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权责失衡的制度成因与组织调适

权责关系是科层组织运作的基础。然而,权责失衡是基层行政体系的实践常态。权责失衡是压力型体制的制度性产物,具体表现为治理事务泛化、治理权力上移、治理责任下移的权责配置状况。权责失衡本质上是条块关系问题,无论是属地管理体制,还是垂直管理体制,条块关系始终制约着权责配置结构。在属地管理体制下,条块之间的权责关系呈现出"科层化"和"去科层化"的双重互动困境。在垂直管理体制下,以块块为基础的分权系统逐渐被以条条为基础的集权系统所取代,带来条块之间的权责失衡。囿于权责失衡,基层管理体制的组织调适体现为非正式政治对正式规范体系的突破,其具体机制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党政体制的组织渗透机制,二是政治伦理的组织嵌入机制,三是权责配置的流程再造机制。组织调适过程所蕴含的组织弹性,是基层社会有效治理的制度逻辑所在,也为基层治理转型提供了思路。     

党政干部视野中"为官不为"的原因与治理对策

从党政干部视角来审视当前"为官不为"现象的治理对策,应该更具有针对性与可行性.在广大党政干部看来,治理转型过程中党政干部群体的无所适从,社会与行政环境中消极因素的影响,权责不一致、不清晰、不完整,激励机制与保护机制的不足是当前影响工作有效推进的几大因素.因此,营造治理转型与治理能力提升的空间,创造良好的行政环境,进一步推进权力清单制度的落实,提升基层公务员待遇,建立有效的容错机制与纠错机制,是治理当前"为官不为"现象的有效措施.     

论基层公共行政体系的建构:目标、原则与社会基础

公共行政理论需要服务于中国的行政化改革实践。当前,村级治理的行政化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兴起,这一改革以完善基层治理体制、塑造村级组织服务者角色为目标,并伴随大量公共资源的输入,具有在基层建构公共行政的基本性质。“公共性”是公共行政的基本特征,目标、权力、组织则构成了公共行政体系运行的基本要素。公共行政以公共利益的提升为根本目标,在基层则表现为满足农民的治理服务需求,并通过行政权力与基层组织的常规运转实现公共服务的供给,推进国家权力公共性与治理能力的提升。维持目标系统与权力系统的权责均衡、与组织系统的机制匹配,是保证行政公共性与有效性的基本前提。这既要求国家具有服务乡村的政治理念,又依赖特定的社会基础条件,为公共行政体系的运行提供必要的经济支持与社会结构支持。乡村社会具有区域差异的典型特征,这就决定了不能盲目进行全国性的基层公共行政体系建设,而是需要审慎考虑特定乡村的社会基础条件。     

深化基层政社互动 创新村居民主治理

正政社互动是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一环,其工作成效直接关系社会治理体系和能力的现代化。社会治理需要社会多元主体参与,而村居社区是社会主体的重要单元,因此提高村居治理能力是提升社会治理能力的重要路径。政社互动的前期,进行了一些基础性的机制创新,逐步厘清政社之间的权责边界,从尊重社会主体性的角度出发,政府依法需要村居协助的事项采取了契约模式等,规范了政府的行政权力,减轻了基层自治组织的行政负担,释     

乡村治理中的“包干责任制”及其影响

伴随国家治理重心下移,基层治理任务增多,"包干责任制"成为村级组织化解治理压力的重要机制。村级组织内部通过关系型包干、参与式督办、积分制考核与多重化激励等机制保证了治理任务的落实和治理压力的纾解。"包干责任制"实践也带来行政任务社会化和社会事务行政化的乡村治理结构性矛盾,需要乡村治理的技术性与社会性平衡。在理论层面,"包干责任制"是对乡村治理机制研究的丰富,有助于研究者透过此窗口进一步洞悉村级组织运作的内在机制。"包干责任制"虽有行政包干制和目标管理责任制的痕迹,但其表现出的主体间非契约性关系、权力相对集中、关系型包干、过程干预和多重激励等特点,说明其并非是行政包干制和目标管理责任制在乡村治理场域的简单复制,而是具有乡土特色的治理创新。     

