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性团结：当代基层社区治理实践的理想目标与实现路径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阐明社会治理的目标是“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创造性地提出了“治理共同体”的概念。这是一种治理与建设并重的新思路。治理共同体在团结的语境下贯通了社区建设和社区治理，为当代基层社区治理指明了方向，其意味着一种新型的社区团结，即“治理性团结”。在实现路径上，建设治理共同体需要“寓建设于治理之中”。党组织要通过党建引领统筹治理和建设，一方面促进社区多元主体的发育，另一方面透过多元主体更好地实现与群众的紧密联系，从而使社区治理体系转换成团结社区居民的架构，使社区治理能力成为团结社区居民的能力。     

习惯与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

在传统社会,习惯是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社会规范。从新制度主义社会学的视角来看,习惯是指特定群体成员在日常生活实践中构建起来的、并为他们所认同与遵从的一种非正式制度。习惯在本质上是一种群体性建构、文化性建构和规范性建构。从经验考察的结果来看,习惯对于基层社会治理的功能并不是明确的,而是模糊与复杂的。习惯作用于基层社会治理主要有价值—耦合机制、权力—冲突机制、价值—整合机制等三种机制。在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过程中,要正确处理习惯与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的关系,就必须抓好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要学会正确评估习惯功能的"净差额";二是要理性引导习惯的变迁方向;三是要善于发挥习惯的潜在功能。     

国家治理转型、村庄社会类型差异与基层治理重构——基于国家治理转型与村庄社会基础耦合适配的分析视角

如何理解当前基层治理实践中的形式主义问题，事关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道路选择。既有研究多从国家治理转型和村庄社会基础视角探讨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性和特殊性，难以有效回应基层治理实践的复杂性。基于国家治理转型与村庄社会基础上下适配的分析视角，研究表明：在国家治理转型的大背景下，治理目标由低向高、由少转多，且治理过程规范化是基层治理的鲜明特征和重要趋势。面对存在明显区域差异的治理基础，各地基层治理普遍出现结构重塑、主体再造和规则更新这一明显变化。在治理基础尚不稳定且逐渐简约化的当前阶段，基层治理体制需要保持一定的体制弹性和治理主体性。刚柔相济，理应成为国家治理转型背景下面对村庄社会类型差异的情况下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战略智慧。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研究

新型城镇化加大了社会治理的难度,传统治理模式难以应对流动人口多元诉求。基层社会治理创新要立足于本地的区位优势和发展现状,进行整体规划,要转变政府治理理念,坚持依法治理,倡导多元共治,培育社会公德,最终实现流动人口在城镇中文化、身份上认同,完成由农民向市民的转变。     

协同治理:基层社会善治的必然选择

基层社会治理具有基层性、复杂性等特征,存在的问题多种多样,主要表现在部门治理碎片化、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社会资本发育不良三个方面。协同治理强调治理主体多元化、各子系统的协同性、共同制定公共规则,因此协同治理成为基层社会善治的必然选择:通过协同治理构建整体性政府是基层社会治理的前提条件;通过协同治理完善公共服务供给是基层社会治理的关键环节;通过协同治理积累培育社会资本是基层社会治理的动力保障。     

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 维护新疆社会和谐稳定

社会治理的基础和工作重点在基层,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最为基础的组成部分。加强新疆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有利于加强基层政权建设;有利于提升基层社会治理和社会服务的整体水平;有利于增强基层社会自治能力,对实现新疆长治久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重要的意义。新疆在基层社会治理方面存在不少问题:一是没有实现从"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的话语体系转换;二是基层社会治理片面化;三是社会组织发育不健全,社会治理主体缺失;四是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渠道不畅,效果不佳。要构建多元化的社会治理主体,承认社会的相对独立性,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推动形成社会治理主体平等关系;有机地把国家、社会、公民结合起来,才能有效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维护新疆社会和谐稳定。     

