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的政府公共性理念及其对构建服务型政府的启示

马克思主义学说中蕴含着丰富的公共性思想。马克思恩格斯的政府公共性理念,以消解国家公共性异化,追求为着"人的解放"的真实公共性为根本旨趣。构建服务型政府,是中国行政改革和政府转型的重要取向和目标,在马克思主义政府公共性理念的指导下,必须坚持"以人为本",以公共利益的实现为终极追求目标,推进民主法治建设,加强政府权力的法治约束与监督,建立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寻求公共性与效率的平衡。     

流失与回归: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公共性价值的创造

政府作为公共服务供给的责任主体,在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服务过程中需要关注公共服务的可及性、公平性、公正性和均等化等"公共性"导向目标。当前政府购买公共服务过程中出现的招标"定向化""非竞争性"、承接对象的"逐利性""嫌贫爱富",以及服务内容的公益性弱化、保障性降低等问题,背离了公共服务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的初衷。这是公共权力的非公共使用所致,与购买部门推行的责任"市场化"以及不完善的实施机制有关。政府要加强责任回归机制建设,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明确政府与承接主体的平等合作关系等,以实现购买资金的效率性,承接主体的市场化和服务对象的保障性。     

政府的公共性与协商民主

政府是提供公共产品及公共服务的政治共同体。政府不是神,它只具有有限理性;它是公共组织,也是理性经济人和代理人,由于理性有限,它可能导致决策失误;作为理性经济人和代理人,它也有追求自身利益、自我膨胀的倾向,这都会导致政府公共性的流失和合法性的危机。驯服公共权力,避免政府公共性的流失及合法性危机,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坚持立法、决策中的公共性,二是坚持政府行政中的公共性,也就是政府廉洁奉公的问题。这取决于一系列制度设计,把政府置于协商民主中则是避免政府公共性流失的重要措施之一,它要求政府不仅要在协商对话中立法和决策,而且也要在行政过程中坚持协商行政。     

服务型政府的公共性特征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公共性"既是服务型政府的基本属性和明显特征,也是文化以及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内在本质.服务型政府的公共性和文化的公共性将文化发展与政府职责联系在一起.提供充分的公共文化服务、满足公众对公共文化的需求、保障公民的基本文化权利,是服务型政府在文化领域体现其公共性特征的有效措施.在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政府应秉持为社会和公众服务的公共性价值理念,积极履行公共文化服务与管理的责任和职能.     

论我国公益创投项目政策决策逻辑的理论解释——以15个副省级城市为例

党的十八大特别是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地方政府对社会组织的发展扶持呈现出如火如荼的趋势。文章认为,地方政府基于社会治理框架下设计出台公益创投项目等实现对社会组织蓬勃发展的政策回应,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基于对我国15个副省级城市的公益创投政策文本的分析,通过对地方政府样本及其扶持政策逻辑起点、治理绩效逻辑、外部回应逻辑以及监管逻辑等方面的探讨,文章得出地方政府出台公益创投扶持政策决策逻辑的理论解释:既是政府内部治理改革逻辑与社会体制改革逻辑的博弈产物,又是对社会组织发展、社区服务支持和社工人才三者之间联动发展,实现"三社互动"的产物。     

政府公共性的理想与现实

理想的政府公共性与现实的政府公共性之间存在着很大差别。理想的政府公共性是纯粹的公共性 ,而现实的政府却具有公共性与自利性二重性 ,且自利性是政府无法克服的必然选择。用公共管理理念改造政府 ,是提高政府公共性程度 ,限制政府自利性扩张的有效举措     

有限政府：实现行政权控制的三个理路

"有限政府"的实现,必须对行政权施以控制.对政府行政权的控制应遵循三个最基本的逻辑理路:一是在内部控制上,从"道德约束"向"责任约束"过渡;二是在外部控制上,从"政治设计"向"法律设计"发展;三是在控制方式上,从"正式控制"向"非正式控制"转变.把握这三个逻辑理路,对于厘清政府权力控制的思路是有益的.     

