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乡村纠纷调解机制的重构——以和谐社会建设为语境

利益的冲突必然产生纷争。在中国这样一个二元社会特征明显的国家里，乡村纠纷的发生原因、特征、解决手段都有其特质。如何解决这些纠纷，或者说如何更好的解决这些纠纷，不应局限于桌一特定的思路。调解作为一种解决乡村纠纷的有效手段，在“依法治国”的大语境下，也应有其特定的地位。调解制度也应顺应时代的进步，发展与重构，并作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手段之一。     

基层干群眼中的美丽乡村建设——安吉、永嘉、高淳三县区问卷调查

本文基于问卷调查,分别从农村卫生环境、村庄文化生活、"美丽乡村"的具体建设等方面,考察基层干部群众对当前一些地方"美丽乡村"建设的态度、需求和意见。同时,对当前"美丽乡村"建设中所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分析,认为农民传统生活习惯、乡村社会个体化对"美丽乡村"建设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此外,还存在行政主导推动、建设内容单一和同质化等问题。为此,作者建议重建乡村公共生活,大力倡导现代文明生活方式;充分发挥农民的主体性作用,建构群众民主参与机制;积极发挥市场和社会的作用,形成"美丽乡村"建设的长效机制;尊重乡村特色,因地制宜推进"美丽乡村"建设;不断提升内涵,促进"美丽乡村"建设向前发展;坚持城乡统筹,把"美丽乡村"建设跟新型城镇化建设结合起来。     

社区权威与乡村治理

在乡村社区的权力互动中,既存在代表着国家权力的基层政权权威,也存在代表着民间权力的社区权威,两种权威体系之间的博奕决定了乡村治理的格局及走向。自古以来,两种权威体系在农村社区既有冲突,也有融合,并在不同时期形成了不同权威结构与乡村治理的格局。从现实看,农村的社区权威在乡村治理中既有其积极作用,也存在一定的消极影响。如何限制其消极影响,发挥其建设性作用,是现代乡村治理中需要深入研究的课题。     

“后乡村精英”时代乡村治理的潜在风险与对策研究

乡村是政府执政的薄弱环节,同时也是政府建设和发展的重点,乡村精英在维持村庄稳定,促进村庄发展等方面都起了重要作用.当前城乡差距不断扩大,乡村精英流失情况日益严重,这是当前乡村治理过程中遇到的一大难题.解决精英流失后的乡村治理问题,在缓解紧张的乡村干群关系、实现村民自治、促进村庄经济发展、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等方面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突出池州特色 推进美好乡村建设

池州市开展美好乡村建设工作以来,已有158个村庄开展村庄整治,占全市总数的27%,农民生活面貌和农村环境面貌不断改善。贯穿一条主线,将生态文明融入美好乡村建设全过程生态是池州的最大优势。池州始终把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原则、目标等融入和贯彻到美好乡村建设的各方面和全过程,形成有利于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产     

债务化解与乡村治理的有效表达——以公安县斯镇伏村债务化解工作为例

乡村债务对乡村治理的多重负面影响已经在学界形成了一种共识，而在找寻债务．艺解路径的过程中，全国的大多数地方都显得力不从心。公安县伏村债务化解的工作不仅为我们提供了债务化解的地方经验，更让我们透过村庄的债务化解工作看到了乡村秩序的重塑和乡村治理得以有效表达的重要机制。债务化解工作不仅消除了村庄发展难以承受的沉重包袱，更在这个过程中锻造了村民相对平衡的权力与义务关系，增强了村民对村庄未来发展的预期，重新树立了村干部的权威，并最终达到了相对善治的治理局面。抛开具体的手段和途径，伏村债务化解工作所传达的乡村治理理念和思维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论乡村社会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构建

乡村社会纠纷,是社会纠纷的一种,是因从事各种社会活动的主体之间的利益分配、权利义务争议而引起的一种紧张的社会关系。随着利益格局的日趋多元,乡村社会各种矛盾、纠纷也相应增多。我们要按中央要求,把社会管理工作做好。首先要从源头上化解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的建立和运用在这方面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模式。     

乡村政治的悖论与冲突——以公社时期的乡村为对象

乡村政治在其自身的发展运作中,不断体现着它与国家之间、村庄与村庄之间及村庄内部之间的相互关系。尤其在人民公社时期,从表面上看,国家对村庄进行了高度统合,村庄的权力运作呈现出稳定有序的状态,人们的行为遵从着道德的规范和约束,但从这些现象进行深入探讨,我们发现,乡村政治的运作呈现出许多悖论和冲突。本文试图对此进行分析和梳理,以期展现该时期乡村政治运作的不同特点。     

