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进程中农村老年组织参与基层维稳的逻辑与价值——基于浙北“六老办”的个案研究

乡村振兴进程中加大农村老年组织参与基层维稳工作,可以大幅度降低基层政府的维稳成本,提升基层维稳的治理效率,促进农村发展的实质绩效。本研究以农村老年组织参与基层维稳为分析视角,通过对浙北“六老办”的个案考察,论述了农村老年组织在基层维稳中的治理逻辑与价值。研究发现,浙北荻港村建立的新型村级“六老办”维稳助推法,通过充分发挥村里老党员、老干部、老教师、老职工、老农民、老队长的作用,承担着政策法规宣传员、民主管理监督员、环境卫生督查员、矛盾纠纷调解员、关心下一代辅导员、不稳定因素排查员的职责,有效地化解了荻港古村保护过程中的矛盾、冲突及纠纷等问题,维护了村庄的稳定发展。基于此,现阶段应加大政府支持力度,倡导农村老年组织参与基层维稳,保障农村老年组织在参与基层维稳过程中的法律地位及基本权利,是农村基层维稳机制发展的有益探索。     

撤销街道办？

民政部基层政权司副司长王金华最近的表态，将街道办的去留推上了风口浪尖。他表示，街道办只是个“二传手”，取消是一种趋势。2010年7月，安徽铜陵全市撤销街道办事处，铜陵市铜官山区又被民政部纳为“全国社区管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有民政部官员随后表示，“铜陵模式”有望在全国推广。街道办该怎么“办”？此话题旋即在全社会引起热议——     

缓解社会紧张度的“维稳”新路

维稳越维越不稳．原因何在？如何走出这个怪圈？我国现在处于矛盾凸显期，社会紧张度偏高，如果“刚性”维稳，势必事倍功半．弄得不好．甚至如同在尖锐复杂的矛盾之“火”上再浇油．激化矛盾，就会出现越维越不稳的怪现象。当务之急．是加强社会管理创新．找到缓解社会紧张度的途径。这种途径有多种，而健全基本公共服务．在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过程中实现政府转型．是走出“越维越小稳”的怪圈．使维稳收到事半功倍之效的一种正确选择．     

扎赉特旗“两放一创一节”活动纪实

由于历史的原因，扎赉特旗是一个“农业大、工业小、财政穷”的国家重点贫困县。穷则思变。旗委、政府决定开展“两放一创一节”活动。放宽政策为了缓解财政困难，1995年6月旗委、政府下发了《扎赉特旗放宽政策；增加收入，节约支出工作实施方案》，具体内容是“两放、一创、一节”。“两放”即放活机关，放活人员；“一创”即创办实体增加收入；“一节”即勤俭办事业，节约经费支出。在实施创收过程中，他们采取严格规范强化管理的方法，将办实体搞创收工作严格规范在法律和政策的范围内，并制定了“四不限”和“五不准”原则。为使“两放…     

有为政府：现阶段我国地方政府职能的基本模式

政府职能具有生态性．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在不同的时期往往呈现出不同的特点．进而形成不同的模式。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建立．工业化、信息化、城市化快速发展的阶段，地方政府职能应该是一种什么模式？对此．理论界各种提法很多．如“有限政府”、“服务型政府”、“有效政府”等。本文认为．有为政府应是现阶段我国地方政府职能的基本模式．大多数地区政府职能转变和创新的基本目标是建设有为政府。     

机关“创收”该停了！

机关“创收”该停了！王绍博前一时期，很多党政机关都开展了“创收”活动。在“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口号下，机关干部纷纷“下海”经商，兼职办公司、搞实体，甚至直接以党政机关的名义搞“经营”。的确是热闹非凡。对这一奇特的现象，笔者认为，党政机关搞“创收”...     

怀柔区创新政府管理方式成效明显

2月28日至4月28日，在中央党校学习期间，我就北京市怀柔区政府管理方式改革创新的实践进行了深入调研。怀柔区通过不断推进政府职能转变，设立“综合行政服务中心”、“社会管理服务中心”和“社会矛盾调处中心”改革行政管理方式，更好地解决了发展、和谐与稳定问题，创建了良好发展环境，对我市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在此基础上，提出对政府管理方式创新基本方向与路径的思考。     

生命的演出

朋友闫患了癌症，去医院复诊时，医生问他：“病人呢？”闫说：“我就是啊。”医生说：“你？你怎么跟没事人一样？”他笑笑：“那应该怎样？灰头土脸、满脸悲切？与其悲观失望，还不如快乐轻松地过好每一天。”     

做“三个代表”的忠实实践者——张德山日记摘录

在新城子区，我也算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官。如何对待这个“官”字，我觉得“官”不是荣耀，不是享受，更不是权势，而首先是一份责任，是多担责任，多干工作，多做奉献。除此之外，我们当官还有什么意义呢？去沈阳参观廉政展。我认为，在改革开放的年代，我们党员干部必须保持清醒头脑，带头勤政廉政，永远和人民在一起，不变质，不变色。（这样，）党旗才能永远飘扬，高高飘扬。当选为市人大代表，心情无比激动，又无比惭愧。你为党做了多少工作？你为人民办了多少好事？你为政府排了多少忧？你为人民解了多少难？没有党，没有人民，没有同志…     

平安啊你的身价值几许？——社会转型期亟需树立正确的维稳观

近年来。如何维稳成为各级党政领导的一门必修课，维稳投入已成为地方政府一项占相当比重的常规支出．“花钱买平安”的维稳方式较为普遍起来，乃至“人民内部矛盾人民币解决”，由此，维稳支出节节上升。据统计，2009年中国公共安全方面的财政支出增加了16％，今年将再增加8．9％．增幅已超过国防开支增幅。总金额逼近国防开支，将高达5140亿元人民币。但同期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数量非但没减．反而不断增加。客观地说．用经济手段比用高压方式来解决利益冲突是前进了一步．但是，一方平安能用钱买到吗？究竞平安的身价值几许？     

