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阳贵安的农村“五治”之变

<正>贵阳贵安结合实际提出大力推进治房、治水、治垃圾、治厕、治风的农村“五治”工程。通过改革集成资源“抓统筹”,充分发动群众“强主体”,分类推进“建机制”,突出实效“提功能”,重塑乡村建设和治理体制机制,全面提升农村人居环境质量和乡村治理水平,不断满足农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德治在乡村治理体系中的地位及其实现路径研究

我国的乡村治理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仍面临许多难题。解决这些难题需要把德治融入乡村治理体系,强化德治在乡村治理中的重要作用,使德治与自治、法治相互结合,相互补充,从而实现乡村治理的善治。发挥乡村治理中德治的作用,需要吸收传统乡村德治的历史经验,重视乡村精英、家族、乡规民约等要素的作用,把传统和现代融合在一起,提升乡村治理的整体水平。     

乡村振兴视域下“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的优化路径

乡村社会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场域,乡村治理成效直接影响到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模式基于其“整体性”的显著优势而呈现出“乘数效应”,“三治融合”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是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发展方向。近年来,多地乡村治理“三治融合”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但还存在一些亟待完善的地方,必须坚持党建引领,掌好乡村建设之舵;完善村民自治,筑牢乡村治理之基;加强法治保障,夯实乡村治理之本;发挥德治教化,淬炼乡村治理之魂;促进三治融合,凝聚乡村治理之力。     

实践逻辑与功能定位:乡村治理体系中的自治、法治、德治

在乡村治理体系中,自治即基层群众自治,法治即依法治国,德治即以德治国。在实践中,三者形成了各自的发展逻辑:自治要求自治主体具备法治素养,需要国家配套完善法律制度,需要乡村社会发挥内生动力;法治一方面需要通过自治载体实施,另一方面需要德治配合致相得益彰;道德具有价值引领和支撑功能。三者具有不同的功能定位:自治是乡村治理体系的核心,法治是乡村治理体系的保障,德治是乡村治理体系的价值导向标和支撑器。三者有机结合,同向聚力乡村治理体系的完善,助推国家治理现代化。     

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在制订村规民约中的运用探析

正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村规民约作为乡村治理的重要载体,亟待将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运用到村规民约的制订过程中,实现自治、法治、德治的有机融合,有序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乡村“三治合一”的内部关联与治理目标探究

乡村振兴是党在新时代提出的重要战略,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自治、法治、德治"三者在推动乡村治理格局走向优化的过程中是"一体两翼"的关系——以村民自治为主体,依法治村与以德治村是村民自治的辅助治理手段和工具。在"三治合一"的治理体系下,应当通过积极探索村民自治的有效实现形式、加强乡村法治建设、以德治建设助力乡村法治建设等方式实现乡村振兴的治理目标。     

“软硬兼施”：新时代的“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及其构建

“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构建是新时代实现乡村有效治理的重要路径，其以具备“软治理”属性的德治为支撑、以“硬治理”属性的法治为保障、以“软硬兼施”属性的自治为根基。当前，乡村治理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与新挑战，造成了乡村自治效果不佳、法治运行不畅和德治作用式微的困境，阻碍着“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的完善。基于此，应深化村民自治以夯实“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的根基，强化乡村法治以增强“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的保障，抓好乡村德治以筑牢“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的支撑。不断推动自治、德治与法治密切配合、互为补充，最终实现“三治”有机融合。     

党建引领“三治”融合,提升乡村治理效能

2020年以来,石家庄市鹿泉区强化党建引领,坚持问题导向,208个村全部构建了党建引领自治、法治、德治的“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产生了“1+1+1>3”的效应,提升了乡村治理效能。自治引领:调动群众参与。鹿泉区建立“四议两公开一审查一监督”机制,指导各村严守工作规则和流程,对村级重大决策事项进行全程纪实。     

