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体制创新与社区党组织的功能定位

现在“两级政府、三级管理”已经成为上海社区发展的瓶颈，如果不突破其中的制度性障碍，1996年面临的情况将还是“涛声依旧”。具体来说，目前社区管理难在三方面：一是“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机制很难体现。街道的综合执法，实际上是执法主体不明确，容易造成相互扯皮；二是“条”     

北京社区复合治理的创新实践

经过20多年的发展，北京社区服务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从单一的政府管理向多元的社区治理转变。在这个过程中，北京正在形成一套比较有特色的社区治理模式，即“社区复合治理”模式。这个模式有“四位一体”的主体基础，即社区党组织核心作用、社会组织壮大及参与、社区居委会自治能力提高与发展、社区服务站规范建设与应用、社区居民参与。     

国外社区建设的做法与经验

政府高度重视和组织引导。发达国家早期的社区发展带有较强的自发性质，随着社区地位在应对社会问题和社会挑战中作用的日益提升，政府高度重视社区发展。尽管政府将大量具体事务交给非营利组织和社区承担，并鼓励企业参与，但政府在规划指导、法律环境、项目组织和资金支持等方面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如澳大利亚政府从1983年开始先后实施了“地方政府社区发展”、“家庭和社区护理”、“农村社区”等一系列项目。     

“区直管社区”：我国城市社区管理体制的改革探索——基于铜陵市铜官山区“区直管社区”的实践分析

在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背景下，如何创新城市社区管理体制，解决政府部门与社区关系不顺、职责不清、社区居委会行政化倾向严重等问题成为现实发展的迫切需求。民政部牵头在安徽进行了社区体制改革的试点：铜官山区撤销街道办事处，实行“区直管社区”综合体制改革为城市社区管理体制改革探索了新的发展路径。尤其是“一个核心三个体系”的社区组织架构有效地实现了政府行政管理与社区居民自治的有机衔接与良性互动，为此，笔者进一步提出社区管理体制改革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基石的论断。     

城市社区法律制度体系构建的立足点——关于中国城市社区发展模式的探讨

实现城市社区管理法制化,必须建立比较健全、完备的社区法律制度体系,做到有法可依。确定城市社区发展的模式,是构建城市社区法律制度体系的基础。城市社区发展的模式是由“强政府、弱社会”转变到“强政府、强社会”,最后实现“弱政府、强社会”。     

公私合作是达致社区善治的基础

为了配合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在社会领域里开始了城市基层社区管理体制的改革,出现过“一会两委”和“一会一委一站”模式,每一次改革尽管在政府简政放权、扩大基层自治权方面有所推进,但基本上没有摆脱行政性管理的困境,没有形成多中心善治的格局。而改变政府态度、促进非营利组织主体独立、社区党组织“元治理”角色的发挥以及集体行动规则的制定,应该是达致社区善治、防范治理失灵的主要路径。     

康庄社区的“群众路线”

成都市青羊区康庄社区探索的“群众主体工作法”、绵阳市涪城区绵州社区推行的“五零”工作法，为破解社区管理难题探出了新路。在实践中，两地均尊重群众的主体地位，了解群众的真实意愿，做到让群众参与、监督、受益，为社区党建和社会管理提供了_一个可借鉴可操作的范本。     

有所为有所不为

现代社会管理是一个以政府干预和协调为主导、以基层社区自治为基础、以非营利社会组织为中介、动员公众广泛参与的互动过程。事实证明，全能政府的大包大揽不仅违背了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而且“费力不讨好”。开福区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加快政府角色转换和职能转变，促进社会管理创新，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作用。     

城市化进程中镇管社区党建工作简

当前，破解镇管社区党建工作的发展难题，既要考虑乡镇体制下党委和政府直接管理的具有城市性质的特质，更要立足镇管社区党建工作实际，理顺基层社会自治主体关系，创新镇管社区党组织设置模式，从而发挥社区党组织在基层社会管理中领导核心作用。     

实施“135”党建工作模式加快推进城市和谐社区建设

城市社区党建工作是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也是推进和谐社区建设的一个基本抓手。社区建设离不开基层党建工作这只基本“抓手”，城市社区党建也只有在推动社区管理与建设中才能获得自身发展的不竭动力和源源活力。福州市鼓楼区委牢记胡锦涛总书记“社区党组织要为老百姓的安居乐业多作贡献”的嘱托，近年来围绕创建“五在社区”（美在社区、爱在社区、乐在社区、安在社区、和在社区）目标，把创先争优活动与创新“135”城市社区党建工作模式（即“强化一个领导核心”、“建设三支队伍”和“建立五项机制”）结合起来，将“135”模式引入城市社区建设与管理之中，以党建工作创新引领社会管理创新，取得了明显成效，获得“全国和谐社区建设示范城区”称号。目前，“135”模式已经在福州市全面推广实施。一、强化一个领导核心。构筑城市和谐社区建设的坚强堡垒     

