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现代化视域下的精准治理与模糊治理

精准治理与模糊治理在治理实践中以不同的治理方式显示了其治理效能,但在治理机制方面也存在着一定的风险隐患,这就意味着单靠精准治理或模糊治理均无法实现对社会的善治。只有基于对两者的辩证思考和优化融合的智慧治理,才是实现治理现代化的根本所在。智慧治理的突出特点在于治理主体的能动性、治理成本的可控性和治理效益的持续性。未来,智慧治理应从治理目标出发,确定在治理过程中采用精准治理与模糊治理的程度与方式,以实现两者在治理过程中的风险管控、有效互补和有机融合。     

乡村治理的理论诠释——从治理到乡村治理

中国共产党关于"和谐社会"的构建以及"和谐世界"的倡导,不仅是中国政府对全球治理的回应,同时也是中国政府治国理政理念的体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提出,反映出党和政府对"三农"问题认识的深化。乡村治理的提出和实践,需要我们考量西方的治理理论,从而为中国的乡村治理提供可资借鉴的理论资源,最后实现中国乡村的善治。     

韧性治理：新时代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新思路

作为克服传统研究系统性、长远性不足的一种新型理论框架，韧性治理聚焦全过程治理的应对能力，具有整体性治理、协同性治理、适应性治理、内生性治理等系统性治理优势，是消除运动式治理、依赖式治理、跑腿型治理、谋生式治理及模仿式治理等乡村治理脆弱性隐忧，实现乡村善治的理性选择。基于韧性治理与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嵌入-融合-实践”的逻辑，韧性治理的机制韧性、社会韧性、技术韧性、经济韧性和文化韧性与乡村治理现代化对治理体制、治理主体、治理方式、治理基础、治理文化的要求高度契合。新时代乡村治理要着力推动常态化治理、协同化治理、数字化治理、造血式治理和内生性治理，全面增强乡村治理韧性，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的目标。     

治理有效性视域下国家治理的复合结构与功能定位

国家治理是国家、社会以及公民个人合作管理公共事务的一种制度安排,在这种制度安排中,国家和社会通过制度化的、持续的互动合作过程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从国家治理理论的发展进路来看,存在社会中心主义与国家中心主义两种范式之争。通过比较政府与社会在国家治理不同层面公共事务的作用机制与功能发挥,治理有效性是衡量国家治理系统的运行是否适应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需要以及是否促进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科学标准。基于治理有效性的现实考量,国家治理结构应该从单一型模式走向复合型模式,在此意义上,精英治理与参与式治理的有机统一、善政与善治的有机统一成为治理有效性视域下国家治理复合结构的合理选择。沿着治理有效性视域下国家治理复合结构的基本理路,国家治理的功能定位主要展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在顶层制度设计上,发挥政府"元治理"的角色与功能;另一方面,在基层社会自治上发挥社会自主性的角色与功能。     

从科层治理到圈层治理:城市社区治理结构的转型——以S市社区治理实践为例

社区不仅是中国城市社会的细胞,也是国家进行社会建设的重要场域。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在此背景下,以科层制为基础的城市社区治理结构面临着巨大的困境与挑战。S市从营造参与共享的有机社区、塑造事权明晰的有效行政以及建设关爱互助的美好社会等三个方面进行改革,并以信息吸纳机制、问题识别机制、任务分包机制和绩效考核机制为其保障,构筑起圈层治理的社区治理结构。通过这一社区治理结构的转型,S市在社区层面最终达成了"大社区、优部门、强社会、好秩序"的服务社会状态。     

社会治理视域下城市社区治理主体研究

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的改革与创新需要在社会治理理念和实践层面来认识。在对城市社区治理主体的研究上,深刻理解十八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关于社会治理相关论述,重新对作为社区治理主体的政府、社区居委会、社会组织、社区服务工作者在职能定位、工作机制、发展途径上进行更深入的思考,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发展举措,以推动我国城市社区的发展和社区治理的完善。     