转型期乡村文化治理的行动逻辑

乡村文化主体性不仅源于认知层面的文化自觉,而且依赖于农民日常生活的文化实践。村庄日常生活结构不仅定义了农民的文化实践逻辑,并且塑造了乡村文化的再生产模式。在乡村社会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市场力量逐渐深入村庄日常生活结构,扭曲了农民文化实践的家庭伦理动力和村庄社会脉络,导致乡村文化再生产的功能扩张、社会分化和价值收缩,变迁中的乡村文化逐渐陷入主体性危机。文化主体性危机是农民文化实践迎合并依附市场力量的产物,其核心是乡村文化的伦理性、公共性和实用性的分裂,乡村文化因而呈现出客观化、碎片化的形态。市场化的文化产业发展和行政化的公共文化服务并不能从根本上扭转乡村文化的主体性危机。为此,乡村文化治理需要立足乡村社会基础,坚持农民主位,通过村庄动员和价值调控的方式激活和引导乡村文化再生产的内生动力,恢复乡村文化的生态均衡。     

消费主义文化视角下农村闲暇娱乐物化及其对乡村社会的影响——对苏北泉村闲暇娱乐文化的调查与思考

随着市场、现代性对乡村社会的不断渗透，农村闲暇娱乐生活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迁。本文在苏北泉村麻将、棋牌娱乐闲暇发展变迁状况的质性调查基础上，指出其不断走向赌博化、灰黑化。并进一步通过消费主义文化视角分析这一变迁的发生过程，物化的农村闲暇娱乐生活带来熟人社会陌生人化，乡村社会走向“无主体性”村庄。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建设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     

从管理到服务：乡村治理转型实践与治理机制分析——以南京市“为民服务资金”为例

后税费时期,随着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城乡统筹、城乡一体化不断推向深入,从管理到服务成为乡村治理结构变革的重要取向。城乡一体化、服务型基层组织建设,是乡村治理转型的动力。政府引导、多元主体参与以及充分发挥村民自治的作用,提供了服务型乡村治理转型的路径。乡村治理转型实践中,做到资源外部供给与村庄统筹有效结合,动员组织群众参与,回应群众的迫切需求,在做小事中增强服务型基层组织的为民服务能力。乡村治理视角下,服务型乡村治理转型要跳出国家-社会的二元关系范式,不断完善服务和村庄治理机制。     

农民流动、秩序变迁与乡村治理的重塑——基于河南G村的调研

在传统乡村社会,村庄边界封闭,农民流动少,内生规则和机制维系着社会的秩序,乡村治理稳定而有序。然而,随着现代国家建设的快速推进,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加速流动,乡村原有的价值观念、社会认同和行为模式发生了巨变,乡村社会的经济基础、价值基础、政策基础都在改变,这些对乡村治理格局产生了巨大影响,导致原有的乡村治理体系难以适应治理基础的变迁,以至于出现了各种不适应现象和治理困境。乡村社会要适应这种巨变,必须立足于人口流动的现实,从价值培育、治权塑造及机制创新等层面,挖掘乡土社会内生资源,融合国家治理的目标和方式,构建起与转型乡村社会相适应的新型治理体系。     

村庄内生秩序、国家行政嵌入与乡村秩序重建

现代化进程往往伴随着对乡村社会的自上而下的政治经济动员,并由此产生了如何在变革中的乡 村场域重建社会政治秩序的历史课题。20世纪之前的中国乡村社会主要处于由内生而致的权威及其执行者 的管治中;20世纪上半期国家政权日益深入乡村,村庄内生力量受打击但国家行政嵌入又无力维持秩序;新 中国建立后,国家行政权力全面渗透并控制乡村社会;20世纪后半期,随着农村经济政治体制改革形成了"乡 政村治"的乡村秩序格局。当前,乡村秩序对"乡政村治"格局提出了新的挑战,国家行政力量退出乡村场域和 在村庄内生秩序主导下践行乡村自治模式已势在必然。     

主体多元、权力交织与乡村适应性治理

多主体的共同在场使村治空间中交织着行政权力、村庄治权、经济权力和道德权威四种主要的权力类型。不同的权力来源决定了它们之间的异质性和各自有限的作用范围。从适应性治理的角度来看,过于规整的行政权力在乡村治理中欠缺及时的回应能力,而精英个人的经济权力和道德权威又兼具实用性和风险性。相比之下,灵活的村庄治权最具治理优势,但其自身正在内外因素的制约下不断弱化。为此,应从政策引领和机制监督两方面来促成有效的乡村多元治理,减少基层行政干预、强化村庄治权、规范私人权力并鼓励精英回归。     

