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与毛泽东最高军事领导地位的确立

毛泽东最高军事领导地位的确立是一个反复认识的过程,遵义会议是转折点.但遵义会议并非传统说法那样"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因为此时的毛泽东远没有担当起军事决策者的角色.直到遵义会议后七个月,1935年8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才正式决定,由毛泽东取代周恩来分工负责军事工作.从此,毛泽东最高军事领导地位有了组织上的依据,他才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央最高军事领导人.     

关于遵义会议与毛泽东领导地位确立问题的再探讨

遵义会议只是毛泽东领导地位确立的开始,在遵义会议及会议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毛泽东的领导地住并不完全稳固;遵义会议后的一段时间里,毛泽东并不是主要负责人,还不能起核心领导作用;从当时的客观实际看,也很难实现对全党全军的领导;在遵义会议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毛泽东并没有也不可能实现从军事上、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对全党全军全方位的领导。毛泽东领导地位的确立是一个历史过程。     

从遵义会议到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领导核心地位的确立与巩固

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1938年9月召开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进一步巩固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和步调”。[1]可见,毛泽东在全党领导核心地位的确立和巩固经历了一个历史过程,其起点是遵义会议。     

要把造福人民作为最重要的政绩

当年长征时,红军在贵州活动时间最长、活动范围最广,为我们留下宝贵精神财富。遵义会议是我们党历史上一次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重要会议。这次会议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历史关头召开,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     

遵义会议的伟大功绩及历史启示

遵义会议批判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使红军和党中央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从而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革命,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在新世纪回顾遵义会议及其伟大功绩,给我们以下启示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指导思想,坚持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问题的原则,坚持既防右更要防"左"的思想路线.     

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探源

正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不久,党中央组成有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参加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以下简称"小组"),这"在当时是全党全军最重要的领导机构"。因此,认真地研讨"小组",不仅对于准确认识遵义会议实现的伟大转折所经历的过程是必要的,而且对于正确认识遵义会议确立的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问题,总结历史经验,加强党的建设,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仅就以下几     

从领导学角度看遵义会议毛泽东正确主张的确立

2013年5月，我参加了省委党史研究室组织的“学党史重走长征路”活动，到贵州参观了遵义会议会址、陈列馆等。遵义会议在中共党史乃至中国现代史上都有着重要的地位，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挽救了党和红军，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从此中国革命一步步走向胜利。在这之中，毛泽东把自己正确的主张转化为党和军队的实际行动，使遵义会议成为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从领导学看，一种正确的主张要被领导层所普遍接受，是很不容易的；特别是正确主张提出者不是处于主要领导地位，更不容易。而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做到了这一点。本文试图从领导学的角度来解读这一发生在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黔北小城遵义秘密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     

悲壮与沉思：惨烈的湘江之战

红军长征中的湘江战役主要发生在广西。从军史言，这是人民军队创建以来受创最重、牺牲最大的一次战役；从党史说，它以残酷的事实表明错误路线的领导使党和红军濒临绝境，为召开遵义会议并确立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奠定了最重要的干部思想基础。     

毛泽东领导地位确立的四个阶段

毛泽东在全党全军领导地位的确立，有一个历史的过程，经历了遵义会议开始确立、遵义会议后逐步确立、党的六届六中全会进一步确立、党的七大在组织和思想上完全确立这样四个阶段。     

遵义会议与毛泽东领导地位的确立

2016年10月21日,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重要讲话,指出:“长征途中,党中央召开的遵义会议,是我们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这次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这是我们党和革命事业转危为安、不断打开新局面最重要的保证。”     

遵义会议的伟大功绩及历史启示

遵义会议批判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使红军和党中央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从而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革命,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在新世纪回顾遵义会议及其伟大功绩,给我们以下启示: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指导思想,坚持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问题的原则,坚持既防右更要防“左”的思想路线。     

长征途中谁为遵义会议赋诗？

1935年1月15日到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了中国革命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纠正了“左”倾机会主义在组织上和军事上的错误，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遵义会议在生死攸关的历史时刻，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     

张闻天与遵义会议前后毛泽东领导地位的确立

遵义会议是我们党历史上一个生死存亡的转折点.它纠正了当时我们党在最具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上的错误,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长达四年的统治,初步形成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的领导,在极端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张闻天以其特殊的身份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为遵义会议的成功召开和毛泽东在党内领导地位的确立,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周恩来对遵义会议的历史贡献

遵义会议是长征中最重要的历史事件，它结束了“左”倾错误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成为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一般认为，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对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起了重要作用，但我们应该看到，长征的主持筹划工作是由“三人团”负责的，作为“三人团”成员之一，周恩来在党和红军中的身份和地位重要而特殊。周恩来以其实际参与领导红军长征和直接指挥作战的核心领导人的身分和地位，对遵义会议的召开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遵义会议召开是毛泽东群众路线运用的光辉典范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形成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各项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法宝，也是党始终保持生机与活力的重要源泉。80年前召开的遵义会议在党和红军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而遵义会议之所以能够成功召开，与毛泽东坚持群众路线，集中大家的智慧，最终战胜“左”倾机会主义错误，解决了当时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问题是分不开的。遵义会议的成功召开本身就是毛泽东坚持和运用群众路线的光辉典范。     

好书推荐

《遵义!遵义!》阎欣宁著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11年3月出版本书围绕遵义会议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用文学的手法记述了中央红军从第五次反围剿失利退出中央苏区到遵义会议召开,在事实上确立毛泽东同志领导地位的历史过程,生动刻画了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老一辈革命     

遵义会议精神的内涵特质及时代价值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回望我们党走过的百年征程、经历的百年跌宕、取得的百年辉煌、不变的百年初心,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永载史册,这就是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召开的遵义会议。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     

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在中央领导地位的主要依据

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在中国革命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从幼年的党走上成熟的党的重要标志，实现了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转折。我认为，对于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可以从以下七个方面进行研究。     

一月党史纪念日

遵义会议 1935年1月15至17日，中国共产党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批评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中共中央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增选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这次会议，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的开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     

毛泽东中央领导地位确立的基础与依据

1935年1月．中国共产党在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彻底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的统治．并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中国革命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也是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经历的一次历史性转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