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策结构中两类收益不对称的分析

理解政府如何以及为什么做出它实际上做出的决策已经成为一个活跃的研究领域。布坎南理论认为 ,政府是不同利益和目的的许多人的集合。因而不能将政府看成是纯粹按公众要求提供公共产品的机器 ,而是要看到政府既是由个人选出也是由个人组成的群体 ,其中个人的多元目标追求、价值离散、工具理性是影响政府决策行为的重要因素。政府决策行为的状态除了受“多重价值选择的冲突”影响以外（１）,在决策结构中还面临“两类收益不对称”困境。第一类收益不对称 :决策主体的“双零—负收益”不对称。在决策行为主体作出正确的决策时 ,他的收益为零 …     

政府决策与政府公信力

在政府决策中实现充分的信息公开和广泛的公众参与，获得民众对民主政府的信任；在政府决策中实现对权力的规范和制约，获得民众对法治政府的信任；在政府决策中健全决策规则和程序，获得民众对效率政府的信任；在政府决策中建立完善的决策纠偏和损害救济机制，获得民众对诚信政府的信任。     

科学决策是领导工作的核心

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都是通过决策贯彻执行的，政府行为正确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决策正确与否。只有正确地制定和执行科学决策，才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科学决策是领导工作的核心。本文从科学政策与经验决策的相互关系、科学决策的程序，在决策过程中如何把握好边界三个方面展开论述，以祈对领导者实现行政决策科学化有所裨益.     

新形势下公众参与政府决策合法性路径创新——基于对四川省A部门依法行政中公众参与的调研

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将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作为依法治国的重大任务之一,提出健全依法决策机制,把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确定为重大行政决策法定程序,确保决策制度科学、程序正当、过程公开、责任明确。四川省A部门在新形势下公众参与政府决策合法性路径选择,在公众参与政府决策法治化、利用新媒体畅通参与渠道和第三方对政府决策合法性专业评估等方面进行了创新性的探索,不仅有利于政府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而且可以促进法治政府的建立。     

自动化行政中算法决策风险的法律规制

算法决策在自动化行政中的应用是推进数字政府建设的必然要求，但由于传统行政法思维在与新兴技术的碰撞中应对不足等原因，自动化行政中算法决策存在潜在风险。为此，应摒弃技术工具理性思维，提升预防性法律规制理念，并通过完善算法决策全过程风险评估预防机制、自动化行政程序立法体制机制、行政相对人权利救济体系、算法决策监管制度等法律路径对自动化行政中的算法决策风险予以规制。     

温家宝：要进一步推进决策民主化科学化

决策民主化科学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它伴随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不断丰富和发展。近十年来，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各级政府在建立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切实珍惜民力的决策机制方面进行了不懈努力。例如：政府重大决策严格按法定程序办事；实行政务公开，建立听证制度和公示制度；     

论重大行政决策进行合法性论证的必要性

重大行政决策合法性论证是指在进行重大行政决策过程中,为防止违法决策而对决策权限是否于法有据,决策程序是否依法进行,决策结果和决策实施的效果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等进行论证的一种行政咨询行为和内部程序制度。国务院颁布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以下简称《纲要)》明确规定:重大行政决策在决策过程中要进行合法性论证。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重大行政决策合法性论证是法治政府的重要保证,是政府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制度保障,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一、重大行政决策进行合法性论证是构建法治政府的重要保证在新的历史时代,我国政…     

浅谈如何提高政府危机决策能力

政府危机决策在决策目标、决策条件、决策程序和决策效果等方面都具有特殊性，对政府危机决策能力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要成功化解公共危机事件，必须加强危机决策能力建设，提高政府危机决策水平。     

当代中国行政决策的要素分析——一项过程研究

任何一项行政决策的诞生，都是在特定的时空环境下决策主体对决策客体的一种反应和安排，从逻辑上讲，决策主体、决策客体和环境的变动不居使决策过程变得扑朔迷离，但这其中毕竟有规律可寻。本文超越单纯的个案分析和静态分析，试图从过程层面把握影响当代中国行政决策的各种要素：执政党要素、利益的外输入和人格化要素。通过分析影响中国行政决策的各种要素，了解它们各自在行政决策中所发挥的作用，旨在明确政府决策过程和改革、完善政府的决策制度，进而提高政府的决策效率。     

重大建设项目决策失当频发的原因与对策

近年我国重大建设项目决策失当频发的主要原因是公众参与缺乏，直接原因是专业精神缺失，根本原因是政府的发展角色与服务角色不协调。公众参与的缺乏导致公共决策信息不充分、公共政策可接受性下降。专业精神的缺失导致政策质量把握失准。政府的发展角色与服务角色的冲突是公众参与缺乏、专业精神缺失的深层次原因，因而是决策失当频发的根本原因。减少重大建设项目失当的对策有：适应服务型政府要求，调整政府在项目决策中的角色；探索合适的公众参与路径，完善公众参与决策机制；尊重专业精神，促进决策科学化。     