农村学校布局调整中的乡村文化危机与反思

为了改变农村学校布点分散,师资不足、经费短缺等现实问题,我国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展了大规模的农村学校布局调整。随着农村中小学撤点并校趋势的加剧,乡村文化建设受到严重影响:乡村文化建设主阵地缺失、原始村庄凝聚力弱化、乡村文化传播途径被割断。乡村社会生态也遭受破坏:乡村生活的人文韵味缺失、乡村学龄儿童社会性发展受阻、乡村教育生态环境蜕化。在现代社会,农村学校要汲取现代文化先进要素、发扬乡村文化优良传统,达到传承与改造乡村文化的基本目的。为此,需要建设优良的学校文化,拓宽乡村教育的文化基础,挖掘乡村文化的教育价值。     

农村纠纷逻辑的转变

通过对农村数个村庄的田野调查发现，农村的纠纷越来越少，同时村干部调解纠纷越来越难了，对村庄的各种纠纷调解也都是采取敷衍了事的方式。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尤其是税费改革后基层政权的权力被削弱有关，而更重要的原因则是产生纠纷的根源已经发生了变化。原有的集体主义被削弱，个人主义兴起，导致原有的统一的社会规范的缺失，纠纷由治理层面的问题演变为社会问题。因此，必须重建统一的社会规范。     

规划下乡:改革开放以来村庄规划的发展脉络及其实现逻辑北大核心

以规划引领经济社会发展,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重要方式。发挥规划的宏观引领和战略指导等功能,对推动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理论与现实意义。自改革开放以来,规划下乡大致经历了起步探索、快速发展以及优化成熟三个阶段。这其中,村庄规划也呈现出从“有规可依”到“多规并行”再到“多规合一”的发展脉络。从实现逻辑来看,规划下乡是自上而下的国家意志与自下而上的农民意愿双向互动的过程。具体而言,国家意志作为规划下乡的外部推动力,有助于实现村庄规划的专业化和规范化,对乡村的有序建设发挥着强有力的引导与调控作用。同时,农民意愿作为规划下乡的内部驱动力,突显了乡村的地方性特点及乡村建设的自主性,增强了村庄规划的适应性和有效性。可见,国家与农民之间双向互动的复线关系,体现了规划下乡的深层次逻辑。这为当前切实增强村庄规划引领乡村振兴的活力与效力,提供了有益的政策思路。     

生态文明视角下的安徽美好乡村建设模式与路径

没有生态乡村就没有生态安徽,当前安徽美好乡村建设如火如荼,必须以生态文明理念引领安徽美好乡村建设。按照《安徽省美好乡村建设规划(2012-2020年)》要求,安徽美好乡村建设生态模式可以分城郊型村庄生态建设模式、种植-养殖型村庄生态建设模式、林业-旅游-保护型村庄生态建设模式以及矿产资源开发区域内村庄生态建设模式等四类。安徽美好乡村建设中生态建设路径,涉及政府、市场与农民三者之间彼此协同互动。因此,要教育各级干部和引导农业企业、农民,把"生态优先"理念融入安徽美好乡村建设;乡村规划以"旧村整治"为主和尊重农民意愿,突出地方生态优势与特色;完善制度保障和生态保护法律法规,构建乡村生态建设长效机制。     

村庄内生与国家介入:农村纠纷的解决逻辑

研究农村纠纷解决问题,涉及到方法论和研究内容两个方面.就方法论而言,应该全面的、辩证的、语境化的考察农村纠纷解决的社会基础,不能以偏概全,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见社会,不见国家;只见传统,不见走向.就研究内容而言,要把握村庄内生与国家介入因素及其二者之间的互动对农村纠纷解决的影响.唯有如此,才能从总体上把握农村纠纷解决的逻辑.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后乡村治理研究内容、方法与意义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与乡村治理的关系是目前农村研究的一个新的学术领域.文章认为研究的内容可以从改革后的乡村治理入手,着重从村财收入、社区组织资源、村庄社会关系和村庄稳定四个方面来考察乡村治理变化.在研究方法上,可采用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对影响乡村治理的多维因素进行分析归纳,在此基础上提出针对不同区域的多元乡村治理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