参与式治理理念下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与思考

参与式治理是反思传统治理基础上的治理模式创新,将民主理论引入治理理念,实现增进政治合法性和深化扩展民主的双赢效果。基层社会治理的开展离不开基层公众的有效参与,只有将基层公众的参与热情转化为具体的参与行动,才能将基层社会治理的工作落到实处。     

江苏基层社会网格化治理的经验与优化

基层社会网格化联动治理是江苏应对新时代社会治理新形势,让更多治理资源下沉至基层一线,充分发挥信息技术在化解风险隐患、创新社区治理、促进和谐稳定中的支撑作用,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社会环境的重要举措。2017年,南京、苏州等地率先启动基层社会网格化联动治理试点,建立了卓有成效的治理机制,之后其他设区市也纷纷加入推行网格化联动治理的行列。     

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治理变革

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社会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其间社会治理模式几经变迁;社会治理模式变迁的基本动力是社会结构转型;目前,我国的现代社会治理模式已具雏型,它是包括社会治理目的与目标、治理主体、治理客体、治理方式、治理过程、治理绩效六个子系统的有机体系。     

组建社会工作部推动城市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

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城市基层社会治理进入新发展阶段,以法治的方式应对新情况、新问题实现社会治理法治化,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而社会工作部的组建则成为推动城市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新契机。     

基层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路径研究

基层党组织是党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基层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可以把基层党建工作融入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将基层党建与基层社会治理工作有机结合,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     

“治理性失能群体”:公共卫生危机治理的一个解释框架

公共卫生危机治理对全面性和彻底性的要求是基于健康和安全这些底线性价值提出的,但是在实践层面总会存在一些"不可及人群"主动或被动地逃脱公共卫生危机治理系统的管控,成为公共卫生危机治理的"治外之民",导致"公共卫生危机治理悖论"的产生。借助生理性失能和政策性失能的分析框架,可以将这些群体定义为"治理性失能"群体。根据失能者的特征可以将治理性失能划分为主动型失能和被动型失能两种类型,对主动性失能者的治理主要以底线思维为标准、以司法手段进行严厉打击;对于被动型治理性失能者则要通过"替代性嵌入"、重构"本地化生存"和建立全面的"治理性吸纳"方式等手段重建其参与公共卫生危机治理能力,从而化解公共卫生危机治理悖论,确保公共卫生危机治理效果的完整性和彻底性。     

帝制时代中国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的生成逻辑及其当代启示

“集权的简约治理”是帝制时代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基本模式，也是近现代以来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的历史底色。回顾和分析“集权的简约治理”的宏观历史背景及其生成逻辑，能为新时代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重要历史镜鉴。郡县制、宗族信仰、北方游牧民族的不断侵扰共同构成了这一模式的宏观历史背景。帝国君主、州县正印官、基层社会成员（包括准官僚、准官员、基层社会普通民众）三方面行为主体，在长期相互博弈过程中不断做出的理性选择，是帝制时代中国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的生成逻辑。“集权的简约治理”实现了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的动态均衡，对新时代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启示主要在于：一方面，中央集权是基层简约自治的政治保障，国家权力必须领导社会权力；另一方面，简约自治是单一制国家一统体制的经济和社会基础，国家权力也应当充分尊重基层社会的内生活力和自主性空间。     

帝制时代中国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的生成逻辑及其当代启示

“集权的简约治理”是帝制时代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基本模式，也是近现代以来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的历史底色。回顾和分析“集权的简约治理”的宏观历史背景及其生成逻辑，能为新时代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重要历史镜鉴。郡县制、宗族信仰、北方游牧民族的不断侵扰共同构成了这一模式的宏观历史背景。帝国君主、州县正印官、基层社会成员（包括准官僚、准官员、基层社会普通民众）三方面行为主体，在长期相互博弈过程中不断做出的理性选择，是帝制时代中国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的生成逻辑。“集权的简约治理”实现了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的动态均衡，对新时代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启示主要在于：一方面，中央集权是基层简约自治的政治保障，国家权力必须领导社会权力；另一方面，简约自治是单一制国家一统体制的经济和社会基础，国家权力也应当充分尊重基层社会的内生活力和自主性空间。     