完善政府决策机制推进社会管理创新

科学民主的决策机制对创新社会管理，对地方政府经济社会的发展意义重大。针对当前政府决策机制存在的问题，要求优化政府决策，政府在决策中贯彻以人为本理念，实现决策法治化、科学化和民主化。     

我国地方政府决策咨询存在的问题与对策探讨

近些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进步和社会的深刻变革，决策咨询在地方政府的决策活动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然而，不少地方政府仍然未能很好地发挥决策咨询机构的应有功能，在实践过程中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亟需加以解决。 一、我国地方政府决策咨询存在的主要问题 １．决策咨询定位有偏差。在现实的地方政府决策过程中，决策咨询通常是论证和充实决策中枢机构提出的原则和思路，最后在决策者既定的框架内提供给决策者一种方案，而不是拟定若干不同的备选方案供决策者从中选择，这就偏离了决策咨询的应有功能，使之仅仅成为决策者的论…     

论当代政府决策的价值基础

近代以来,政府决策就有一种保持价值中立而寻求决策完全技术化的取向,但事实上这种取向在政府决策中是不可能彻底实现的。功利主义、实用主义和义务论等政治-社会哲学理论对政府决策有很深的影响,它们分别强调了福利、方法和权利,三种理论自身也同时存在着明显的缺陷。科学发展观对当代政府决策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重大行政决策程序的法治化探析

我国政府一直致力于行政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和法治化目标的实现。《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旨在追求行政决策的正当性和合法性,尤其注重决策质量、效率和程序,使得重大行政决策流程、程序、阶段环节制度化和规范化,为各级人民政府行政决策、行政权力的行使划定边界,明确了决策的具体要求和标准。一、《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的意义《条例》的颁布标志着我国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法治化水平得到了进一步提升,为各级人民政府在作出和调整重大行政决策时提供了基本遵循和法律依据。《条例》是贯彻落实全面依法治国重要战略新形势下法治政府建设的一个重要举措.     

论重大行政决策的合法性审查——以辽宁省为例分析

党的十八大把"法治政府基本建成"作为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新要求,而决策合法是法治政府的必然要求和重要标志。合法作为决策的第一要件,既需要实体法的规制,更需要程序法的规范,十几年来,国务院出台了系列规范性文件,关于重大行政决策程序的规定日益明晰,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针对问题导向,提出了完善重大行政决策程序的具体措施。在此背景下,《辽宁省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出台。针对重大行政决策五大程序之一的合法性审查程序,我们以辽宁为视角,成立联合调研组,对省内部分政府及职能部门调研,总结合法性审查的经验,发现问题,提出对策,为政府决策和国家立法提供支持。     

综合决策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机制保障

政府、专家和公众的参与确保科学决策和有效实施;政策制定程序上确保社会公平与公正以及环境的可持续性;公众参与是综合决策的重要内容。     

简析国有企业党组织参与重大问题决策的内容和程序

目前，国有企业党组织能够积极参与重大问题的决策，但在参与决策的内容和程序上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因此，必须明确国有企业党组织参与重大问题决策的主要内容和程序。     

简谈精英决策与民主问题

对于精英与政府决策的关系，精英决策理论认为政府决策由组织的精英做出，完全不受人民群众的影响，多元主义亦认同政府决策的精英作用，但同时认为精英内部存在竞争性及人民对精英决策有相当大的制约。由此，我们应得到以下启示：承认精英集团的存在及其在我国政府决策中的作用，同时要使政府过程开放化，允许更多的精英参与政府决策，并为人民参与政府决策创造条件。     

网络参与:公共性价值、互动困局与有效调适

随着网络社会的崛起,基于利益表达的网络参与已成为政府实现自身决策科学化的同时有效回应公民社会的新途径。在网络参与被寄予了实现"非程序的民主"的角色期待时,网络参与公共决策的发展却也面临着决策者利益悖论、参与主体的有限性和参与系统的信息资源不对称等困境。这种困境可以通过网络公民组织的矫治、决策权力再配置的合作解、良性互动的调适机制三种途径进行有效调适。     

从政府决策到公共决策:我国行政决策模式的转换

随着我国政府从经济建设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型,我国行政决策模式也正发生着从政府决策到公共决策的转换,这是我国政府转型的必然要求.作为两种不同的行政决策模式,公共决策与政府决策的根本性不同,在于是否以公共参与为原则.政府决策并不以公共参与为原则,而公共决策不仅以公共参与为原则而且公共参与度不断增强.目前我国行政决策正处在模式转换中,而要成功实现转换,必须加快体制建设,以体制机制建设“两个轮子”,推动行政决策模式的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