基层育才 一线选贤

“在政法系统工作多年的干部抓招商能行吗？”原任巴中市委政法委副书记、市委维稳办主任的孟进，在去年8月被安排到巴中市经济开发区任党工委副书记后，人们不禁有些疑问。其实，在巴中，像孟进这样从机关到一线任职的干部并不是少数。     

从熟人“跌倒”说开去

有人间我，你办了那么多案子，在你记忆中最深刻的是哪一件？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自己曾经承办的公诉原某法院副庭长受贿案。之所以我对他印象深刻。因为他曾是我熟悉的同事。他的“跌倒”始终成为我警醒自己的一个反面教材。     

周恩来劝说黄炎培担任公职

中国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黄炎培在旧中国曾多次拒绝旧政府的高官厚禄。对此，有人说他是自命清高，也有说他茹素皈依，有出世思想。1949年来到解放后的北平也无意做官。一次，在中南海怀仁堂的晚会上，毛泽东问他：“北洋军阀政府两次请你当教育总长，你为什么不去？”黄炎培回答说：‘俄的信念是：看不清真理所在，是绝不盲目服从的。……”鉴于这一情况，10月1日晚，周恩来到黄炎培家，诚恳地提出请他担任政府公职。黄炎培抱定初衷，说：“1946年我才68岁，已觉得年纪老了，做不动官了。如今72岁了，还能做官吗？”周恩来回答说：“这不同…     

以法治思维和方式维稳

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维稳,就是要在维稳中坚持讲规则、讲规矩,依法办事,摈弃“搞定就是稳定、摆平就是水平”的做法,让群众对于事件的处理和今后的行为规则有一个稳定的预期. 数年前,我的一位某中级法院院长的学生,和我讨论法院是否有必要搞“大接访”.他所说的“大接访”,就是每月固定一天或数天,由院长带领全院法官接待所有上访的群众,现场办公,解决问题,已经判决了的可以改判,已经执行完毕的,如果执行错误,当场可以决定回转执行.我认为在政府机关实行大接访可能会有一些作用,也许能解决民众的一些实际问题,拉近政府与民众的距离,倾听民间疾苦.但是,法院实行大接访,要三思而后行.     

对外地政府“指手画脚”的官员凭什么？

“卖陕西面皮为啥还需要政府、培训发证？办一个二级资质木工作业分包公司到底有多难？‘挂证族’的出现反映出创业者哪些无奈？”在第五届中国行政改革论坛上，江苏省宿迁市副市长沈海斌一口气抛出3个问题，核心却指向了一个问题——“连陕西面皮从业能力也需要政府认证，政府是不是管得太多了？”     

职工“逆反心理”的外部因素

有针对性地加强对干部的理论教育和业务培训，是全面提高干部素质的一个重要途径。但目前在实施过程中还存在着三种不良倾向，值得注意和克服。１．盲目追求办班数量———“追名逐利”。一些地方、单位为了应付检查考核，抑或为了“创收”，不顾当地实际和工作需要，办班搞“车轮战术”盲目追求办班数量，结果是劳民伤财。主管干部教育培训的部门或机关单位，在一个时期内，到底办多少班，办什么班，一定要作深入的调查研究，要从当地实际出发，尽可能地根据规划目标和当地的客观条件而定。不可不办，也不可滥办。２．降低学员入学条件——…     

蓬溪县：推进“文建明工作法”本地化

蓬溪县采取“撤、并、建”等方式对乡镇机关29个职能部门进行模块化重组，率先在赤城镇设立“六办一中心”，即党政综合办公室、经济发展办公室、新农村建设办公室、城市工作办公室、社会事务办公室、财务和资金管理办公室、综治维稳中心，形成了职能部门目标明确、责任落实的新型管理模式。     

联手共建“大社区”──长春市南关区曙光街道社区思想政治工作纪实

中国老百姓有句话，叫作“上有国务院，下有街道办”，意思是说上有国务院管国家大事，下有街道办管百姓琐事。长春市南关区曙光街道办事处就是一个管老百姓琐事的街道办。 说起街道工作，那真是“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什么事都要往街道这根“针”里穿。如何当好这根“针”？曙光街道办事处近几年来最成功的作法就是抓好社区的思想政治工作，以此带动社区全面工作的开展。 思想政治工作说到底就是做人的思想工作。在发展市场经济的形势下，人们的着眼点和兴奋点多在物质利益上，这相对“软”的一手确实难做。难，怎么办？以传统说教式…     

“民声”不能止于倾听，还要服从

《人民日报》最近接连发文，希望地方执政者能够倾听“沉没的声音”。文章称这个表达的“黄金时代”仍有许多声音未被倾听；并且站在权利的高度特别强调，维权就是维稳，维权才能维稳。     

陈独秀与瞿秋白之间

相逢1922年10月初的一天，在李大剖的家中，一位操着南方口音的小个子客人正和主人一边吃茶，一边愉快地交谈，这位客人就是来自上海经北京要到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四大”的陈独秀。在谈到莫斯科的党员时，李大制提到了霍秋白：“你到北大那一年，他是北大旁听生，说起来算是你的学生。当年他就入俄文专修馆学习。五四被捕的学生中也有他。”李大利说话时拿出一叠《晨报》，在“莫斯科通信”专栏里，清一色地刊登着溜秋白从莫斯科寄来的文章。“他是什么时候去莫斯科的？是C．P吗？”陈独秀急急地问，“你到上海那年，他就去莫斯科了，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