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植与再造:论《赤光》与中国革命话语的建构

《赤光》是中共旅欧党、团组织创办的刊物,该刊物在建构中国革命话语的过程中,以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法为武器,围绕反军阀的国民联合、反帝国主义的国际联合两大中心内容,向旅欧华人揭示了推翻帝国主义与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与共产主义革命的关系,批判和揭露了军阀祸国与内讧的真相、世界资本主义的反动风、中国青年党国家主义的本质。《赤光》的话语建构是将马克思主义革命话语的理论、原则和方法"移植"到中国,再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是对近代中国革命话语"再造"的尝试。     

歌声中的革命: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民歌的改造(1931～1945)

将文艺宣传延伸至乡土社会的神经末梢,深入到人民大众的心理,将松散的农民群体纳入到革命的组织体系中,实现上层政治理念与底层农民意识的有效联通,是中共的独特政治优势。抗战时期,中共不断深化对民歌"宣传政治"功能的认识,并创造性地在传统民歌中植入革命、抗战、生产等新鲜元素,使传统民歌实现了从"延续传统"到"融入革命"的话语转向与主旨重建,从而建构起一套运用革命话语、输出革命理念的新民歌文化体系。改造后的民歌既是中共革命话语的有效载体,又是民众表达心声、构建政治认同的另类途径,"歌声中的革命"也因此成为中国革命史上一道别样的风景。     

辛亥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话语的建构

辛亥革命是真正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为中国共产党革命话语的建构提供了历史支撑。借助辛亥革命,中国共产党诠释了中国革命的正当性与中国革命的任务、道路等问题,使中国革命赢得了民众的理解、认同和支持。中国共产党在建构革命话语过程中之所以要借助辛亥革命,是由辛亥革命和孙中山的社会影响力、国共关系、共产国际等因素决定的。     

新中国成立后农村妇女的身份转换(1949～1965)——以山东农村妇女的身体改造为视角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对农村社会进行了全面的社会主义改造。一直游离于政权统治之外的农村妇女被纳入到现代国家的控制之下,在妇女解放的话语下完成了从"家庭人"向"社会人"的身份转型。原本属于私领域的妇女身体经过社会改造后被纳入公领域,成为国家的身体,这是国家塑造农村妇女的重要动员策略,也是农村妇女身份社会化的重要标志。     

中国共产党话语体系的历史考察

中国共产党诞生90多年来,建构了许多话语体系,如"民主"科学"自由"革命"民族"人民"改革"等.其中"革命"民族"人民"爱国主义"集体主义"阶级斗争"改革"反腐"和"中国梦"分别是各个时期最重要的话语体系.系统考察中国共产党话语体系的变化,对当前应对西方话语体系的冲击,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革命与现代化:中国政治学的话语竞争问题探析

政治学学科在20世纪形成两大竞争性的话语形态,即以美国行为主义为代表的西方现代化话语和以苏联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革命话语。中国政治学恢复学科建制之初,是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坚持改革开放"为政治底线,既延续革命话语又吸纳现代化话语。两种话语在内容上的竞争性可以分解到形式上的主体、过程、理想三个话语单位,并在政治学专业教材中得到具体展示。通过分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学的专业教材可以发现,两种竞争性话语在20世纪90年代经历一个更替过程,21世纪后开始凸显现代化话语。这两种外来的学科话语之所以能在中国政治学竞争性地存续,得益于"中国特色"话语的调和与统合,但建构稳定发展的中国政治学话语需要反思这两种话语遗产,并进一步建构真正自主的中国话语。     

身体叙事的三重逻辑——以土地革命时期妇女剪发运动为中心的考察

基于革命史研究中"身体复兴"的现象,本文试图引入"身体"作为革命叙事的基础性符码,以土地革命时期妇女剪发运动为中心的考察,通过妇女的革命行为说明个体内在认知状态及其社会结构的重要关联。概言之,革命身体的叙事演化为三层逻辑:第一层次,肉身意义上的自然身体,义务与责任铸造了沉重的女性身体;第二层次,规训层面的政治身体,革命妇女通过"外表男性化"来破除男权主义之下资源独占的迷思,以期获得男女平权的政治解放,在革命话语观照下,妇女解放的议题呈现泛政治化的特征;第三层次,社会生活中的文化身体,妇女身体在屈从性与反抗性之间反复进行调试,通过被遮蔽与被改造后重新出场。     

