条块关系从合作共治到协作互嵌:基层政府负担的生成及破解

妥善协调处理条块关系是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解决的基础性问题.理顺条块关系、化解条块矛盾的有效途径既非对"条""块"二者关系的简单割裂,也非"条""块"的机械融合.简单割裂将致使治理资源分散,机械融合则易导致条块间职责不清.为构建简约高效的基层管理体制,需要探求一条如何将"条条"的专业和技术优势与"块块"...     

中国基层治理:体制与机制——条块关系的分析视角

本文从条块关系的视角,对基层治理机制创新的动因、条件、路径和类型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与既有研究主要从宏观角度探讨条块关系与体制适应能力不同,本文提供了一种分析基层条块关系与适应能力的微观视角.研究发现,条块体制的分割性、低效性和惰性,给基层治理机制创新提出了要求.在条块分割体制下,基层政府之所以能够更好地对接基层社...     

权责失衡与剩余权配置:基层减负进程中的“问责悖论”

基层减负进程中"问责悖论"的出现成为基层治理的痛点,严重掣肘了新时代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与基层治理效能。宏观上,基层政府面临着全面问责体制下政策执行效果不确定性所带来的问责风险压力;微观上,基层政府官员面临着剩余索取权的紧缩,导致了官员政策执行不出事的避责形式主义执行。这种"问责—避责"的双重逻辑使得基层政府及官员在"干事"与"避责"之间来回钟摆。克服基层减负进程中的"问责悖论"核心在于激励机制的设置,政府如何设置合理的激励机制以实现对基层的有效监督但又不会消减问责绩效,这是政府组织治理的难题。通过构建"剩余权"与"控制权"互嵌的分析框架,探究了不同层级、部门间在控制权四个维度,即信息决策权、目标设定权、检查验收权、激励分配权中剩余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错配下的避责形式主义执行。     

城乡融合发展中基层公共服务治理失序的生成逻辑——基于S省J市公益性公墓的实证调研

城乡融合发展带来了治理结构的变迁和转型,区域内基层公共服务的供给和治理也屡屡出现治理失序问题。以公益性公墓所提供的殡葬类服务作为研究对象,结合治理结构中资源禀赋、体制机制、关系网络等要素,通过构建“结构—行为”分析框架,进一步分析S省J市公益性公墓的治理失序、主体行为差异和互动失调的生成逻辑。总体而言,失序主要表现为公墓偏离公益属性、政府部门间合作壁垒凸显、村企联盟与利益渗透、社会参与缺位且有限等形式。同时,在调研中也发现随着基层党建的强化和规范,原来的村企稳定联盟关系也出现了松动与分化。为破解失序困境,需进一步通过健全体制和理顺机制来规范多方主体的行动边界和合作关系,构建区域内基层服务治理网络合力凝聚的长效机制。     

网格化联动与城市治理“最后一公里”再造——以苏南Y社区为例

城市治理中存在的权力碎片化与属地责任间张力,最终造成城市治理的碎片化与基层社区的任务繁重与治理失效。通过网格化管理手段的引入,实现了城市治理体制在社区的重构,社区成为"治理集束器",将各个条线部门统合起来"。治理集束器"功能的发挥,建立在基于属地责任的块块调动机制,条块之间的双向考核机制,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的信息交叉比对机制。"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前提是治理有效,将网格化与城市治理体制改革结合起来,是破解城市治理碎片化的一种思路。     

基层权责失衡的制度成因与组织调适

权责关系是科层组织运作的基础。然而,权责失衡是基层行政体系的实践常态。权责失衡是压力型体制的制度性产物,具体表现为治理事务泛化、治理权力上移、治理责任下移的权责配置状况。权责失衡本质上是条块关系问题,无论是属地管理体制,还是垂直管理体制,条块关系始终制约着权责配置结构。在属地管理体制下,条块之间的权责关系呈现出"科层化"和"去科层化"的双重互动困境。在垂直管理体制下,以块块为基础的分权系统逐渐被以条条为基础的集权系统所取代,带来条块之间的权责失衡。囿于权责失衡,基层管理体制的组织调适体现为非正式政治对正式规范体系的突破,其具体机制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党政体制的组织渗透机制,二是政治伦理的组织嵌入机制,三是权责配置的流程再造机制。组织调适过程所蕴含的组织弹性,是基层社会有效治理的制度逻辑所在,也为基层治理转型提供了思路。     

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风险及防范策略——以Z市Z区为例

网格化管理下沉并整合社会治理资源,积极践行社会利益诉求,强化服务导向,提高基层社会治理的效率,已然成为城市社区管理的重要抓手。但在网格化管理的实践过程中,自上而下的管控思维和传统的条块治理方式潜藏着弱化居民自治、形式化治理的风险。社区网格化管理的防范策略在于科学定位网格化职能边界,完善政策法规,在基层社区构建多元主体的共治格局,实现从单向度的行政化治理向参与式治理转型。     

