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逻辑学大论战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逻辑学大论战对我国学术界影响重大。毛泽东十分关注这场逻辑学大论战,对于此次论战给予了大力支持和正确引导。与毛泽东对建国初期《武训传》、《红楼梦研究》、梁漱溟文化保守主义以及胡风文艺思想等论战中的态度相比,他在逻辑学论战中的态度是比较恰当的。通过对比,可以从中得出一些历史经验:在学术论争中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鼓励学术创新,实现国家文化的发展与繁荣;不能用简单粗暴的态度对待学术论争,并把学术问题政治化。     

五四后期文化论争的重要成果——杨明斋《评中西文化观》试探

在中国近代史、尤其是五四时期文化史的研究中，由于种种原因，有一部重要的文化论著长期以来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它就是杨明斋所著的《评中西文化观》一书。杨明斋，名好德，山东平度人，青年时到俄国谋生并加入俄共（布），接受马克思主义。１９２０年初，他作为共产国...     

杜亚泉(伧父)的文化思想

杜亚泉(1873～1933)原名炜孙,字秋帆,号亚泉,别署伧父等,浙江绍兴人。早年他曾任教于绍兴中西学堂;1900年在上海开设亚泉学馆,并创办中国第一个综合性自然科学刊物《亚泉杂志》;1904年后在商务印书馆任编辑,负责理科教科书和自然科学书籍的编辑工作;1911至1919年任《东方杂志》主编。新文化运动兴起之初,他以《东方杂志》为舆论阵地,连续发表一系列文章,标举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伦理文化,贬抑西洋近代文化,与新文化运动重要人物陈独秀等人展开中西文化问题论战,楬橥中国现代文化论争之序幕。     

张君劢与“科玄论战”再审视

张君劢曾是“科玄论战”中的“一造”主角。他的《人生观》演讲引发的思想大论战有着深厚思想文化背景,是继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新旧文化思潮斗争的继续,是中国20世纪初文化思想领域的又一次交锋。“科玄论战”不仅是关于“人生观”的论战,而且与选择何种社会改造方案联系在一起。这场论战虽然失败了,但却成就了新儒学的一代开拓者。     

费孝通与文化自觉的社会学方法建构——再读《乡土中国》

在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下,如何认识中国社会?重读《乡土中国》有助于我们从方法上解构中西文化争论的中国社会之困。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建构了基于文化自觉思想的社会学方法论,这不仅是费老学术思想上的一次大飞跃,且是当前人类社会和谐发展提出的共同要求。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深化对《乡土中国》的认识。发现社会:费孝通破解中西文化冲突之争,文化自觉的社会根基;深入农村:费孝通解读中国社会大历史,《乡土中国》的主题就是"研究中国文化模式怎样从中国农业和农村生活中产生出来";超越乡土:费孝通成就社会学想像力,实现了三个超越——超越新儒家;超越文化;超越方法。费孝通的文化自觉方法论构筑了他用生命、思想和乡土共同凝结的传奇人生。     

中国人对现代化认识的演变

实现现代化是我国长期以来的奋斗目标。随着时代的变迁,我们对现代化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 一、1949年以前中国人对于现代化的认识 “现代化”一词在“五四”以后关于东西文化观的争论中,已偶尔出现。例如,柳克述在1927年出版的《新土耳其》一书中,就把“现代化”与“西方化”并提。1929年,胡适在为英文《基督教年鉴》写的《文化的冲突》一文中,正式使用了“一心一意的现代化”的提法。在这个时期,很多人认为现代化就是“西化”或“欧化”。但是,有的人已经提出工业化的思想,共产党人恽代英于1923年10月写的《中国可以不工业化乎》、杨明斋于1924年6月出版的《评中西文化观》等,就是其代表作。 “现代化”一词作为一个新的社会科学词汇在报刊上使用,还是在30年代。罗荣渠先生     

胡适中西文化观述评

胡适的中西文化观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胡适始终以世界文化的眼光观察比较中西文化,努力寻求中西文化交流沟通的结合点.胡适认为,中国传统文化衰落的症结在于不曾悔祸、彻底痛责自己,要振兴中国文化首先必须进行"民族反省".     

在中西文明的冲突与融合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道路

中西文明交流的历史源远流长。1840年后西方列强的大规模入侵造成中华民族的严重危机,在思想文化领域则逐步演变为“五四”前后中西文化的论战。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人对中西文化的态度既互相联系又有某些差别,他们在中西文化冲突与融合、民族性与时代性辩证综合的基础上,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道路。研究这一段历史,将为提升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提供宝贵经验。     

主持人语:要高度重视有机马克思主义及其研究中的问题

<正>2016年,我应有关杂志的邀请,针对有机马克思主义及其研究,组织了两组论文:一组是在《国外社会科学》第1期上发表的《为什么要加强有机马克思主义研究》《有机马克思主义的新生态观——兼评有机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危机解决之道》《论有机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观》《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到有机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替代选择研究的推进》《菲利普·克莱顿有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有机马克思主义的"第三条道路"研究》等(其中部分论文在《新华文摘》和《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上转载),这     

“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与传统儒学的关系

一中国的近代化是在中西文化撞击的大背景下进行的文化采借、重组、交汇、再造的过程。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暴露出资本主义文明的弊端，“五四”时期发生了重新估定中西文化价值的东西文化论战，中西文化的冲撞和交汇形成了近代以来的高潮。面对亡国灭种的空前惨祸和积贫积弱的社会现状，中国的先进者既想撷取容纳外来的近代文化，以适应和追赶世界潮流，又想保存中华民族固有的文化传统，重振和弘扬民族精神。十月革命的炮声，使急于寻求出路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把目光转向马克思主义。李大钊说：“由今言之，东洋文明既衰颓于静止之中，而西…     