关于公司治理成本与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探讨

由于我国公司治理结构与市场经济结构不匹配,公司治理与所有权成本最小化背离严重,公司治理失效问题较为突出。我国公司立法对于公司内部关系的规定应当审慎和灵活,应当具有针对性和可塑性。一方面,立法在选择和构建我国的公司治理结构时,既要适度超前,以起到引导规范作用,又必须考虑到我国市场经济结构的不完善和立法体系混乱的情况,不能脱离实际。由于我国企业所有权的实际状况,所有权成本居高不下,就使得对公司治理的设计有更大的自由度,立法的弹性将不可避免,立法所提供的选择模式应当多样化。     

国家治理现代化语境下的社会治理探析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治理及其现代化在我国是一个全新的政治概念。科学地理解治理及其现代化,并在此基础上探析社会治理现代化及其实现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价值。     

治理的界面与界面的治理——对“界面治理”的反思性阐释

20世纪后期以来,区别于传统意义上的管理,“治理”日益成为世界各国政府实施变革创新行动的全新理念和方式,发展至今,合作治理已经成为全球治理的一项重要共识。近年来,学术界在对合作治理的发生机理进行探索的时候,发现了“界面”的简化功能,开启了对“界面治理”的理论探析。然而,既有研究基本上都是悬置了对界面治理的知识学认知前提而去建构“界面治理”的分析框架,这种做法虽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界面治理”语词的推广,但是长远来看是不利于“界面治理”得到科学的理论确认的。事实上,从人的社会性本质出发,可以发现,“界面”的产生是边界行为的结果,它普遍存在于由不同要素相互作用构成的复杂性系统之中,是各要素交互作用发生的地方（或载体）。治理界面是界面在治理场景中的创新应用,它的出现是历史的必然,本质上是一种“治理工具”,发挥着化繁为简的治理功能。界面治理是基于治理界面而开展的跨界合作行动,是合作治理的重要实现方式,因而对界面治理的研究应当被纳入到合作治理理论的建构范畴。     

论人类公共治理变革史中的国家治理现代化

人类的社会化生活方式必然导致公共事务的产生,并由此产生对公共治理的需要。公共事务就是跟所有人都有利害关系的事情,而公共治理则是管理公共事务的集体行动,以使结成社会共同体而生活的人们能够互惠互利、共同受益和最终幸福,这种集体行动被组织起来就形成公共治理体系。从目的和体系特征来看,人类的公共治理经历了由前国家时代的无政府治理和半政府治理,到国家时代的政府治理和泛政府治理等几次重大变革。其中国家时代的公共治理就是国家治理,亦即政府治理,至少包括权贵时代和平民时代两个阶段,分别采取权贵统治和共和治理的形式,今天的泛政府治理则可视为共和治理的扩展形式。历史上从权贵统治到共和治理的变革发生于现代化洪流之中,这就是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变革。而权贵统治是对公共治理的扭曲和变异,共和治理则是对权贵统治的扭转和公共治理本质的回归,这就指明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质内容。在现代化洪流中,正是广大平民获得解放和壮大且大量平等地参与国家治理的体系和过程,才使得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变革成为可能,这就揭示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在人类的公共治理变革史中考察国家治理现代化,明确其历史定位、实质内容和必要条件,有助于彰显国家治理现代化命题普遍而深远的意义,把握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正确方向,找到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有效路径。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思想与实践

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国家治理,集中体现为鲜明的问题导向性、发挥中央和地方积极性、全面性和系统性、协同性等思想要点,并已经形成了整合条块、化解失衡、供给动力、克服阻力、提高活力和参与全球治理的丰富实践。     

腐败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

国家腐败治理体系是整个国家治理体系的子系统,是国家治理这个大系统中内生的具有预防、揭示和抵御功能的"免疫系统",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保证。腐败治理体系的逻辑起点是维护国家治理的有效性,腐败治理体系的目标定位是推动国家治理权威、秩序与活力的有机统一。当前要建立完善"政党主导共治型"腐败治理结构,必须充分发挥党委的主体性作用、纪委的监督性作用、政府及其他公共权力机构的能动性作用、司法机关的保障性作用、民众的参与性作用,共同推进国家腐败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社会治理：中国政府治理模式的逻辑延伸