城乡基层联动治理的实践形态、运作过程与治理逻辑——以上海X区“大联动”为例

基层联动治理强调以政府为核心,在不打破现有行政组织架构、管理隶属关系和职能分工的前提下,通过搭建组织平台、机制创新、技术运用、流程优化等方式吸纳多主体参与,形成联动机制,以克服科层管理下条块联动不畅、信息孤岛、管理碎片化等缺陷。基层联动治理是整体性治理理论在技术上的升级、功能上的拓展和管理领域的延伸,有利于实现从处置问题向发现问题延伸,从事后执法向前端管理服务转变,从分散治理到整体性治理转型。但也应看到,现阶段的基层联动治理并未完全摆脱全能主义管制思维的路径依赖,其创新大多还是仅限于政府管理流程和技术优化层面,并未涉及到对基层治理的条块结构、职责分工体系、公共资源配置以及政府与市场、社会组织的职能边界等更深层的体制机制的重构,仍需进一步加快基层治理体制法治化进程,厘清政府职能,理顺条块关系,积极构筑多元合作共治的基层治理体系。     

推进行政执法(管理)力量下沉的对策研究——以上海市闵行区为例

以上海市闵行区执法(管理)力量下沉为例,系统总结了实践中取得的可复制、可推广的治理经验,同时对执法(管理)力量下沉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梳理,从完善条块管理各部门权力和责任清单,加强区条线部门对下沉执法力量的指导、培训和监督,建立执法人员编制动态调整机制等层面提出了对策建议,以期进一步推进基层社会治理方式的创新。     

跑出县域治理“加速度”

正近年来,东港市立足"全国城市基层党建示范市"建设,有效激活党建红色引擎,积极探索党建引领县域城市基层治理新路径,建立了"一轴三联三进"城市基层党建工作机制,将治理寓于服务之中,构建起区域统筹、条块协同、上下联动、共建共享的城市基层党建新格局,跑出了县域治理"加速度"。     

行动者网络理论视角下基层智慧治理的逻辑与进路——以苏州市G区“住枫桥”App为例

社区作为基层社会治理的基本单位,是基层治理创新的重点场域,其治理成效事关民生福祉及社会的和谐稳定。从行动者网络理论看,基层智慧治理遵循问题呈现、网络组建、利益赋予、多元互动的行动逻辑,推动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转化。但同时,也存在权力与责任不匹配导致的权宜性治理、治理一体化与个体差异化张力导致的居民参与不足、技术应用数字鸿沟导致的老年群体被边缘化和技术平台公益性与运营部门营利性之间的冲突等治理限度。因此,要从深化基层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提高需求识别的精准度、提升行动者的技术应用能力等方面进行优化。     

2050年政府治理的新图景:基于“时-空-技术”三维演化的视角

在“时-空-技术”三维视角下,政府治理面临着社会加速带来的时间压力、复杂性增长带来的空间压力及技术革新带来的创新压力。2050年政府治理将实现十大转型:治理理念转向以人为本、开放透明、包容共享和系统创新;治理目标转向人的幸福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治理方向转向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治理动力转向质量驱动、创新驱动、价值驱动;治理路径转向共振、共景、共治;治理模式转向“人-机”融合;治理结构转向动态网络型灵活治理结构;治理机制转向超级合作型、包容创新型和快速反应型;治理职能转向核心职能;治理手段转向智能化、个性化、精准化等。     

元治理视阈下中央环保督察制度的省思与完善

中央环保督察制度的生成逻辑包括“对常规型环保治理机制的矫正纠偏”和“对环境问责制度的弥补与强化”。前者与中央环保督察制运行程序下产生的动员压力一起指向“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特征;后者与中央环保督察制度组织架构下产生的问责压力一起指向“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的特征。但从长远来看,在法治思维下,中央环保督察制度存在“行政权力过度依赖与长效机制缺位”“多元治理乏力”的弊端和困境。元治理通过对自组织的组织和对治理的治理,既倡导多元治理主体的依存与合作,又强调国家在治理中的主体地位,保留了政府的影响力。这与中央环保督察制度所践行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环境治理逻辑具有契合性。其对中央环保督察制度中的法治进程推进、政府角色重塑、治理模式协调等方面的优化提供了参考方向。     

公共组织模式的现象学重构

被广泛应用于公共机构的官僚制度虽然是现代社会在形式方面高度合理的组织模式,却因非人格化的内在特征而持续遭到人们的批评。哲学层面的反思不仅能展现官僚制度重大缺陷的深度,还有助于在不同的根基上建构公共组织的替代性模式。本研究尝试从现象学的进路对公共组织的官僚制模式进行批判和重构。研究发现,匿名性的增长一方面是公共组织个体结构得以形成的条件;另一方面又是阻碍成员理解和反思组织实践的根本原因。未来公共组织应该从道德上拒绝容纳富余匿名性的官僚制度,并最终导向将匿名性限制在维持组织个体结构之最低限度之内的社会协同型模式。该模式要求以临时项目组为基本单元,打破典型官僚组织的固定职权体系,为研究者和实践者在我国改革与发展的新形势下理解和探索组织实践提供规范性指引。     

