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公礼治思想体系探析

礼起源于祀神,后来扩展为吉、凶、军、宾、嘉礼仪制度，演变为包括政治、法律、宗教、哲学、习俗、文学、艺术、经济、军事等在内的文化体系。礼制产生于中华民族的发轫期，囊括了社会生活的不同方面，到周公发展成一整套以宗法制为主的礼制体系。周礼以道德为核心，以尊尊、亲亲、贤贤、男女有别为基本原则，以礼制为基础，德治、礼治为本，刑罚为末，相互配合。影响所及，历代王朝都重视重建礼制，通过礼治治国理政，使古代中国成为一个礼治社会。今天礼治在重塑道德风尚，重建伦理秩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过程中仍然有不可或缺、不可替代的作用。     

现代化视角下的乡村治理之道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有机组成部分,乡村治理的现代化进程直接影响着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进程。我国的乡村治理既要适应现代化进程,融于国家治理的大体系中,又要维系乡村现有秩序,保持乡村社会的独特性。面对乡村治理的诸多困境,如乡村社会的离散化、基层组织和社会整合能力变弱、礼治与法治冲突、乡村发展缓慢等,必须重视顶层设计的科学性和系统性,探索多元主体参与下的共治与善治,促使礼治与法治的共生融合,重构乡村共同体,实现乡村繁荣美丽。     

“礼治”观念回归的法治意义解析——以民国乡村自治立法为例

晚清"西法东渐"运动中受到冲击的"礼治"观念,在民国地方自治立法当中悄然回归。这一近代中国法制改革的片断启示我们:应当秉持文化自信观念,认识传统法律文化的"自在性"特点,发掘其与中华民族社会、经济以及文化生活的历史联系,重视以"礼治"观念为思想内核的习惯法和伦理法在法治建设当中的道德支持和规范引导功能,正视外来法律文化的冲击,充分吸收传统乡村治理法律文化的精髓,促进当代的乡村治理法治化以及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进程。     

探索中国县乡社会现代转型的新成果——读《县乡中国：县域治理现代化》

<正>县域治理自古以来便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基石。“郡县制”作为国家行政体系和社会治理结构的基本范式，以一体化权力的直接统治塑造了中国人民普遍的政治大一统意识，对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和中华民族强大凝聚力的形成有重要作用。时至今日，如何诠释与建构以县乡为核心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不仅是新时代发展和完善基层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理论需要，也是回应和提升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现实需要。     

乡村治理方式的现代化转型:由礼治“嵌入”法治

乡村治理是我国基层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家提出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背景下,实现乡村治理方式的现代化转型,通过传统的"以礼治村"嵌入"依法治村"的法治方式,构建多元社会治理主体,逐渐培养公民的"法治"人格意识,从而构建一种良性、稳定、长久的基层治理方式。这是我国基层促进经济发展、发展民主政治、稳定社会秩序的一项重大的变革,也是我国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基层的路径选择。     

乡村振兴视域下新乡贤推进乡村软治理的路径研究

治理有效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础。近年来城镇化进程的迅猛推进,加速了传统村落的衰败和乡土文化的消逝,带来了乡村社会发展变迁中的治理困境,使得与传统直接管控的硬治理模式不同的间接嵌入的乡村软治理进入了现实语境,而注重文化重建的新乡贤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乡村软治理主体多元化的需要。从乡贤回归的现实背景及其所蕴含的治理逻辑可以发现,内生于乡土社会的新乡贤在获得村民认同的基础上嵌入既有治理结构,有利于纾解乡村治理困境。但在推进乡村软治理的过程中,要规避通过政策特殊化来达到"培育"新乡贤的不当举措,避免简单硬性地将新乡贤作为上级政策和价值观念的传声筒,避免脱离实际的"一刀切"和过度理想化行为。     

以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助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正>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事关党的执政根基，事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能够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强组织保障、奠定坚实群众基础、营造良好社会氛围。     

制度供给与集体行动:新乡贤参与社会治理共同体的路径分析

在乡村振兴过程中,作为“德治”的载体,新乡贤是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重要参与者和推动者。研究发现,新乡贤参与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的路径主要包括参与制度供给和推动集体行动。其中,制度供给是为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运作过程中提供基本的博弈规则,而治理共同体的各主体各司其职,完成多层级的制度供给。新乡贤负责供给乡村社区治理中的监督机制和互惠机制。在集体行动中,新乡贤具有强烈的利他精神,拥有一定的治理资源,可以有效解决行动初期的初始成本难题,并通过德行领导来动员和组织村民。同时,新乡贤推动形成嵌套组织结构,不仅提高了文化公共品供给的参与度,而且降低了组织成本。事实表明,新乡贤参与到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中,能够有效提升乡村治理水平。     

嵌入与重构:乡村振兴背景下新乡贤返乡治村的治理逻辑

乡村振兴实施的关键在于发挥农民的主体性作用。当前,农村面临空心化、空巢化、老龄化的结构性发展困境,乡村治理缺少主体性精英。因此,乡村振兴需要具有主体性的精英回归。返乡精英是新乡贤再造的新群体,他们具有较高道德品行、超群能力资源并熟悉乡土规则。新乡贤嵌入乡村社会,其嵌入行动分别是情感嵌入、身份嵌入和治理嵌入,具体表现为:新乡贤对故乡的情感记忆和熟人社会的乡土情怀,基层政府对返乡精英新乡贤的合法性身份建构,新乡贤处于乡村治理的“在场”位置。新乡贤嵌入乡村治理场域,主要通过融入治理主体、进入乡贤组织和道德权威评价等路径,能够有效重构乡村治理。新乡贤返乡治村,不仅能够优化乡村治理主体结构,推动治理主体多元化和治理策略多样化,而且可以培育村民现代价值观念,促使村民增加公共理性和行为规范合理。     