提高治理效能与减轻基层负担——基于对社会管理中“击鼓传花”现象的研究

基层是国家治理的神经末梢,基层社会管理状态折射出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水平。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行政发包"愈演愈烈,与之而来的是基层社会管理中的"击鼓传花"现象日渐显现,造成上级政府考核问责的泛化、虚化和基层组织开展工作的疲态化、形式化。基层社会管理中"击鼓传花"现象的产生从深层次上缘于地方分权体制的错用,更直接的原因则是属地管理体制的滥用。在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与减轻基层负担背景下,改进基层社会管理,需要从效率和合法性的价值理性与问题发现和问题处置的工具理性出发,以权责分明、权责对等为基本原则,以制度设计为根本保障,将资源、管理和服务真正下沉到基层,从而提升基层社会管理现代化水平。     

基层行政模式选择研究

基层行政模式是任何一种行政权在实施过程中必须面对的选择之一,不同的社会政治结构、价值理念与目标设定机制、绩效评估机制及责任追究制度都会形成不同的基层行政目标与行政内容,从而使基层行政在主体选择、成本分担、绩效评价与责任追究等基层行政模式选择上发生重大改变.现行乡镇行政模式重心下移,村民自治组织行政化是行政目标泛化在基层的反映,更是各级行政组织顺应行政目标的合理选择.改变基层行政模式的选择必须从治国理念、价值判断和国家行政目标设置上进行调整,为基层行政设定有限目标,限制行政权在基层行政执行中的扩张冲动,为社会组织与公民的自我管理、自我发展提供制度性空间.反之,则基层行政模式只能在局部上进行调整与完善,原制度中行政权对经济发展的不利因素会对国家的长期发展产生不可低估的影响,并将直接影响到政治民主化进程.     

行政权责清单制度的建设与完善

“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建立健全权力清单、责任清单、负面清单管理模式”。行政权责清单制度对转变政府职能,厘清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推进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一、目前行政权责清单制度建设中存在的问题近年来,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取得重要进展,但当前简政放权实效与社会民众期盼还有距离。     

党领导基层社会治理的新路径——北京市“街乡吹哨、部门报到”改革的理论、实践与对策

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要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领导基层治理的坚强战斗堡垒。为进一步探索党领导首都超大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有效路径,北京市以"街乡吹哨、部门报到"改革为抓手,积极探索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体制机制创新,聚焦办好群众家门口的事,努力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形成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经验做法。本文聚焦全市"街乡吹哨、部门报到"改革实践,探索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回答好"党如何领导基层治理"这一关键问题,以期为超大城市基层社会治理提供有益参考。     

论当前农村基层纠纷的行政调解

当前,我国农村基层矛盾纠纷十分复杂,纠纷解决机制呈现多样化特点.本文考察了农村基层纠纷的行政调解,并从基层传统观念、基层司法救济的不足与缺陷、基层政府的法律和行政责任、基层行政调解的优势等方面论述了当前乡镇政府调解基层纠纷的社会条件和必要性,同时也考察了基层政府在行使行政调解过程中所遇到的一些困境,对完善和改革基层行政调解制度提出了对策和建议.     

系统观念视域下的社会治理重心下移研究

坚持系统观念是"十四五"时期做好社会治理工作必须遵循的重要原则之一。作为基础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系统观念注重整体性与关键性、关联性与结构性、系统过程性与动态平衡性。新时代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有效推动治理重心下移,必须坚持系统观念。在系统观念视域下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需要找准推动重心下移的着力点,整体谋划、系统重构基层治理体系,运用综合集成方法解决重心下移的现实难题,建立有效的支持机制。     

行政引领型的社群治理：乡镇护林防火体系的制度与组织建设

森林火灾具有突生性、危害性和难处置的特征。既有基层林火治理依赖于以命令与控制为特征的行政机制。乡镇政府以及相应的治理人员负担沉重,体现在林火散发防不胜防、散火扑灭疲于奔命。基于社会治理的治国理念并借鉴国际公共治理变革前沿理论,本文构建了行政引领型社群治理的分析框架,探索更具敏捷、适应和韧性特征的基层护林防火治理之道。以S省省级护林防火示范乡镇青林镇为案例,本研究发现,乡镇政府通过行政介入、行政赋权、行政监督的方式,在原本社群机制近乎完全失灵的社区创设社群公共议题,培育社群社会资本,整合社群规范制度,激励社群公共参与,实现了行政机制与社群机制的互补嵌合,达成了护林防火的社群善治。本文展示了行政引领型社群治理的理论逻辑及其在中国乡村基层护林防火体系建设的实践经验,借此超越奥斯特罗姆多中心治理理论并践行社会治理理念,探索行政力量是否有可能在社群治理难以自发演进形成的境况下授权赋能社区,激活社群机制。     