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中,政府的职能从重政治统治向重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转换。因此,从逻辑上说,推进社会治理不仅具有可能性,而且还具有可行性。同时,面对全新的社会格局,建立和完善新型的社会治理管理体制也是刻不容缓的。     

商业银行治理结构与治理绩效关系相关研究进展

通过对1997-2010年国内外银行治理研究的20余篇文献进行系统观察、分析发现,已有研究中大多学者利用实证研究以及案例研究的方法,采用大样本面板数据对美国、欧洲、亚洲等国的商业银行的控股股东性质、股权集中度、董事会规模、独立董事比例以及银行高管激励与ROA、ROE、Z-score、B/M、EVA、托宾Q值以及MVA等银行治理绩效指标的关系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尽管由于样本结构以及研究方法的差异,学者们得出了不同的研究结论,但普遍认为商业银行治理结构对治理绩效具有显著影响.     

国家治理途径的社会治理

如何实现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的转变?不仅仅在于治理与管理的语义差别。理解国家治理是理解社会治理及其发展走向的前提,国家治理的制度化取向为社会治理的推进路径奠定了基础。社会治理的制度化取向是民主化制度安排和法律法规安排,需要解决制度、法律、法规之间的合理关系。构建社会治理的民主化合理路径,需要解决多元主体互动、合作的行为关系。     

提升机关党组织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

各级机关党组织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升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中,肩负着重要使命。加强机关治理,首先要加强机关党组织建设;提升机关治理水平,首先要提升机关党组织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一、提升机关党组织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必须提高机关党组织的政治领导力各级机关首先是政治机关,机关党组织的第一属性是政治属性。提升机关党组织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就要充分彰显政治属性,突出政治功能,着力提高机关党组织的政治领导力。一要带头做到“两个维护”。     

社会治理法治化中的源头治理与道德机制建设

社会治理法治化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重要内容,道德建设有助于增强法治的道德底蕴。现代化的社会治理要实现源头治理,实现标本兼治、重在治本的目标,必须从导致各种社会问题的根源着手。社会问题的根源都有某种程度的道德因素,道德分析揭示了源头治理与道德机制之间的必然联系。源头治理促进了道德机制的建设,道德机制建设保障了源头治理的实现。     

参与式治理——社会转型治理的新视域

参与式治理作为一种新兴治理模式，在一些地区的实践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受到了广泛的关注。目前对于参与式治理的研究和认识还没有达到比较完备的阶段，无论是在概念上还是在应用上都需要进一步探索和思考，并需在不断的完善中达到政府、社会组织和公众的良性互动，为民主发展和政治改革提供引导。     

从企业法人治理到非营利组织法人治理

本文首先从Corporate Governance的释义入手,分之为企业法人治理(公司治理)和非营利组织法人治理.继而联系了非营利组织兴起和全球性结社革命的背景,并回顾了若干有关于非营利组织与公司治理的论点和事例.接着追溯了非营利组织的治理概念的源流,最后结合中国现实背景提出了非营利组织法人治理这一重要命题,给出了作者的展望与建议.     

大数据时代中国政府治理能力建设与公共治理创新

大数据时代的来临,为政府社会沟通能力、科学决策能力、公共服务能力、危机预防能力、组织协调能力以及社会动员能力的提升带来了巨大的机遇。但是,政府面临缺乏大数据治理的思维理念、缺乏大数据的整体性管理机制、缺乏大数据开放共享的制度保障、缺乏大数据技术和人才的必要支撑、缺乏大数据信息安全的法律体系等挑战。为此,政府应直面大数据技术的挑战,从意识层面、管理层面、技术层面、法律层面和伦理层面,科学合理地运用大数据技术,促进政府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推动政府从"权威型治理"向"大数据治理"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