以制度建设推动乡村治理的探索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20世纪80年代中央决定在农村推行村民自治,增强了基层民主,最大限度地吸纳了乡村精英参与村务管理。通过探索乡村治理法治化,以村规民约的形式为乡村治理提供制度支持,可以解决许多政府难以解决的问题,也平衡了行政权力与乡村自治之间的关系。现今在广大乡村地区,众多治理问题凸显,村民自治章程缺乏、村规民约零碎不全,都导致了乡村的治理无“据”可依。对乡村治理者没有明确的法制上的约束,若是治理者缺乏法治意识,治理就容易演变成个人意志的专断行为。除此之外,实行法治化治理,约束村民的日常行为,改变往常不良行为模式,自然会产生一些抵触的力量。面对这些问题,可通过探索制度的建设及其运行,推动乡村治理上升到一个新的台阶。     

论法治与德治的辩证关系及其结合机制

江泽民同志关于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思想,包含着深刻的辩证法。在国家和社会治理过程中,法治具有权威性、公正性、强制性、稳定性,德治则体现出广泛性、人性化、深入性的特点。当前我国应从三个层面着手促进社会主义法治与德治的结合:一是从源头上,以法治与德治共构国家民主政治和社会生活秩序,有效化解改革发展中的矛盾,促进社会和谐;二是在现实途径上,要提高公众法制精神,促进道德的秩序化;三是以“治党”和“治政”为关键促进法治与德治的结合。     

德治还是法治？——不可回避的选择

德治和法治不是同一个层次上的概念,从本质上看它们不能并列。能够跟“法治”并列的概念是“人治”。在把“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相并提的时候,首先让人误解的是法治,因为它混淆了”以“和”依“的本质区别,等于把法治又降低到了“以法治国”的水平。同时,“以德治国”也进一步暴露出我们对道德的本质和功能的错误理解。治国的根本原则只能是一个。如果在法治之外再提德治,那么这种德治就只能意味着人治,等于承认和鼓励法外执法。所以我们今后不宜再提以德治国,而要提“在依法治国的前提下加强道德建设”。     

党建引领“三治融合”乡村治理的实践逻辑阐释 基于《全国乡村治理典型案例》

从历史进程、现实探索以及实践逻辑来看,乡村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坚持党建引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逻辑。以党的政治优势引领与协调乡村自治、法治、德治是提升乡村治理效能的关键。在总结全国乡村治理典型案例的基础上,本文对党建引领乡村“三治融合”微观层面的治理创新机制进行分析,认为党建引领乡村“三治融合”的治理创新机制构建的前提是认识和把握在“三治融合”中党的集中领导和民主协商机制的有机统一,在治理实践中凝聚乡村善治的合力,推进乡村治理共同体的构建。只有将党的政治优势转化为乡村治理效能,构建多元治理主体和谐、有序、有效的合作治理机制,才能达到乡村善治的治理格局。     

德治科层与超越科层化的国家治理现代化——基于中国共产党的国家治理经验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区别于建基于法理性权威基础之上的科层制理想，中国共产党在引领国家治理现代化实践中形成了以“科层为体”的法治基础建构和“德治为用”的权威治理协调机制，构成了德治科层的本土类型，实现了大国治理传统和科层制经验的融合与转型。近年来，由于缺乏对德治科层现实情境的认识，在治理现代化实践中出现了科层理性扩张和德治权威消减等现象，造成了形式主义、基层负担过重等问题。基于此，国家治理现代化应注重法治与德治的辩证统一，在治理精细化的同时充分发挥德治权威在大国治理中的积极意义，保持科层治理的规范性、灵活性和整体性优势。     

加强和改善农村基层治理的几点思考

正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针对乡村振兴战略,报告提出了20字总要求,同时明确指出要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这是首次在党的重大报告中针对乡村治理问题提出这一要求,为农村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指明了方向。本文结合当下基层农业农村工作现状,就自治、法治、德治"三治合一"的体系建设作简单剖析。     