我国社区建设中的难点以及对策分析

我国社区建设存在着社区承担的功能与管理功能之间的矛盾;社区自治与政府之间的矛盾;社区服务的发展与资金短缺的矛盾等问题,因此应该建立“条块统”的运行机制,构筑适合社区能力发展的管理机制,加强和发挥街道组织的管理职能,协调好政府管理与社区自治的关系,努力探索社区服务社会化、产业化的运行机制。     

“亚型城市社区”现象与管理——对乌鲁木齐市解决“城中村”问题的思考

“亚型城市社区”是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一种社会现象，是“农村社区”向“城市社区”过渡中的变异。对它的管理是当前各级党委和政府在解决“城中村”现象时必须解决的实际问题。用新的管理方式使亚型城市社区，分步骤、逐渐的纳入和融入于城市管理体系当中。     

社区建设：基层公民社会的发育——以浙江省城市社区建设为例

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社区”这个社会学的专有名词被再三提及：“完善城市居民自治，建设管理有序、文明祥和的新型社区”；“加强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改善生活环境，发展社区服务，方便群众生活”；“高度重视社区党的建设，以服务群众为重点，构建城市社区党建工作新格局”。以上与“社区”相关的论述可以概括为3个关键词，即“自治”、“服务”和“党建”。如今，在浙江省，“社区建设”和“社区自治”、“社区服务”、“社区党建”已经成为各级政府在社会领域中的重要工作之一，同时也在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这是否预示着，中国基层公民社会的发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乌鲁木齐城市社区管理模式的创新与实践

为适应乌鲁木齐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的新要求，创新首府城市社区发展新机制、新模式已势在必行。借鉴其它省区的社区管理和城市管理经验，结合首府实际，乌鲁木齐在全国首创了社区“单位化”管理模式，并与“网格化”、“社会化”、“数字化”一并成为首府社区管理模式的创新实践。实行“四化”管理后，社区管理和服务的能力、水平有了大幅提升，社区正迈向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     

城市社区非政府非营利性组织的崛起

政府、市场和非营利组织共同构成了社区发展的三大板块,其中第三板块即非营利组织的作用举足轻重,越来越受到广泛的重视.西方发达国家在实施社区发展计划中,非常重视非营利组织的作用.我国大连市的“社区服务社”是社区建设的有益试验.     

长春市社区建设模式探析

社区建设模式由社区建设的管理组织体制和运行机制所构成。中外社区建设的经验表明,只有构建与本地区社会发展状况相适应的社区建设模式,社区建设才能健康地发展。因此,构建具有长春特色的“政府主导型”社区建设模式应成为长春市社区建设的基本方向。     

“亚型城市社区”的本质特征与管理

“亚型城市社区”是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一种社会现象，是“农村社区”向“城市社区”过渡中的变异。它是当前各级党委和政府在解决“城中村”各种矛盾时，非常棘手的难题。所以必须要认清它的基本特征，用新的管理方式使“亚型城市社区”分步骤、逐渐的纳入城市管理体系当中。     

“亚型城市社区”的本质特征与管理

“亚型城市社区”是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一种社会现象，是“农村社区”向“城市社区”过渡中的变异。它是当前各级党委和政府在解决“城中村”各种矛盾时，非常棘手的难题。所以必须要认清它的基本特征，用新的管理方式使“亚型城市社区”分步骤、逐渐的纳入城市管理体系当中。     

上海市社区党建工作机制的创新研究

为适应新形势的需求，上海市逐步确立了“两级政府、三级管理、四级网络”（即市、区两级政府，市、区、街道三级城市管理层次，市、区、街道、居委会四级城市管理网络）的城市管理新体制。在新体制下，社区治理的步伐不断迈向前进。社区党的建设工作，也在实践中探索形成了独具上海特色的工作机制，即以“凝聚力工程”为总抓手，以社区党建带动社区全面发展为目标，以社区参与为动力，以社区服务为重点，全面推进和加强社区党的建设。     

实施“45666”工作法 谱写社区和谐新篇章

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要"改进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方式,加强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体系建设,增强城乡社区服务功能,强化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在社会管理和服务中的职责,引导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充分发挥群众参与社会管理的基础作用。"近年来,咸宁市以统筹推进城乡社区建设为抓手,依托"党员群众服务中心",以共驻共建为载体,以社区专干和志愿者队伍为主体,积极实施社区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