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国梦”

“中国梦”、中国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者的有机统一，既对我们坚定地走自己的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国梦”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又对在我们政治话语与时俱进的同时保持意识形态的一以贯之具有极端重要的理论价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梦”的实现途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中国梦”的行动指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梦”的根本保障。党的十八大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位一体”的三大特殊功能，实际上就是为追逐和最终实现伟大的“中国梦”而鸣锣开道，保驾护航嘲。     

坚持和发展“中国道路＂，

从广义上说，“中国道路”可以包括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之路：从狭义上说，“中国道路”主要是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简称。当前，坚持和发展“中国道路”要把握好“六个坚持”。     

“中国模式”的缺陷

“中国模式”是中国特色的实践．中国特色是“中国模式”的概括。说“中国模式”多么好，是否定不了的事实，不然不会有30年的高速发展。说“中国模式”有缺陷，也是否定不了的事实。好不等于十全十美，不等于没有缺陷。     

在对话中提升：“中国模式”的出场学路径

“华盛顿共识”理论范式不能解释中国的成功经验，“中国模式”提法便应运而生。“中国模式”自有中国逻辑，把“中国模式”放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大背景中加以审视，“中国模式”有可能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新的理论增长点。“中国模式”还在路上，所以在实践中，我们要“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但这并不妨碍在理论中提升“中国模式”。     

形形色色的“中国威胁论”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中国威胁论”在一些国家逐渐流行起来。“中国威胁论”一般是指中国的发展对亚洲及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构成威胁的观点、理论和思潮。宣扬、赞同与附和“中国威胁论”的人可谓形形色色，内容不断翻新，先后出现了“中国军事威胁论”“中国经济威胁论”“中国生态威胁论”“中国意识形态威胁论”“中国文明威胁论”等，其论据概括起来不外乎四个：     

对中国“威胁论”和“责任论”的评析

近年来，随着中国国力增长、国际影响力提升．各式各样的“中国论”层出不穷。首先，“中国威胁论”再次甚嚣尘上；其次，“中国责任论”惹人关注。在这种情况下．理清各种“中国论”的蕴意，辨析各种“中国论”的实质．对观察和认识中国而言．就显得十分必要。     

晋江：“品牌之都”彰显魅力

晋江设市以来，制定实施品牌战略，大力打造“品牌之都”，取得显著成效。至2007年，已先后荣获“中国鞋都”、“全国食品工业强县”、“中国纺织工业基地县（市）”、“中国拉链之都”、“中国陶瓷重镇（磁灶）”、“中国石材之乡（永和）”、“中国伞都（东石）”、“中国休闲服装名镇（英林）”、“中国内衣名镇（深沪）”、“中国运动服装名镇（新塘）”、“中国织造名镇（龙湖）”、“中国夹克之都”、“中国典范品牌城市”等13项国字号产业区域品牌；获得中国驰名商标79件、中国名牌产品24项、中国出口名牌产品2项；获中华老字号企业1家；国家免检产品88项。     

“中国模式”与思想解放——访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教授

记者：改革开放给我国带来了经济腾飞，创造了“中国奇迹”。对此，西方近年来有人提出了“中国模式”的概念，这一概念也逐渐受到国内学者的关注，国内有学者就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中国模式”（“中国道路”）。您对此怎么看？     

西方媒体眼中60年中国变迁

曾经，“中国”在世界眼中，是特立独行的“红色”大国：后来，“中国”这个词混杂了“廉价产品”、“方向未知的崛起者”的意义：再后来．“中国”又与“利益攸关者”联系在一起。世界的“中国观”．经历了怎样的60年流变？     