包容性发展理念下社会基层治理机制的创新

当前,社会处于转型期,社会利益分化和利益格局重构,自然带来不同利益诉求的多元表达和不同利益群体的冲突。对涉及多领域、多部门、多群体的基层社会矛盾,需要用包容性发展理念和思路妥善处理,化解社会基层矛盾,不断提升社会基层治理的公共服务能力,在对话中协调立场,在沟通交流中化解矛盾,最大限度地形成社会共识,推动社会基层治理向着"善治"方向发展,从而保持社会基本稳定,促进社会科学发展,使社会基层治理机制更加科学与合理。     

论公共危机网络治理结构中的权力分配模式

公共危机的网络治理既是危机应对的前瞻性要求,也是我国现行的政策思路,而将其付诸实践不仅需要组织结构的重塑.更要求从更深层面上构建新的权力分配模式为之提供体制性保障.作为危机治理的长效社会机制,必须打破传统的等级权力结构,构建与知识相匹配的权力分配模式,视危机情景的不同、知识类型的不同而实现权力的平战结合与统分结合.     

转型期社会建设视域中的西方社会学理论

与社会建设直接相关的西方社会学前沿理论主要有社会团结与社会整合理论、冲突功能理论、治理与善治理论等。借鉴社会团结与整合理论,一是在伦理层面,要在分工细化和阶层分化过程中大力培养职业伦理和责任意识;二是在价值观层面,要在新旧社会共识和规范之间保持相对连续性和平滑性;三是在制度层面,要健全社会规范体系,引导和规范正面的社会意识和社会行为。借鉴冲突功能理论,一是要发挥冲突的"安全阀"功能,将冲突控制在小规模、低烈度、浅层次上;二是要对冲突进行监控、观察、反思和分析,发挥冲突的"示警器"功能;三是要发挥冲突的"清洁器"功能,使冲突能激发新的规则、规范、机制的建立。借鉴治理与善治理论,一是要促进政府作用与社会作用的有机结合,构建多元治理新模式;二是要推动中国自治传统与现代治理模式的有机结合。     

当代中国乡村治理:基于传统治理模式现代转型的视角

当代中国的乡村治理,在承继传统治理模式的基础上出现了向现代治理模式的创造性转换。在治理主体上,传统士绅向现代乡村精英转变;在治理制度上,乡规民约向村民自治章程转变;在治理观念上,儒家思想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转变。这种转化既是当代中国社会治理进步的必然要求,又反映着传统治理模式内在合理价值的跨时空存在。     

习近平关于基层治理重要论述的生成基础、核心要义和鲜明特征北大核心

基层治理是社会治理的基元,是社会治理有效性的基础,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石。习近平关于基层治理重要论述有其特定的生成基础:从理论基础看,其奠基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社会治理理论;从文化基础看,其源起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社会治理思想;从实践基础看,其形成于中国共产党基层治理实践的历史进程。习近平关于基层治理重要论述明确了基层治理的价值旨归、政治保障、动力源泉、原则遵循和科学模式,体现了问题导向与目标导向相统一、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两点论与重点论相统一的鲜明特征,为在新的历史方位下加强和创新基层治理提供了理论指导与行动指南。     

整体性治理：当前我国公共危机治理的模式选择

当前我国的公共危机治理模式呈明显的碎片化特征，已无法有效应对日益具有高度复杂性、深度不确定性、鲜明跨界性的公共危机。整体性治理作为一种以整体性为取向的治理理论和治理工具，与当前我国公共危机治理的碎片化整合高度契合，成为当前我国公共危机治理理想的模式选择。构建我国公共危机的整体性治理模式，需要从公共危机的治理理念、治理主体、治理机制、治理流程、治理方式等方面加以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