社区治理是撬动社会治理的支点

正当今中国,一个联动的、跨界的、合作的社会治理体系,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中国要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做社区的文章。撬动社会治理的支点,就是社区。所以,目前的办法就是做实社区治理。而做实社区治理的一个巧妙的办法就是选择恰当有效的支点。对于社区而言,可以把社区社会组织、社区自组织、自治基金、礼治(社规民约)社区的培育、规范社区物权治理结构的住户守则等作为支点,也可以把各种公共议题的解决作为撬动支点,比如     

《共产党宣言》中的国家治理思想研究

《共产党宣言》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纲领性文件,蕴含着丰富的无产阶级国家治理思想,其中包含了经济治理、社会治理和政治治理三种基本形式,明确了国家治理的主体、领导力量、途径以及最终目标。依据《共产党宣言》中的国家治理思想,推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要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要遵循社会发展规律,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在国家治理的主体性地位,坚持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领导,以唯物史观和辩证法来提高治理能力,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奋斗目标。     

创新体制机制 优化资源配置 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

<正>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并全面系统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内涵，其中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基层是承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深厚土壤，是社会治理体系的基础和重心，德州市委编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文明韧性、国家韧性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在我国政治学语境下,韧性理论围绕治理现代化意义上长治久安、和谐共生的政治系统愿景而建构,治理韧性的本质属性与目标则可以理解为政治治理体系效能较强,以及国家与社会各领域的自主性发展与运行形成较强的生命力、抗逆力、复原力与可持续发展性。中国以文明型国家的国家传统,形成以国家、社会、民族相互塑造而延续千年不辍的韧性,韧性的理念深度蕴含在中华文明品质与国家建设中。中华文明的五大特性对中华文明所蕴含的文明韧性作出了最好的阐释,而“两个结合”为我国的政治现代化如何汲取文明韧性,以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的持续发展指明了基本原则与实践方向。中华文明韧性与中国国家韧性的叠加,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韧性。以文明韧性为基底、以国家韧性为依托、以共同体韧性为目标,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进一步探索更丰富和更具韧性的治理路径,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开的国家治理,不断汲取中华文明的韧性因素,持续建设韧性国家,从而能够塑造对抗现代性风险的韧性政治,其经验可为人类现代化建设提供中国智慧。     

中国治理实践对全球的三大贡献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持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全球视野下，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民族国家参与全球治理提供理念贡献；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为全人类的美好生活愿景提供发展贡献；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为世界政治文明提供制度贡献。中国治理的理念贡献、发展贡献和制度贡献是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作出的重大时代贡献，将不断推动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     

国家治理彰显党的三大能力

正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领导核心,执政能力的高低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复兴伟业的成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与"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并列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并且在《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中24次提到"治理"一词,诸如国家治理、政府治理、社会治理、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等等。这一理念创新的     

党史党建文汇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实现中国梦的现实需要中央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我们党从新时期和新形势出发,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对于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首先,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实现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是我们党在新时期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理论的丰富与发展,是实现从传统人治社会向现代法治社会转变的必经之路。     

新时代“四+”模式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路径研究

新时代、新作为,采用新模式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是打造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不可或缺的环节。针对基层社会治理党建引领弱化,治理创新发展缓慢,公共服务供给不足,治安防控能力较弱等问题,采用"社会组织+"、"党建+"、"互联网+"、"新乡贤+"等模式,于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具有重要意义,有利于把社会治理的触角延伸到社会末梢,促进问题在基层解决,矛盾在基层化解,以基层社会治理的"小写"助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大写"。     

法治视角下的社会治理创新

法治建设与创新社会治理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提出的新目标，法治与社会治理有着内在的契合性，能够有效地回应社会治理的基本诉求，促成社会治理所需的秩序，丰富社会治理的形式。在法治视角下，法治思维是实现社会治理的基本共识，法治方式是实现社会治理的价值选择，社会善治是实现社会治理的价值目标。推进社会治理的法治路径要通过立法、行政、司法等相关环节的完善，以立法为社会主体提供完善的规则体系，行政施行高效能的行为模式相配套，司法处理社会关系坚持公平正义，从而促进社会治理机制的不断创新。     

新征程以民族经济交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北大核心

以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凝聚民族思想共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征程推进中华民族凝聚与复兴的重要精神力量。中华民族之所以具有凝聚力,很大程度上源自各族人民生存发展与交往实践中形成的中华民族经济共同体。新征程促进各民族经济交往交流交融,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经济实践中的努力方向,是夯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经济基础。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从基本经济制度、经济体制、民族政策等方面为中华民族经济共同体的形成和巩固提供制度保障。新征程就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而言,在民族经济交融基础之上,存在着由中华民族经济共同体向中华民族社会共同体、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逻辑进路。     

乌鲁木齐市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路径研究

党的二十大提出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事关党和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安居乐业,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是有效承载体。在深刻理解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内涵基础上,立足乌鲁木齐市社区治理实践,从坚持党建引领,发挥党组织的核心领导作用;以人人有责为基础,增强居民共同体意识;以人人尽责为抓手,培育社区治理多元主体;以人人享有为目标,聚力保民生聚民心等方面探索乌鲁木齐市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的有效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