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是农村现代化建设的新任务

正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这既是完善国家治理体系整体框架的新要求,也是农村现代化建设的新任务。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必须同步完善乡村治理体系,巩固党在农村的基础工作;同时,农村现代化也不仅仅是基础建设和农业生产的现代化,还应包括农村民主法治、公平正义、道德理念的升华。因此,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构建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     

“三治融合”视域下乡村治理能力提升的三维审视

不同于主要依托村民自治制度展开的传统村治形式,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三治融合"乡村治理方式具有更为丰富的构成要素与更为深刻的价值意蕴。乡村"三治融合"体现了基层民主力量、规范力量与柔性力量的融合,其实践过程即乡村自治能力、法治能力与德治能力的提升过程,其诉求指向涉及参与均衡、权威转化和乡贤培育。从乡村自治能力提升的维度观之,需要推进村民公共参与的均衡化;从乡村法治能力提升的维度观之,需要驱动精英权威向制度权威的转化;从乡村德治能力提升的维度观之,需要挖掘传统乡贤文化精髓并培育新乡贤群体。以上三个通道的打开,可以有效提升乡村治理能力,促进乡村治理现代化和乡村振兴愿景的实现。     

以“三治结合”推进乡村治理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三步走"的总体目标。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治理有效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保障。"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体系是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实现乡村治理有效的根本遵循和路径。因此,要多措并举激发村民自治活力、提升乡村治理法治化水平、加强乡村德治建设,以自治、法治、德治的有机结合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善治之路。     

农村基层党组织治理能力建设：内蕴、困境与路向

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治理能力建设是农村基层党建高质量发展的客观要求,是新时代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现实需要。当前农村基层党组织治理能力建设面临农村社会多元治理主体协同能力不高、农村文化治理和乡村规约治理成效不足、数字化治理能力匮乏等问题。破解这些问题需要在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下,以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为目标,遵循“自治、法治、德治”的城乡治理内生要求,结合数字乡村建设背景下的现实需要,以创新引领为重要抓手,构筑“党建引领+‘三治’融合+数字治理+创新治理”为内核的农村基层党组织治理能力建设之路。基于此,以“协同治理力、规约治理力、文化治理力”强化“三治”融合,以数字治理力和创新治理力推进农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注重从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初心使命和主体培育、制度机制和文化引领、数字乡村和特色推介、借智引智和学习培训等方面加强,进而从理念、能力、平台、环境和机制等层面有效促进基层党组织治理能力全面提升。     

乡村振兴战略视阈下内蒙古乡村治理体系构建新实践

以乡村振兴战略视阈下内蒙古"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构建为背景,提出内蒙古乡村治理体系构建实践要从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深化村民自治实践、建设法治乡村、提升乡村德治水平以及建设平安乡村五个方面渐次展开。发展协商民主是完善乡村治理体系的题中应有之义、整合回应群众利益诉求是完善乡村治理体系的关键一环、培育具有现代治理精神的参与型农民是完善乡村治理体系的根本。     

“箱式治理”:自治、法治与德治的作用边界与实践效应——以湖北省京山市乡村振兴探索为例

实现乡村善治需要构建自治、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治理体系。自治包含自律与他律两条原则,是法律与道德规则双重约束下的弹性治理,自治、法治、德治互构为一个"三治"结合的"箱式治理"结构。在这其中,法律边界与道德边界规定了有效治理的空间,突破两者的边界为"违法"或"违德"的无效治理。自治在法治与德治所约束的范围内上下位移,形成不同的治理类型。在偏向德治的一方为"德主法辅型自治",偏向法治的一方为"法主德辅型自治",居中为典型的"德法均衡型自治",是最优型治理。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追求有效治理,应区分失效治理、低效治理与高效治理,赋予乡村善治一定的弹性空间,既要以法治与德治方式促进自治,又要在自治活动中培育深化人们的法治精神与德治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