论城市群治理体系现代化——基于我国三大城市群的比较

城市群发展提出了城市群治理议题。从我国三大城市群发展来看,由府际协作、市场机制和社会组织参与构成的城市群治理机制促进了城市群发展,但缺乏现代化治理体系使城市群发展面临着治理资源短缺、流程不畅、结构失衡等导致的治理效能低下困局。实现城市群治理体系现代化是推进城市群治理创新的必然要求。要夯实城市群府际协作机制,激发城市群治理中市场和社会的活力,实现府际协作、市场机制和社会组织参与的联动治理。     

社会治理中的技术、权力与组织变迁——以浙江为例

社会治理历史变迁的宏观结构研究往往难以确切澄清观察的对象和层次,且在重视权力等关键参数的同时较少关注历史故事中那些未占据主导地位的因素。从"技术-权力"分析出发,以典型组织模式的两次重要转型为切入点对新中国成立70年来浙江基层社会治理的历史研究可见:改革开放前后从"枫桥经验"到"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的转型,不仅表明了"国家管控"向着"社会管理"的跃迁,也意味着以权力结构的调整为组织技术核心的革新不断拓展空间。这种权力对技术的"解制"在新世纪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又转向技术对权力的"赋能",在"平台驱动的全科网格"中推动了权力结构的矩阵化、扁平化,提升了政社合作的水平,呈现了地方行动者如何在特殊历史场域中突破理念和资源的限制,不断创造治理变革的可能性。当然,为进一步改善对历史的理论研究并为推进社会治理的实践提供价值,审慎爬梳史实,将宏观结构分析与中微观分析相结合,完善对不同阶段社会治理的组织属性的认知,就成为必不可少的选择。     

秩序重构与整体协同:巡察村居推进乡村综合治理的运作逻辑

乡村是国家治理的基本单元和重要场域,其治理模式的选择关乎乡村振兴的“最后一公里”。巡察村居以监督下沉的方式形塑地方政府的治理权威,为乡村复杂问题的解决创造条件。乡村综合治理是依据巡察结果展开的一项系统性的治理机制。在乡村复合型治理架构内,治理结构的碎片化和村民利益诉求的多样化导致“乱村”问题长期存在,巡察村居推进乡村综合治理有效运作的内在逻辑在于通过重塑地方政府的权威,为村庄公共秩序建构赢得群众信任,通过部门联动和整体协同的方式推进乡村综合治理工作落到实处。作为地方治理创新的一种有效举措,巡察村居推进乡村综合治理模式是中央顶层设计下地方政府治理创新的产物,旨在丰富“中国之治”理论体系并促进乡村善治的实现。     

政治统一、支持监督与协商治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优势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保持国家政治统一、实现权力有效监督制约和实践协商民主政治的重要制度载体.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优势主要体现在通过聚合性的政党制度结构,保持了超大规模国家的政治统一;通过非竞争支持型的政党监督模式,初步实现了政党之间的权力监督;通过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实现了包容互惠发展导向的协商民主治理.新时代坚持和完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需要通过制度改进和完善,进一步发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优势,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现.     

基于善治取向的政府回应力：逻辑、环境与成长

善治理论的实质在于政府与多个治理主体间的平等协商与合作,其核心内容体现为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互动关系。这种基于善治取向的政府回应力体现着民主、责任、服务、公正、合作的价值指向,它的运行必然实现从工具意义到责任意义、从单向回应到双向互动、从个体利益到公共利益的逻辑转向。而实践中,这一运行逻辑与现代民主政治基因、公共行政理念、公民社会制度之间存在着很大程度的不适应性,为此,提高政府回应力,应加速现代民主政治基因成长,充分彰显公共行政理念,不断完善公民社会制度,从而真正促进政府善治。     

制度-效能:基层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创新实践——以天津市“战区制、主官上、权下放”模式为例

基层党建引领社区治理是实现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转化的重要路径。部分基层党组织缺乏组织力、领导力,街道与社区等社区治理主体职责界定不明晰、治理载体单一,导致以党建推动社区治理制度向效能转化存在困境。天津市“战区制、主官上、权下放”模式着力强化基层党组织建设、明确街道与社区作为社区治理“主战区”、强调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的主体责任、坚持治理重心下沉,有效推动了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体制机制创新。新时代提高社区治理效能必须坚持以党建为引领、以基层为主体、以人民为中心、以问题为导向、以创新为手段、以制度为保障,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