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理解的政治

梁衡在8月27日的《北京日报》上撰文指出:我长期当记者,深入基层,出入官场,后来又从事管理,身为官员。了解了老百姓怎样看政治,官场怎样看政治。我想从百姓所望和官员所为角度给政治下这样一个定义:政治是一定的个人或集团借用公民所委托的权力来为社会和民众     

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化解社会负面情绪的新举措

社会情绪的方向、性质、状态对国家的和谐稳定与社会的有效治理将产生重要影响,消极负面的社会情绪容易耗散社会凝聚力,消解社会正能量。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实施了一系列化解社会负面情绪的新举措,主要包括:开启全面从严治党新历程,化解民众政治不信任心理和逆反情绪;实施价值引领与舆论调控的整体推进,化解民众的价值迷茫和悲观情绪;强调利益协调与利益表达的相互配合,化解民众的不公平感和暴戾情绪;发挥思想疏导与社会治理的双重效能,化解民众的怨愤心理和不满情绪,最终培养民众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     

中国现代民众生活状况与社会风习研究综述

民众的生活状况和疾苦直接关系到民心的向背,而社会风习直接与民众的生活状况联系在一起。本文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中国现代民众生活状况及社会风习的研究状况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概述。     

国外政党基层组织的社区活动方式

社区是国外政党基层组织的重要活动领域,社区民众是政党生存的社会基础。国外政党的基层组织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社交活动、走访社区民众、与社会组织合作以及利用互联网在社区开展互联网政治来联系民众,进行政治动员,进而夯实自身的社会基础。     

社会心理变迁在计划生育标语中的体现

本文拟从计划生育宣传标语转变的角度探讨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民众的社会心理变迁。计划生育宣传标语在计划生育工作中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在中国社会发展不同时期计划生育宣传标语也不尽相同，这一过程也体现了中国民众的社会心理变迁。处于转型期的中国民众的社会心理变迁总体上是向健康的方向发展的。而且从现代的计划生育标语反映出的社会心理我们还看到了中国民众的社会心理初步具有了现代化心理的特征。     

社会教育与抗日根据地的政治动员——以陕甘宁边区为中心

社会教育是抗战时期中共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实施的一项重要社会政策。其目标是在实现扫盲教育的同时,对民众灌输民族意识、国家意识及中共所主张的意识形态和道德观念,激励民众参与政治的热情,其终极目的是要民众对中共政权以及各项政策的最大限度的认可。因此,抗日根据地的社会教育既是群众性的扫盲运动,又是中共在根据地进行的一场全面的政治动员,而后者显得更突出、更重要。民众在接受社会教育的过程中,逐步接受了中共政权为他们设计的政治行为模式、生产组织模式、社会组织和生活模式等,民众也逐渐脱离了旧权威的势力范围。因此,社会教育提高了民众和中共政权之间的亲和力,使中共逐步实现了对根据地乡村社会资源的全面控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民众中的普及现状及对策研究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推进,在民众中普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日益重要和迫切。民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知晓度一般但认同度高,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普及总体效果和普及途径、载体、方法效果的评价具有不同特点;不同人口学特征民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知晓度、认同度存在显著差异;民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认同度受到自身思想观念和外在社会思潮的影响。普及中也存在诸多问题:建立在低知晓度上的认同度难以稳定持久;民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认识不够全面、系统和准确;普及途径、载体和方法与民众生活实际存在裂缝等。对此,需要结合民众生活现实,针对普及中存在的问题,提高民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知晓度,普及途径、方法、载体贴近民众实际生活,发挥党组织优势,培育民众良好的生活态度、人生观念和政治观念,增强民众对社会思潮的免疫力来提高民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认同度。     

为有源头活水来

<正>通过学习四次全会《决定》,就深化社会体制改革来看,我有以下三点认识。根本措施是激发社会活力处理好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就是要激发政府与社会两个活力,形成社会建设的整体合力。我们现在讲建设责任政府、法治政府、服务性政府,也取得了很多进步,但是无论怎样,政府不能给予民众一个理想社会,从社会的教育、就业、养老,到民众的婚丧嫁娶,从社区的社会治安到家庭的家长里短,没有充满活力的、富有创造性的民众参与,和谐有序的社会是难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社会管理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模式,提升社会管理的科学化水平,就要加强对各基层党政干部和民众的法治理念和公共精神的培育,转变政府治理模式,完善社会管理的工作机制,并大力培育民间组织,实现民众合法权益的有效维护和保障。     

现代风险社会对民众“获得感”的影响——以风险社会理论为视角

提高民众"获得感",让人民共享改革红利是发展经济、政治、文化等方方面面的最终目的。新时期,影响民众"获得感"因素的主要有养老、收入、医疗这三大板块,即新三大民生问题。伴随着各类社会问题的出现,我国已步入现代风险社会,而风险社会理论恰好给我们提供了分析现代风险社会对民众"获得感"影响的视角,现代风险社会同民生问题共存且是包容关系,研究认为现代风险社会中出现的制度化养老危机、收入分配的"马太效应"以及医疗信任危机对当前我国民众的"获得感"有着直接的影响。     

加强对弱势民众群体的特别法律保护

农民、民工、城市失业人员、老年人、未成年人、妇女、流浪民众群体、亚健康民众及非主流社会民众群体等等,是我国社会主要的弱势群体,他们的权益经常受到种种侵害,为了体现真正的平等权,必须对这些弱势群体予以特殊的法律照顾和保护。从现在开始,必须循序渐进地加强这方面的立法。     