中国共产党早期反帝话语:特征、影响与启示

中国共产党早期反帝话语在"社会主义"和"世界革命"潮流中兴起,根植于中国革命勃兴的历史背景下。其鲜明的时代性和具有"中国特色"的创新性使之成为"革命"话语中颇具感召力和生命力的代表,成为中国共产党理论形态科学性和思想先进性的标识符号,传递着中国共产党政治正当性和思想引领性的意蕴。中国共产党早期,通过重点批判自由主义思潮和国家主义派"盲目排外"思潮,实现在思想舆论层面的话语引导,有效地发挥了对知识分子的政治动员。当然,现实政治复杂性带来的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矛盾冲突问题,成为当时无法回避的矛盾焦点,隐含着中国共产党早期反帝话语范式的某种局限性。考察中国共产党早期反帝话语在思想界的建构,对当代具有重要启示。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三维审视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今中国极具特色的话语体系,通过中国梦的理想追求与共享发展的现实指向相契合孕育出了当今中国话语体系的共识基因;通过"回望过去—立足现在—展望未来"无缝链接建构出了当今中国话语体系的时间序列;通过解释和分析当今中国发展中的问题与难题,映射出了当今中国话语体系的三个本质特征——思想性和前瞻性、公信力和支撑力、影响力和推进力。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革命话语的构建——以革命戏剧为考察对象北大核心CSSCI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为推动革命话语体系的构建和普及,抓住戏剧这一民众喜闻乐见的娱乐和教化方式,通过对其内容、形式的改造,将其逐渐发展为蕴含着革命话语的革命戏剧,在提高农民素质、动员民众参加革命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共产党有意识地构建了以"民族""人民""阶级""劳动"等为关键词的话语体系,并运用革命戏剧的形式进行有效的传播。传统戏剧的改造与革命话语的输出统一于革命戏剧,革命话语通过仪式化运作、生活化叙事、情感化表达、英雄化导向的方式嵌入革命戏剧,让民众真正认可并实践革命话语,有效地推动了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革命话语的构建和传播。     

公共政策的话语建构:政策过程的后实证主义理论解释

"话语"是政策过程中的普遍性因素,公共政策是话语建构下的产物。在政策过程的话语建构解释模型中,特定时期内的政策选择与变迁,并非决策者对"客观"社会问题的直接回应,而是通过一定的话语论证策略对社会"问题"自身、相关群体的"身份"以及政策方案之"合理性"依据进行特定建构从而服务于自身意图的体现。政策过程在根本上体现为一个围绕特定议题的意义赋予、话语宣称与竞争的过程,最终的政策产出反映的是居于主导地位的政策话语的内容。影响政策话语竞争的因素除了话语自身的合理性之外,还包括宏观情境因素、话语行动者的资源、权力地位与策略使用,以及政策经验反馈的影响。缘于对话语因素的关注,政策过程可以被视为一个修辞过程。     

论红色革命文化教育话语的当代转换

继承革命文化筑好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是革命文化教育的行动指南。作为中国革命文化的重要内容红色革命文化,其教育要有新的视角——话语转换。在教育话语形式上由"文本话语"向"生活话语"转换,在教育话语实践上由"单向灌输话语"向"多元协商话语"转换,以更好地缵衍革命文化。     

服务型政府的知识建构与扩散——基于SKAD的5T话语分析

话语表达是知识建构与扩散的主要形式,服务型政府的知识建构与扩散作为中国公共行政学界的重要研究主题,已经取得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通过话语分析回顾服务型政府的知识建构和扩散过程,可以呈现出服务型政府研究的理论渊源与实践特性。利用知识社会学的方法(SKAD)将2002年至2019年间标题中含有"服务型政府"的CSSCI文本作为分析对象,实现"话题—难题—论题—命题—专题"话语(简称为5T)的编码分析。研究发现,围绕"服务"的两条线索,在与其他学科的知识互动中实现了服务型政府的知识建构。在此基础之上,运用MAXQDA工具建构关于服务型政府元研究的分析框架,使用5T话语分析解释服务型政府知识从建构到扩散的过程,形成中国特色服务型政府话语的阐释性方案,以期明确服务型政府研究的知识边界。通过证成服务型政府话语的自在性,为服务型政府的知识更新提供论证。     