毛泽东思想与中西文化融合

1935年开展的中国文化问题大论战,既是近代中西文化相互批判的尾声,也是要求二者融合的序曲.历史在赋予中国共产党人反帝反封建实践任务的同时,也把融合中西文化的使命推到他们的面前. 1949年新中国的诞生,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东方世界的重大胜利.不同的民族对东西文化的结合方式有着不同的选择.这种选择除了受政治力量对比的因素制约之外,也有其不易觉察的文化原因.马克思主义的东渐,也是其不断东方化的过程.它与半东方社会的俄国文化结合,产生了列宁主义;进一步与东方文化主要一系的中国文化融合,便形成了毛泽东思想.中国文化在近代之所以最终未同欧美个人主义文化结合,而与马克思主义尤其是根植于俄国土地的列宁主义相融,表明马列主义与我们的民族文化有着某种契合性.     

“《皋陶谟》可以观治”说与当代政德建设

<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典籍中有着政德建设的丰厚资源,这些资源可以为我们今天的治国理政尤其是领导干部的官德建设,提供有益借鉴。《尚书》是我国最早的治政经典,蕴藏着极为丰厚的政德内容,孔子对此早有概述。据《尚书大传》卷五《略说》记载,孔子云:"‘六誓’可以观义,‘五诰’可以观仁,《甫刑》可以观诫,《洪范》可以观度,《禹贡》可以观事,《皋陶谟》可以观治,《尧典》可以观美。"《孔丛子》的记载与此     

有学问的革命家——章太炎

1903年，章太炎应蔡元培之邀到上海推进教育会活动，并变《苏报》为江南喉舌。为驳斥康有为的保皇论，章太炎发表了《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并为邹容的《革命军》一书作序。日本学者岛田虔次在《章太炎的事业及其与鲁迅的关系》中评论：“在这个改革主义和革命主义的最初论战中，作为革命的争辩家的太炎面目，已毫无遗憾地发挥出来了，而最为轰动的是他在论战中，     

“综合创新”文化观的源流及其方法论启示

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实践中,如何处理好古今中西文化之间的关系问题,张岱年提出了综合创新文化观。这一文化观既是对思想文化发展规律的一种揭示,又是对先进文化建设的一种战略构想。在简要梳理"综合创新"文化观的渊源与流变的基础上,运用逻辑分析法阐述"综合创新"文化观的理论内涵和主要特征,可以进一步探讨这一文化观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方法论启示。     

文化哲学视域下的青年马克思实践观

纵观马克思一生的哲学历程,"实践"是马克思哲学历程核心关键词,是解读马克思深邃的哲学思想的着力点。本文主要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三部著作出发分别从人的类特性、人化自然;实践的价值理想性及实践的社会历史性等方面诠释了马克思的实践思想,并分析马克思实践观中所映射的文化哲学意蕴。在哲学发展进程中,文化与实践是有着天然联系的,这就使得在文化哲学的视域下探讨马克思的实践观,不仅有益于丰富马克思的实践范畴,同时也是对马克思实践观在当代社会下人的生存状态的一种反思。     

新书推荐

《心灵与境界》本书收录了张岱年先生公开发表的一些关于中国传统文化、传统哲学的论文与讲话稿,主要从中国传统文化入手,在中西文化的对比研究中,阐述了中国文化及     

《周易》三观探论

不少学者相信,中国古代文化是早熟的文化,而周易文化更是早熟的一个典型。它是殷周之际观念变革的产物,代表了当时文化发展的最高水准。《周易》包含有丰富的贵和思想,本文仅从阴阳变易的整体和谐观、保合太和的社会理想观、身心和谐的道德修养观三个方面予以揭示。一、阴阳变易的整体和谐观《周易》象数体系的基本符号是阴爻和阳爻,基本概念是阴阳。《周易》旨在论述一阴一阳之道,强调“易有太极,是生两仪[”1](《系辞上》)。两仪者,一阴一阳也。统一物分解为两个对立面,它是宇宙万物变化的根源。《周易》提出事物都具有阴阳两重性,其变化…     

1978：邓小平东北“点火”

1978年5月11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在《光明日报》发表后，在全国引发了一场大论战。     

在“全盘西化”与“中国本位文化”之间——以胡适为中心的探讨

20世纪30年代,国内知识界发生了一场大规模的论战,此即"全盘西化"和"中国本位文化"之争。这场论战是由《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的发表肇其始,随后胡适被动地卷入其中。胡适并不赞同全盘西化派那种基于简单的"单一线性"的文化进化论通过努力就可实现彻底"西化"的看法。他以历史学家的深邃眼光和洞察力,预言在中国主张"全盘西化"的结果恰恰是产生一个中国本位的文化。为调和本位文化派和全盘西化派的观点,胡适提出放弃"全盘西化"的提法,建议改用"充分世界化",其持论理由有三,即文化惰性说、无法用理智指导文化选择说,以及进化论和文化世界主义。     

现代化视野中的"科玄论战"

“科玄论战”是 2 0世纪中国哲学史上一个极富象征意味的文化事件 ,这不但因为它上承 19世纪末叶以来的中西文化之争 ,下启此后中国哲学的三大思潮而具有重要的哲学史意义 ,而且因为其凸显了科学与人文、理性与价值之间的二律背反而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 ,重新审视这场论争的内容和意义 ,对于把握现代哲学的走向将大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