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相关问题研究

在新时代,以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具有坚实的理论依据,体现了鲜明的唯物史观,也是应对社会主体多元化、社会利益多样化、社会结构异质化、社会风险聚集化的客观要求。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面临着凝聚价值共识难度大、体制机制不健全、本领恐慌等一系列现实困境,需要从政治引领、价值引领、制度引领、组织引领、服务引领、资源引领、技术引领等方面入手,切实提升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成效。     

社会治理重心下移的目标框架与支撑体系——基于街道管理体制改革的案例研究

社会治理重心下移着力解决"单位制"消解后的地方治理空白,反映了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目标下国家-社会关系调整的方向。中国语境下的社会治理重心下移涉及各层级政府内部权责配置,以及政府与社会等治理主体间多维度关系的构建和运行。从管理下移、服务下移、资源下移构建社会治理重心下移的目标框架,管理下移是核心,服务下移是目标,资源下移是保障。社会治理重心下移是一个"授权化"过程,需要包括授权文化与战略、授权结构性体制和授权策略与技术等各种治理要素的相互整合和综合运用,形成"授权化"的支撑体系。     

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的制度选择

建章立制,是建设服务型党组织的根本保障,是实现服务型党组织建设规范化、常态化的根本途径。当前党的领导体制在创新治理社会、超越政府行政、融合市场化中做出适应性变革;党的组织制度也在明确服务职责、拓宽融入社会渠道、完善党内基层民主制度方面逐步健全和规范;同时党的工作制度将落实在党建工作责任制、双向共建机制、服务群众工作机制、志愿服务制度以及信息网络制度等基础上,得到不断的推动和完善。     

困境与出路：城市基层社会管理创新的路径探索——以广东顺德“容桂模式”为例

社会转型期政府、市场与社会的关系出现较大变革，基层社会风险剧增，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重构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成为必然。政府传统的社会管理面临基层街居权责不对等、行政化倾向严重、社会协作治理机制缺乏、社会工作体系尚未建立等困境。广东省顺德区容桂街道作为社会管理创新的“先行先试”地，在改革中对基层社会管理进行了大胆创新探索，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容桂模式”，为其他城市基层社会管理改革提供了较好的借鉴。     

区域化党建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研究

区域化党建顺应了当下党建引领社会治理发展需要,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当前我国基层治理中存在的条块壁垒并对党政关系进行了理顺。但目前各地在区域化党建探索中仍存在一些误区与问题,突出表现为联席权威弱化、创新形式化、运行逻辑行政化与主体参与疏离化。破解上述问题,关键要转变思维,把行政推动与市场化、社会化运行思维相结合,从赋予创新空间、转变属地思维、赋权社会组织、拓展群众监督等方面入手,激发基层党建活力。     

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中的信任机制:类型、特征与再生产

社区信任是建设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前提条件。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过程中存在着行政信任和人格信任两种截然不同的信任机制。行政信任是指对社区行政组织的认同,行政主导、行政在场和行政加冕程序强化了行政信任的生产与再生产,使行政信任具有了可迁延性。人格信任是指对社会组织这一外来治理结构的总体性疏离和对其中个体行动者的特殊化信任,具体化信任、功利性信任和总体不信任是人格信任的基本特征,因此人格信任具有不可逆性。超越对社会组织的人格信任需要从建立总体性关联、把社会组织推到前台、提升服务自主性与专业性、加强制度宣传与公民教育等四个方面着手。唯有如此,才能走出社区治理的"共同体悖论"困局,真正发挥社区信任的治理功能。     

基层社会治理视角下社会信任重塑研究

社会信任是重要的社会资本,是凝聚基层社会共识的重要保障,是建立基层社会规范的基本要求,是化解基层社会风险的关键所在。基层社会治理的能力、质量和效果都与社会信任有着密切的关系。当前,基层社会信任缺失导致以信任为纽带的社会有机体出现一系列问题,社会规范形成滞后、社会组织发展缓慢、公民参与能力不足,严重制约了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的提升。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效能,重塑社会信任,需要全方位地建立基层社会信任的制度基础、物质保障、文化共识,形成社会信任体系的良性互动,让社会有机体健康有序运转。     

“党建和创”促共赢发展

正长海县全面推广"七携手"城市基层党建品牌,注重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引领作用,着力在党员日常教育管理、社区共治共享共建等方面,推进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探索接地气、人性化的社区治理新实践,拓展社区服务内涵,努力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动,持续打造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