北京日报 我所理解的政治

梁衡在8月27日的《北京日报》上撰文指出：我长期当记者,深入基层,出入官场,后来又从事管理,身为官员。了解了老百姓怎样看政治,官场怎样看政治。我想从百姓所望和官员所为角度给政治下这样一个定义：政治是一定的个人或集团借用公民所委托的权力来为社会和民众办大事。这里有几个关键词：一是“办大事”,不是做小事,不要作秀,不要庸俗化;二是“公民委托的权力”,你手中的权姓“公”不姓“私”,政治家干的事是公事,不是私事;三是“个人或集团”,就是说再大的事还是要落实到具体的机构或人来干,可能干好,也可能干坏,因此必须有监督和制约。政治姓“公”不姓“私”。     

反邪教斗争中必须高度重视社区动员

社区是社会的基本单元，是居民群众的社会生活共同体，是各种矛盾汇集地，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广泛的社区动员是反对邪教的有效途径。社区动员的基本目标就是获得社区基层民众认同、促进基层民众的全员参与、综合改善社区的生活质量和社会关系。通过广泛的社会动员和参与，建立起民众对于社区的共同情感，将反邪教事业变成为民众优化社区环境的责任，以合作机制建立起防范网络，从而为丰富社区精神文化奠定稳固的草根基础。     

民主党派社会基础演变的影响因素及发展前景

政党向社会作出反应，代表某种社会利益；社会阶级、阶层或群体选择支持政党的政治主张，并自觉追随政党的政治行为。在政党代表民众与民众拥护政党的互动中，政党充当了民众的代言人和领路人，民众形成了政党的社会基础和力量源泉。民主党派社会基础的演变主要经历了“革命时期的阶级联盟”、“改造时期的特殊群体”和“改革时期的政治联盟”三个历史阶段，社会分层、政策变量和政党权威是民主党派社会基础变迁最重要的三个影响因素。新世纪新阶段，适应我国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动和知识分子队伍变化的新情况，民主党派社会基础也应适时调整、适度拓展，以增强民主党派的广泛性和代表性，提升多党合作的团结面和包容力。     

“微政治”

从世界不同国家的政治现状和发展趋势来看,人类社会似乎已经进入“微政治时代”。政治更多地表现为对民众日常生活的关注,或仅是对民众具体、细小甚至琐碎诉求和问题的回应。微政治的出现,一方面是政治过程中民众现实生活需求日益受到关注的结果,另一方面则可能与政府将难以应对和解决的社会问题转化为民众私人领域的问题有关。在后一种意义上,微政治还体现了一种政治技巧。     

民众诉求集体表达的法治化路径探析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的急剧转型期,社会矛盾也随之进入了的凸显期和高发期。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民众的权利意识开始觉醒,各地民众诉求集体表达的维权行动此起彼伏,有力地加快了我国法治建设。随着民众力量的加入,意味着我国法治建设的推动力在国家之外又增加了一个重要的推动力量。同时,我们也要重视民众诉求集体表达中可能带来的破坏性风险,尽快将之纳入到法治的轨道上来,从而切实贯彻党中央提出的依法治国基本方略。     

现代风险社会对民众“获得感”的影响——基于风险社会理论视角

"获得感"向幸福感递进,是国家和人民的美好希冀。提高民众"获得感",让人民共享改革红利是发展经济、政治、文化等方方面面的最终目的。新时期,影响民众"获得感"因素的主要有养老、收入、医疗这三大板块,即新三大民生问题。伴随着各类社会问题的出现,我国已步入现代风险社会,而风险社会理论恰好给我们提供了分析现代风险社会对民众"获得感"影响的视角,现代风险社会同民生问题共存且是包容关系,笔者认为现代风险社会中出现的制度化养老危机、收入分配的"马太效应"以及医疗信任危机对当前我国民众的"获得感"有着直接的影响。     

论网络时代的权利诉求与社会回应

网络时代的到来既是现代科技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民众权利诉求日益增强的客观要求。在我国社会急速转型时期,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有针对性地回应民众的参与诉求、平等诉求、安全诉求、尊严诉求及公平正义等诉求,大力发展社会民主、引导社会自治、重建社会规则、促进社会互动以及推动社会发展,不断提升虚拟社会的管理水平。     

论网络时代的权利诉求与社会回应

网络时代的到来既是现代科技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民众权利诉求日益增强的客观要求。在我国社会急速转型时期,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有针对性地回应民众的参与诉求、平等诉求、安全诉求、尊严诉求及公平正义等诉求,大力发展社会民主、引导社会自治、重建社会规则、促进社会互动以及推动社会发展。社会回应的速度和深度标志着虚拟社会管理的水平。     

责任共担和认知同构：信访社会工作的作用机理探索

信访中的供需异位困境折射出公共服务的有限供给和民众多元需求之间的矛盾,根源于公共部门追求秩序和民众争取权益两者之间的张力。然而,现有主流化解思路侧重于改善供给侧或需求侧,着力于改变民众的信访行为,不仅无法化解供需两侧之间的张力,反而使社工机构陷入专业化困境。田野调查显示,社工机构的功能需要被定位于供需两侧之间的张力上,发挥责任共担和认知同构的双重作用,找到信访部门和民众两者的契合点,才能从根本上缓和供需两侧的张力,化解信访困境。本文力图阐释社会组织化解公共服务供给和需求之间矛盾的可行性及作用机理,为探索利用各类社会资源助力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