶层之间的关系,着重从村民日常交往的角度切入,研究村庄阶层关系的生成机制,动态地呈现阶层关系的建构逻辑,以此实现对相对静态的阶层结构研究的突破。随着工商业的发展,村庄阶层分化的凸显,村民日常交往实践规则的个人化,处于不同阶层的成员往往是根据自己现实的需要及喜好自由选择特定的对象进行交往,交往活动高度理性化,个人的主体性意识凸现出来。不同阶层的成员因职业、经济收入等原因,在交往意愿上存在差异。具体表现为：富人阶层交往意愿上的强动力、中间阶层交往意愿上的次强动力以及底层交往意愿上的弱动力。此种内涵于心理的交往意愿,在日常生活的交往实践中,借由交往活动专门化所导致的对时间的要求和交往规则及内容的消费化这两种社会机制型构了该村的阶层关系类型,主要体现为富人阶层、中间阶层对底层的排斥关系以及中间阶层对富人阶层的依附性关系。     

完善村民自治 推进农村政治文明建设

村民自治,是指在行政村范围内,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保证村民依照法律和村民自治章程行使选举权、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等民主权利的制度.村民自治是农村经济改革引发的民主政治形式和要求,它对于扩大基层直接民主,推动整个农村政治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浅谈现代社会的契约文明建设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逐渐迈进了真正意义上的“契约化”社会。然而，中国社会的契约化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受中国现实和传统因素的影响，契约交往表现出极不成熟性，契约交往过程中存在着诸多问题，比如契约失灵、违约等。构建现代社会的契约文明要培养公民的契约意识，建立健全契约交往健康运行的各项保障机制，加强契约伦理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