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下惠水

<正>我曾经在三个不同的时期来到惠水县,感觉迥然相异。第一次到惠水,是传达贯彻《六十条》的那年,省委在这搞试点,把我们一批人派来了。那是尽人皆知的"三年困难时期",虽然未见"路有饿殍",却也到处可见"饥肠辘辘"的村民。我和省委农村工作部的老文一起来到"大坡"大队,在农     

“农业六十条”的修订与人民公社的制度变迁

由大公社的制度缺陷造成的农村社会经济的混乱,是催生"六十条"的主要原因。"六十条"的三次修改,通过缩小社队规模、取消公共食堂和供给制、改变农业基本核算单位,否定了"一大二公"的大公社经济制度,最终确立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新体制。"六十条"的修改是党中央与农村基层共同推动的结果,其为城乡二元体制的巩固和工业化的初步实现提供了制度保障。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坚持《农业六十条》的努力

《农业六十条》是20世纪60年代调整时期的产物,对纠正"左"的错误、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发挥了重要作用。"文化大革命"初期,它也一度受到严重的冲击,但党内外一直存在抵制"左"的错误、坚持《农业六十条》的努力。这种努力在1970年北方地区农业会议时达到了一个小高潮,成为周恩来1972年整顿的前奏。这一时期坚持《农业六十条》的斗争,是当时各个领域反对极左思潮的一个缩影。     

从“知识分子劳动化”到接受工农“再教育”

正三大改造完成后,毛泽东要求"知识分子劳动化",文化大革命中要求接受工农群众"再教育",造成"五七"干校和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在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一直把知识分子当作革命的同盟军。建国后,随着国内形势的变化,尤其是在三大改造完成后,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要求从"知识分子劳动化"发展为接受工农"再教育"。关于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毛泽东有双重判断标准,一方面是从经济地位的角度出发,认为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者;另一方面又从政治思想状况上把知识分子     

《农业六十条》制订与修改的历史考察

《农业六十条》是人民公社的宪法。邓子恢、毛泽东、田家英、华国锋等人都对《六十条》的制订与修改作出了贡献,其中邓子恢主持制订的《农村人民公社内务条例》为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依据。它的贯彻执行部分地克服了人民公社体制内生产队之间和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并最终确定了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公社新体制。《六十条》的制订及其多次修改始终遵循"调查研究——征求意见——修改文件"的工作程序,是中共中央在"大跃进"之后农村工作理念和工作方法的质变与飞跃。     

“大潮”中的“细流”——对1978年前后中共知识分子政策转变的考察

"文化大革命"中知识分子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摧残和迫害。"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共产党通过推翻"两个估计",重新评价知识分子,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完成了对科技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这使得广大知识分子迅速走出人生低谷,迎来了"严冬"过后的又一个"春天"。     

难在实事求是

“左”欤?右欤? 60年代初期,笔者有机会到郊区农村参加过一期整社运动。运动的中心是反"左",贯彻农村工作十二条、六十条,到正"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在论及共产风的危害时,接触到一个颇为尖端的事例:某村因为砸锅炼铁、搞食堂化、平调农民财产事,挫伤了群众的积机性,社员出工不出力,造成荒地200亩。     

知识分子应知行合一

<正>据8月9日的《经济观察报》报道: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崔卫平在观察家论坛作题为"知识分子的自身相关"的演讲。他说,当知识分于指责"知识分子不作为"、"知识分子不争气",那么说这话的是谁?     

“胡子上将”善交知识分子朋友

正王震,人称"胡子上将",幼时家贫,只读过几年私塾和小学,自谦"粗人"。但他深谙知识和知识分子的重要性,无论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都一直喜欢读书,终生敬重、推崇知识分子,善于同知识分子交朋友,并给予真诚的礼遇和帮助,形成了一个交情笃深的知识分子"朋友圈"。本文介绍的就是王震与他的几位知识分子朋友交往的故事。     

理论创新的缺失——当代中国学术问题

从"针砭时弊"、"暴露问题"到"对策研究",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学术努力的轨迹,也是知识分子对改革开放认同与自觉的过程.然而,"理论创新"才是知识分子学术良知的表达与思想独立的表征.现实中,知识分子专家化、权力化是对"理论创新"的掣肘与异化.     

