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值班律师试点 探索法律援助方式

保障被羁押人的基本权利,不仅仅指向看守所本身的管理体制,还涉及到整个刑事司法程序中的侦查权力监督、刑事法律援助以及有效刑事辩护的实现。根据司法部的要求,2010年初,湖北省司法厅法律援助工作处与武汉大学公益法中心、武汉大学刑事法研究中心开展合作,参照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等部门在看守所开展相关试点改革的构想,在湖北荆州监利     

法治视野中的刑事诉讼观

法治视野中的刑事诉讼目的在于消解冲突。它要求以纠纷解决观、正当程序观与法律真实观等新型诉讼理念构成的观念体系与之相适应,以新型诉讼理念指导我国刑事程序改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普通程序简化审改革思路检视

普通程序简化审以提高诉讼效率为技术性目的。然而,诉讼程序的简化往往导致案件真相发现能力削弱、诉讼权利总量绝对减损与被告人自愿性和理智性难以有效保障等弊端。在中国现实中,"权力型诉讼经济"效率提高的收益并不明显高于个人权利放弃的代价,因此,应以"权利型诉讼经济"模式为目标来重构刑事简易程序。     

法治视野下的权力监督

现代民主政治要求公共权力的运作必须符合主权在民的要求，反映人民的意愿。但是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公共权力与人民意愿的冲突和背离却一直是难以摆脱的困境，法治的诞生使政治发展和民主政治开拓了新的历史进程。法治开启权力的理念之门，法治是权力监督的基础和核心，法治蕴涵着权力监督的价值取向。     

宪政视域下我国公检法关系的再思考——从杭州“二张”冤案谈起

杭州“二张”冤案的曝光，让社会公众强烈感受到了我国当前司法运行体制存在的严重问题，而这又主要是囿于我国宪法和刑事诉讼法对于公检法三机关“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明文规定和长期司法运行实践对这种规定的习惯性养成。公检法现存的流线型关系造成了刑事司法中的侦查中心主义、诉审职能弱化、审判不中立等一系列现实困境，已经严重危害到了我国刑事司法实践和宪政发展的顺利进行。从法治国的认知角度出发，提出“司法宪政化”的命题，打破“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原则下的公检法关系模式，成为了当下司法改革进程中正确的路径选择。     

加强检察机关侦查监督职能的若干思考

刑事立案和侦查活动是国家专门机关为保障安全和自由运用强大的国家侦讯权力实施的专门活动,包括对人和物的强制措施,一方面可能对公民的正常生活和各种权利造成严重影响;另一方面其立案和侦查的结果又直接作用于审判。因此,保证立案和侦查活动依法进行,对立案和侦查活动实行监督是现代     

双权共治：基层权力制衡新构想

本文提出一个“双权制”的新设想，旨在实现对基层行政权力的有效监督。其核心思路是将一个行政单位的最高权力在时间维度上一分为二，通过周期性、制度性的职务轮换，使两者相互监督与约束。“双权制”能为官民提供心理屏障，抵挡权力的压力，摆脱人情和利益的纠缠，避免情与法之间的心理冲突，保障双方的心理顺畅与人格完整。“双权制”有可能形成切合中国社会现实的权力制衡模式，为在基层行政管理中遏制腐败、保障清廉带来具有普遍意义的制度创新。     

论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的衔接

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的目的都是维护国家管理秩序，二者应以某种互相衔接的关系存在。但是由于立法技术等方面的原因，我国许多法律关于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衔接的规定过于笼统，甚至存在较大冲突。因此，如何避免冲突而真正做到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相衔接已成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相衔接工作机制能否有效运转的关键。     

公共理性：现代多元社会的价值诉求

随着“人的发现”成为主旋律，人的主体性和平等意识的苏醒，使同质性社会得以消解．差异型社会得以形成，个体的价值观、信仰、准则和人生意义难以排序，无法区分，现代多元社会由此发端并走向成熟。价值观、理念的不可通约性不可避免地造成社会的冲突和紧张．公共理性既是良善社会中公民交互中的美德与风范，亦是解决冲突、达成共识并走向和谐的社会规则。它具有信任、宽容、妥协、协商等表现形式。公共理性的培育与养成，赖于“公共人”的型塑与造就．个体与组织应从狭隘的个体理性中走向公共理性，从“经济人”走向“公共人”；作为公共利益的看守者和代理人，政府及其行政人员也应摒弃狭隘的政府理性，重新恢复政府“公共人”的神圣角色，在权力的运使和责任的担负中凸显公共性，在公共领域中大胆拒绝权利。     

浅析控辩平衡的保障及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一、庭审方式的改革 在现代刑事诉讼中,有两种基本的诉讼结构--当事人主义和职权主义.职权主义的非对抗制模式强调国家机关的职权作用,由侦查阶段主张国家具有单方面侦查权的侦查职权主义,到审判阶段由法官直接调查积极审判的法官职权主义,都显示出一种国家主义倾向.在这种诉讼方式中,可能赋予被告人自行辩护或委托他人辩护的权利,但在法官审问和推进诉讼的条件下,诉讼的对抗性较弱.当事人主义的对抗制模式以控辩双方的诉讼对抗和法官的中立听证为审判结构,将诉讼双方视为法律地位平等的诉讼当事人,并以抗辩的方式推进诉讼.     

