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过程中的公民参与模式——以浙江省乐清市为例

近年来,在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背景下,公民参与政策过程的价值和意义等已获得学界较大共识,但是公民参与政策过程有哪些具体形式,它们又构成怎样的整体参与模式等问题,仍然需要进一步探讨.本文在回顾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引入阿恩斯坦的公民参与阶梯理论,建构9类公民参与政策过程的整体模式,提出公民参与政策过程模式选择策略,并通过2个案例研究讨论了分析框架的有效性.     

公民旁听人大会议:价值、内涵与问题

按照<监督法>的规定,各级人大常委会行使监督职权的情况,向社会公开.自2007年<监督法>施行以来,各地人大常委会在这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但人民群众反映,对人大的监督情况还是知之甚少,甚至部分人大代表和人大常委会机关工作人员,对人大代表要不要接受监督、由谁对其进行监督和如何进行监督等问题,也缺乏清晰的、足够的认识.设立旁听席邀请公民旁听是人大工作向社会公开、公民参与民主政治的重要途径之一,彰显了社会主义民主和政治文明.     

新乡贤参与与乡村公共空间的调控式建构 ——以浙江"最美文化礼堂人"(2018—2021)为案例

近年政府规划建设的乡村文化礼堂是当下最为重要的乡村公共空间.它在巩固主流意识形态阵地的同时,亦引发形成非政府预期的社会效应.新乡贤全面参与了文化礼堂建设,并将其构建为自身群体的文化交往的调控型公共空间.这种公共空间形式上表现为政府和村民的中介领域,但是在根本上仅代表新乡贤自身.从现实意义看,调控型公共空间发展虽然还不充分,但它是乡村社会的非正式治理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面"一肩挑"的乡村正式治理体系下,它可能起到某些辅助作用.在理论意义上,这有助于淡化当代主流公共领域理论的悲观弱点.     

人大监督程序建设现状及建议

没有程序，就没有权利的实现。这是现代法治社会的一项普遍定律。在一定程度上说，法治社会是由一套程序规则支撑的权利体系^[1]。人大监督权要付诸实施，必须有完整明确的监督程序。 改革开放以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和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始终把建立和完善监督程序放在突出位置，通过程序建设不断推进监督工作，增强监督实效，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从现代法治的要求看，人大监督程序的建设还处在探索过程中，仍然是人大制度建设中的一个重大课题翻^[2]。     

再思大部制扁平化改革：基于浙江省龙港市改革的经验

大部制扁平化改革可谓是一波三折，步履艰难，目标远远未能达成，甚至出现了“逆扁平化”现象，但诸多努力一直未中断。通过对中国第一家镇改市温州龙港市的大部制扁平化改革的实地调研可以发现，改革的进展与成就及其所存在的困境，受到宏观体制、干部认知和利益等因素的深刻影响。需要从改革的理想形态、政府职能差异化设置、考核的调整、社会建设、大数据技术运用等五个方面作进一步的策略性思考。     

代表社会亦或调节社会？——中国地方公共领域研究述评

乡村公共空间的重构是当下我国乡村振兴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回顾近四十年海内外的中国地方公共领域研究不无裨益。早期研究采取自由型公共领域理论，认为地方公共领域产生于同国家相对的社会之内，强调其代表社会的功能。晚近研究采取中介型公共领域理论，认为地方公共领域存在于同国家相对的社会之外，强调其调节社会的功能。它们总体上都在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宏观与中观层面上运用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作为一种拓展研究，也许可以关注被忽略的公共领域交往模式，从微观上探讨地方公共领域的联结社会功能。这可能为当下乡村公共空间作用研究提供某种参考。     

农民工组织发展的政治嵌人——以浙江乐清市“霍邱之家”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快速推进的同时产生了大量的农民工。如何对待、引导和发展农民工组织，这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工会吸纳、社区融入和自组织等三种理论模式都难以提供有效答案，而政治嵌入正成为农民工组织发展的现实路径选择。浙江乐清市“霍邱之家”的案例研究表明，由于执政党和政府的强嵌入，农民工组织具有较强的发展动力和持续的运行保障；同时，农民工组织的反向嵌入使得它也具有较大的成长空间。政治嵌入保障了“霍邱之家”的政治合法性、行政合法性。“霍邱之家”的成长也说明离开农民工中的正式精英，农民工组织发展的政治嵌入是难以想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