六十年代初《高教六十条》的制定、试行及历史经验

《高教六十条》是20世纪60年代初教育调整的突出成果。它的制定受到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条例在总结建国以来特别是1958年“教育大革命”三年来高等教育经验的基础上,制定出一套较为规范的章程制度。条例试行后,教育领域的混乱现象得到纠正,高等教育重新进入了遵循客观规律的良性发展时期。《高教六十条》的实践表明,必须遵循教育发展的客观规律,重视和加强教育立法工作,保持党对知识分子正确政策的稳定性和长期性。条例为当时乃至当今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新中国60年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回顾与反思

新中国60年来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经历了曲折发展的过程。前30年实行的是"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这个政策主要是针对从旧社会过来的200多万知识分子提出来的,并具有一定的适用期限,新中国成立初期取得了一定的正面效果,但是它本身带有一定的"左"倾色彩,其主要错误是把知识分子归于资产阶级范畴。该政策在实践过程中虽然有过1956年和1962年两次短暂的调整,但由于"以阶级斗争为纲"指导思想的作用,这个政策最后变成了无产阶级在各个思想文化领域实现"全面专政"的极"左"政策。"文革"结束后,党中央否定了"两个估计",重申"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公开宣布废除"团结、教育、改造"的旧政策,实行"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为核心的新政策,知识分子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当前需要解决的问题是,要从知识经济时代特征和我国的实际出发,深入分析当前我国知识分子的现状,进一步认识我国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如实地把他们看作一个独立的社会主体,即一个活动于物质生产、精神生产与社会管理各个领域的社会集团;不但要调动知识分子参与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而且要调动他们政治参与的积极性,扩大"公共知识分子"的队伍,唤起他们的良知,使之担当起应有的社会责任;重新解释"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科学含义,坚定地走与工农相结合、与实际相结合的道路。     

在高校中建党:中国共产党建设的一个特例

高校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发源地.但由于受到党的政治路线与知识分子政策的影响,高校党在中共体制内,经历了从1927年前的"摇篮和策源地"到1O年内战中的被"边缘化",再由抗战时期的"先锋与桥梁"到建国前的"第二条战线",这一不寻常的发展过程.这既体现了中国革命的曲折性,又反映了中共党建的特殊性;同时它也为中共在非无产阶级群体中建成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     

不可一切依赖秘书

正毛泽东同志一向喜欢自己动手起草报告、文件,甚至新闻稿。1958年他在《工作方法六十条》中明确提出:"不可一切依赖秘书"。这句话是对当时领导干部作风现状的折射,至今仍有教育意义,值得我们警醒。作为一个领导,改作风先要改文风,不能总让别人当"枪手",而要自己多动手。文风不正,让人代劳,     

浅论"三个代表"与知识分子的作用

江泽民同志提出"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意义十分深远.而在科学技术已经成为第一生产力的现时代条件下,知识分子的作用不可低估.不仅"第一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知识分子多作贡献,而且知识分子创造和传播着先进文化,同时,知识分子也是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一部分.因此,依靠知识分子才能真正当好"三个代表".要实践好"三个代表",知识分子就必须加强学习,提高自己,并与工人、农民相结合,发挥好传播者、开拓者、培育者和生产者的作用.     

王震的知识分子“朋友圈”

正戎马一生的开国上将王震,幼年家贫,只读过几年私塾和小学,自谦为"粗人",但他深谙知识和知识分子的重要性,无论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他一直喜欢读书,终生敬重、推崇知识分子,喜欢同知识分子交朋友,给予他们真诚的礼遇和帮助,形成了一个交情深厚的知识分子"朋友圈"。本文介绍的是王震与他的几位知识分子朋友交往的故事。     

毛泽东“借题发挥”批话风文风

正新中国成立一段时间后,工作运转逐渐建立起一套机制,文件和文章表达也形成相应规范。面对新的时代要求,话风文风有时不免显得尴尬。1958年1月,毛泽东下决心改变"这种不良的风气",专门起草了《工作方法六十条》,要求话风文风都应当具有三个特点,"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还说"现在许多文件的缺点是不讲辞章"。毛泽东不光是泛泛批评,若抓住一个具体典型,就很厉害地给以敲打。1958年9月     

杨伟民解读城镇化改革

正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指出,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至少有六大措施将有利于推动中国城镇化健康发展。"《决定》‘全面改革六十条’中有一条专门讲‘完善城镇化健康发展体制机制’,看起来只占六十分之一,好像太少了,其实跟城镇化有关的改革举措散落在文件各处,归纳起来至少有六个方面,将在体制机制上对城镇化改革产生重大影响。"杨伟民在北京举行的"城市中国计划2013年度论坛"上这样描述。     

新中国高等教育发展观研究

纵观新中国高等教育六十载发展历程,可谓"艰辛而曲折",这其中蕴含着高等教育发展观念的反复与变迁,蕴含着对如何发展高等教育的不断思索与探究。本文在"发展观的整体概括——发展的实践基础——发展的目标——如何发展"的框架下,对新中国高等教育六十载发展历程进行了总结和分析。     

从“又红又专”到“德才兼备”——中共三代领导人对科技人才的界定

又红又专、德才兼备,是中国共产党对包括科技人才在内的广大知识分子的根本要求,也是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科技人才思想的核心内容。毛泽东最早提出党的干部和知识分子要做到"又红又专",邓小平在新时期强调要"建设宏大的又红又专的科学技术队伍",江泽民则认为"培养和造就科技人才要注重德才兼备"。虽然由于所处历史条件不同,他们所阐发的理论侧重点有所差别,但是他们对科技人才的基本界定和根本要求,至今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