我国被害人诉讼地位定位之我见

被害人在诉讼法律关系中所处的地位应是诉讼主体,传统的当事人地位实乃属法律关系中的地位。笔者认为将被害人的诉讼地位确定为诉讼主体,有着坚实的理论基础的支持:刑事诉讼中被害人应有独立的利益表达;实现被害人与被告人的诉讼权利的衡平;刑事纠纷解决需要被害人与被告人的对话。     

内地与港澳台地区民事判决相互承认和执行问题之我见

1997年以来，中国正在逐步成为一个包括大陆、香港、澳门和台湾在内的多法域国家，即出现“一国两制三法系四法域”的格局。随着内地与港澳台地区之间经济贸易与民事交往的增多，跨法域的民事案件层出不穷，并引起不同法域的法律冲突。建立完善的区际司法协助体制成为解决当前司法冲突的重要途径，而民事判决的相互承认和执行作为诉讼程序的归宿，毫无疑问成为司法协助的最终目标。     

权力之善如何可能——基于公权与民权均衡关系的分析

公权与民权是政治生活中的孪生姊妹,他们的殊分与同一,造就了二者的博弈与均衡.如何厘定权力边界,保持公权与民权的平衡,维护公共权力的权威性与至善性,是构建良好政治生态的重要内容.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公权与民权是否均衡和谐的问题既是个法律问题,亦是个道德问题,其博弈的焦点在于公共“善”与个体“善”的冲突与平衡.在当代中国,重构公权与民权均衡,必须加大政治改革力度,解决权力制衡与民众参与问题,搭建公权与民权的话语频道,让公共权力真正回归社会,并最终实现二者的良性互动.     

论刑事缺席审判制度蕴涵的效率价值

效率是现代社会备受重视的刑事诉讼基本价值之一。我国刑事诉讼效率价值体现得不够充分。刑事缺席审判制度是针对实践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因潜逃、死亡、丧失诉讼行为能力或因其他原因不能参加庭审时、在被告人缺席的情况下，适用的一种特殊的审判程序，是在兼顾公正价值的前提下对诉讼效率价值的追求，有效地平衡了效率与公正价值的冲突，实现了两者的协调互动，能够及时地解决纠纷、维护诉讼参与人的权利，使刑事诉讼制度进一步民主化、法治化和科学化，有利于实现社会的和谐稳定，对于刑事诉讼法的完善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建设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如何走出领导者权力冲突的误区

如何正确使用人民赋予的权力，避免领导者权力冲突，减少组织内部摩擦，形成最大合力，产生最大效率和效益，是新时期现代领导应当关注和需要解决的重要课题。 一、领导者权力冲突主要表现形式　　造成权力冲突的主要原因：一是政治信仰、政治立场、政治觉悟、政治见解等；二是社会组织原因（如组织机构中责权不明，遇事相互推诿扯皮等）；三是思想意识原因（如热衷于抓权，追求权力，不择手段地去争权等）；四是经济利益差异也容易发生权力冲突；五是法制观念淡薄、职业道德意识淡化等都会产生领导者权力冲突。领导者权力冲突在实际工作中…     

大学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合理定位与协调——从剑桥大学现代化治理改革谈起

具有800年悠久历史的英国剑桥大学进入21世纪后发起了一场现代化治理改革，体现了大学学术权力在现代的嬗变。这场改革说明，大学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虽然存在矛盾和冲突，但又相互补充、相辅相成，并不绝对排斥，两者的合理定位和协调运行是现代大学发展的必要张力。由此审视我国高校的“去行政化”本质，不能简单理解为去掉行政管理，也不是让学术权力替代行政权力，而应该定位于让学术事务回归学术权力决策。     

权力和利益

无论是在政治学理论中 ,还是在现实政治生活中 ,权力和利益都是引人注目的重要问题 ,而且二者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人们之所以对权力有着追求和向往 ,并不在于权力本身。权力并不是人们的终极目标 ,而是人们追求的中继目标。换言之 ,追求权力的目的主要在于追求权力所能带来的利益。权力之所以重要 ,是因为它决定着人们能够得到的各种利益的范围及其大小。利益 ,才是权力所追求的根本目标和终极目标。也就是说 ,权力的主要动机是利益 ,利益是权力的原动力。一什么是“利益” ?利益有狭义利益和广义利益之分。狭义利益即我们通常所说的物质利…     

领导干部的人际关系冲突与化解之道

领导干部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因公共权力因素，往往在人际关系方面比普通的公众更具复杂性，人际关系冲突的情景往往也更多。现实中，领导干部人际关系冲突的情景，或者领导干部人际关系冲突的类型主要有：因职业而起的工作间人际关系冲突、因身份而起的人际关系冲突，及回归普通人“本原”状态的人际关系冲突。要化解这些人际关系冲突，最为重要的是需要领导干部的自我修炼，即确立正确的利益观、自我“公共”身份的认知，以及一定的沟通能力的培养。     

“钓鱼执法”的违法性初探

“钓鱼执法”最早出现在刑事侦查中,名为诱惑侦查。所谓诱惑侦查,就是指侦查机关以实施对嫌疑人而言有利可图的行为为诱饵,暗示或诱使其实施犯罪,待犯罪行为实施后将其抓捕。诱惑侦查也叫“警察圈套”或“侦查圈套”,是刑事诉讼中的一种特殊手段。由于我国刑事侦查的不可诉性,它对社会产生的消极影响还没有引起社会的普遍关注。     

关于我国刑事诉讼中沉默权的思考

随着我国对外交流的不断扩大，特别是１９９８年１０月５日中国政府签署了《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该公约第１４条关于“不得强迫自证其罪或者供认罪行”的规定，引起法学工作者和司法工作者对我国刑事诉讼中沉默权的思考。因为，沉默权现已成为国际人权法确认的一项基本人权。研究沉默权，从诉讼的角度来说，一方面可以深入了解被政府怀疑或指控有罪的公民在刑事诉讼过程中的待遇和权利，另一方面也可以更清楚地发现政府在追究公民刑事责任方面的强大权力，把两者进行对照，可以从中发现在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之间，实体真实与正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