信访的话语转向:历史与治理

基于话语视角,信访产生于中国共产党群众工作的长期实践,形成了自身的话语体系。信访话语体现在围绕信访乃至一整套群众工作的法规政策、围绕信访及各类群众工作中官方与民众的语言表达。信访话语的生成与变迁是基于"革命—动员"与"改革—稳定"两个语境。革命和建国初期,信访属于"动员"治理模式,实现了动员与民众诉求的平衡。"改革—稳定"语境中,信访话语尽管延续了反映意见、联系群众和调查实情的传统,却面临转向中的断裂问题,即"动员"话语消失之后难以在法治建设中定位自身价值。纵观历史,信访话语转向之关键在于构建契合改革语境的治理模式。     

革命与农民：中共对农民革命的认知演进与理论建构

中国知识分子以救国初衷引入马克思主义,由此形成"天然"的精英立场。农民以其国民主要组成部分和人多力量大的逻辑为革命所需,并与工人合而为一成为阶级革命的主要动力。随着建立民主联合战线进行反帝反封建军阀的国民革命这一要求出现,农民阶级地位逐渐清晰并成为联合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军阀和帝国主义随之成为农民革命的基本目标。在共产国际反对地主的一贯要求和进行土地革命的政策指导下,中共逐渐对农民问题有了更深入的认知,在农民革命问题上提出了反对地主的基本要求、确定了土地革命的基本路径、形成了耕地农有的基本目标,初步完成了农民革命的理论建构,在革命话语中也实现了由革命需要农民到农民需要革命的逻辑转变。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话语体系的三重转换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离不开文化话语体系从方式到内容以及模式的转换。在话语方式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话语体系需要实现从"革命文化"到"建设文化"的转换,这一转换是通过关注中国问题、解决中国问题的方式实现的。在话语内容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话语体系需要实现从"汉话西说"到"会说汉话"的转换,这一转换需要依靠文化的"中国创造"。在话语模式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话语模式要实现"以经济为中心"到"以人为中心"的转换,这一转换的实现必须立足于满足中国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服务中国人民,才能增强群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认同。     

“革命话语”下的政治总动员——兼论《新民主主义论》

延安时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革命话语"剔除了早期的苏俄色彩而带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其政治总动员之实践成果就是《新民主主义论》。该作以政治动员的巧妙方式回答了三个关键问题:中国的走向是建立新中国,国体是无产阶级专政,发展模式是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和文化。《新民主主义论》既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建构奠定了理论基础,也为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了实践经验。     

中国共产党早期话语权建构研究

话语权是政党权力的重要表现形式,对于早期的中国共产党而言尤其具有重要意义。20世纪20年代,中国社会的语境纷繁复杂,新与旧、革命与反革命的话语交锋异常激烈,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共产党通过整体话语架构、彰显话语魅力、拓展话语阵地,以及提升话语热度、扩大受众群体等一系列卓有成效的途径,成功建构了自身在话语场域中的优势地位。中国共产党早期的话语权建构为后人提供了深刻的启示:话语权建构需要话语主体具有高度的文化自信;需要具备科学先进的话语体系和高质量的话语内容;需要根据受众特点采取针对性的话语策略。     

革命历史与身体政治——迈向实践的中共历史研究

近年来的中国革命研究中,"新革命史"或"新政治史"的取向日益明显。在新思维冲击下,传统中共历史研究需要怎样的视野转向,才能应对冲击就成了值得讨论的问题。本文从革命中的"新人"塑造出发,讨论身体在革命中的意义,提出了身体视角下的革命史研究的可能。通过对身体视角下革命史研究的梳理,以及土地改革中身体政治实践的讨论,强调身体政治可为中共历史研究提供启示。将身体引入革命历史研究,既是关照"人之再造"的革命诉求,也是以身体将人置入革命历史研究,并在动态历史实践中体会革命之于当代中国社会的影响。对革命场景中身体政治的讨论,目的是推动原本处于相对静态的中共历史研究更多关注动态进程,最终迈向实践的历史研究。     

消“毒”:中共对华北地区乡村戏剧的改造(1937～1949)

戏剧是中国乡村社会中最流行的大众化的表现艺术之一,具有娱乐和教化的双重特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共将其视为战时政治动员途径的理想选择。然而,旧剧存在服务旧秩序的诸多"毒素",无法适应中共战时的政治需求,改造者为此开始了消"毒"的过程,凭借改编旧剧、编演新剧和政治训诫等技术运用,终至建构起一套属于中共革命意识形态的戏剧文化。经过政治强力的戏剧改造,中共政治文化的话语体系以一种前所未有的程度渗入乡村文化中,潜移默化地教化乡村群众,成为他们感情的疗伤剂,实现了中共政治文化与乡村文化的交融与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