马克思“中国—东方”论说与中国现代性建构

本文以西学东渐中的一个典型个案即马克思的“中国-方”论说为中心，具体剖析中国知识分子转化、重构西方理论资源的观念史线索，并以此追踪中国现代性由“被动接受”走向“主动建构”的历史进程。马克思所书写的“中国形象”经过马克思主义的改造与传播直接参与了现代中国的自我理解与自我形塑。关于马克思“中国-方”论说的诸多歧异与纷争，关系到中国建构现代性的实践道路的选择。“西学东渐”的过程首先是建立在中西双方不平等的基础上的，西方现代性掌握“文化霸权”，强行入侵到中国文化主体性与自我意识的深层。然而，中国的现代性建构从未完全屈服于西方的文化霸权，中国文化主体建构过程中的自主性与创造性，正在不断扭转这种文化不平等的现状。中国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论说的“重构”，集中表现在与马克思的“殖民主义的现代性”截然不同的一种“反殖民主义的现代性”的逐步建构之上。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中国模式”

胡锦涛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概念．并使之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一起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的“立旗之基”，不仅进一步充实和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的内涵．而且为我们深入认识“中国模式”及不断完善“中国模式”指明了方向。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学理探析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解读为“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大众化”既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客观趋势，又是当代中国“大众”的实际需要，它反映出我们的“马克思主义观”有了一个根本性的转变，即由以传统的“主义”为中心转变为以民众现实的“问题”为中心；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必须深化研究“当代中国”“大众”的实际需要、根本利益和现实问题，以解决“大众”关心的重大的现实问题为突破口。     

“中国模式”热的理性思考

“中国模式”是建立在中国国情基础上的具有鲜明中国特征的动态概念，近年来，关于“中国模式”的议论引起了西方媒体的纸上风云。文章认为形成“中国模式”热的原因是纷繁复杂的，如西方模式的“失灵”、中国的“内在魅力”、“中国模式”为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提供的可供借鉴的经验等。“中国模式”所独具的社会价值，文化、制度的影响力越来越广泛，但是对于“中国模式”取得的成就我们不应盲目乐观，要如实评价自己，客观、公正、理性地看待“中国模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创新

准确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事实”，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才能说出适合于中国经济发展实际的“新话”。     

社会主义之中国特色辨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表明了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独特道路：“中国特色”不等于中国国情，“中国特色”有别于中国模式，“中国特色”不排斥资本主义文明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包含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旗帜，又是一种理想和目标。     

独树一帜的“中国模式”——纪念新中国成立60周年

新中国成立6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党带领人民成功探索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这条道路，也可以称作“中国经验”或“中国模式”。所谓“中国模式”，实质上是新中国成立6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逐渐发展起来的一整套发展战略和治理模式，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现代化的一种战略选择。     

人类文明视野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国共产党

在人类文明视野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明显的制度优势和比较优势，把制度优势和比较优势有效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开辟中国道路、创造中国奇迹的关键密码。全面认识中国道路和中国奇迹，关键是在人类文明视野下全面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国共产党，科学阐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这不仅影响到人们对资本主义文明“好”的反思和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评价，而且加速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开启。     

瓮福：领跑中国磷业 论剑世界之巅

“领跑”中国磷化工，“智闯”全球“俱乐部”。短短10年间，贵州瓮福完成了“从贵州走向中国，从中国走向世界”的战略进军，成就“瓮福传奇”。     

张岱年的“兼和”论 ——为纪念恩师张岱年诞辰100周年而作

张岱年先生在理论上的重大贡献是，为中国哲学更新、转型探索出一条新路，并建立了一个新的哲学模式，为中国文化更新、转型探索出一条新路，并建立了新的文化模式，提出了新的哲学范畴“兼和”。“兼和”是中国传统的辩证思维与西方辩证法的有机结合，实现了古代辩证思维的现代化和西方辩证法的中国化，既弥补了“中庸”思想的不足，又丰富了西方辩证法。“兼和”准确表述了矛盾的对立、斗争（“两”）与统一、和谐（“一”）的关系。“兼和”范畴的提出，是对辩证法的重大贡献，为中国的和平发展、构建和谐社会，为世界的和平、人类的幸福提供了一种创新性的哲学思维，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什么不包括毛泽东思想

石仲泉撰文认为： 一是关于近现代中国与当代中国的时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既是个理论概念，也是个历史概念，即有一个界定当代中国历史时限问题。按照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历次重要文献，都将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划分建国后历史的一个界限。如果承认这样断代，那么十一届三中全会就是“现代中国”的下限，也是“当代中国”的历史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