公共服务外包实践中的边界管理研究北大核心

当前我国正在加快推进政府购买服务改革,公共服务外包是政府购买服务的重要机制。公共服务外包涉及政府职能、公共权力、服务效率以及社会发展等诸方面问题,迫切需要解决好公共服务外包的边界管理问题。规划公共服务外包项目需要依据社情民意和科学的适用标准,从制度上厘清与细化公共服务外包的边界范围,政府部门应综合考量政府职能边界、服务公共性与公益性、公共服务外包效益以及社会发展评估四大因素,推动公共服务外包改革有序规范进行。     

服务型政府视阈下公共政策公共性的同归

公共政策是政府实施公共管理的重要途径，公共性是其本质属性。但在现实运行中，公共政策却由于政策主体自利化、价值取向两难化、问题认定偏差化和推行手段异化而偏离了公共性的要求，如何对公共政策进行矫正以促使其公共性回归成为重要课题。     

公共服务外包实践中的边界管理研究

当前我国正在加快推进政府购买服务改革,公共服务外包是政府购买服务的重要机制。公共服务外包涉及政府职能、公共权力、服务效率以及社会发展等诸方面问题,迫切需要解决好公共服务外包的边界管理问题。规划公共服务外包项目需要依据社情民意和科学的适用标准,从制度上厘清与细化公共服务外包的边界范围,政府部门应综合考量政府职能边界、服务公共性与公益性、公共服务外包效益以及社会发展评估四大因素,推动公共服务外包改革有序规范进行。     

从苏共教训看先进性教育

列宁、斯大林时期苏共基本代表和保持了先进性。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时期,苏共逐渐丧失了先进性。戈尔巴乔夫时期苏共彻底丧失了先进性和执政地位。从苏共执政的经验教训我们可以看出建立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长效机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学习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笔谈(七篇)

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努力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服务 林述舜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是在我国改革发展处在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这次全会高屋建瓴、深谋远虑地着重研究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问题.     

“中共中央组织局”历史考实

“中共中央组织局”是效仿俄共(布)、联共(布)中央领导体制的一个产物。它在中共党内几度设置,并不等同于中央组织部,其职能范围、人员构成等相当于处理中央日常事务的工作机构,但实际上其功能未能完全发挥。中共中央组织局曾经作为党的中央领导体制的构成部分,对它的建立、发展、沿革进行梳理,有一定的研究意义和现实价值。     

网络社会的崛起与党的执政能力提升

网络社会的到来,增强了党在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民主政治建设、公共舆论引导和社会动员方面的能力,但网络信息的急速传播对党的执政根基巩固、社会维稳和党员个体素质提升等方面也产生了不利影响,导致党的执政过程趋于复杂化。在网络社会不断崛起的背景下,党的执政已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但面临的问题依然还有许多,当前,要进一步提升执政能力,党必须通过完善相关制度,净化网络空间和大力培育网络人才等手段,确保网络信息在提升执政能力建设中起到积极作用。     

继续解放思想的十大价值意蕴探寻

思想变革是一切社会变革的先导，思想的解放是实践的进步。解放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兴于党的十七大之后举国上下澎湃汹涌的继续解放思想浪潮，预示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为深广天地的开辟。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新的历史起点上、新的发展进程中，继续解放思想是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的当务之急，是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实际行动。     

试论政治合法性与中国共产党组织基础的扩展

现代化的进程,就是对社会力量不断进行整合的过程。从历史—现实的维度与合法性的视角看,中国共产党组织基础是一个不断扩展的过程,也是中国共产党政治合法性基础不断增强的过程。尤其是当今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原有的力量分布格局发生了变化,社会阶层进一步分化,这对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审时度势,大胆进行理论创新,提出新的政治思路,基本解决了这个新问题,因而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基础,增强了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基础。     

党内选举失真及对策思考

当前党内选举中存在种种失真现象 ,由此构成对干部权力合法性的严重挑战。要提高党内选举质量 ,应该以改革和完善党内权力结构为前提 ,以构建科学严密的制度体系为关键 ,以实施“城市带动农村”战略为改革路径。     

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立党之本

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科学世界观 ,决定了我们党必须是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党是否保持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的最高检验标准 ,就看是否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执政的基础是群众。民心所向 ,是党的事业成败的关键。党员干部要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讲正气的中心内容 ,在实践党的宗旨上 ,真正起到先锋模范作用。     

论党的建设的民主走向

发展党内民主是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是从内因上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基本手段。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关于党的建设部署的鲜明特点之一是发展党内民主。发展党内民主要重视解决民主分权和加强监督中的利益与权力的考验问题,提高党内民主的质量问题,民主制度的健全和落实问题。     

社会主义发展动力问题的探索

本文论述了我们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发展动力问题上经历了从“以阶级斗争纲”到“改革开放”的艰难历程及其不同效果,剖析了产生“以阶级斗争为纲”作为发展动力的深层原因,阐述了两种不同的“发展动力”对推动社会发展的不同作用,论述了我们党对这一历史性课题探索过程经验教训的现实意义及其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