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衣军团第二师湖南道县突围记

由于博古、李德（共产国际军事顾问）的错误指挥,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最终未能取得成功。主力红军要继续呆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已不可能了。1934年10月,中共中央做出如下决定：一是项英、陈毅等1．6万人及部分党政工作人员继续留在中央苏区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掩护主力红军突围长征。     

红军长征过粤北大事记

1934年,蒋介石调集百万大军,发动了对中央苏区和各地红军的第五次大规模的“围剿”。9月,以50万军队开始向中央苏区进攻。 10月,由于强大敌人的进攻和我军决策的失误,致使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兴国、宁都、石城一线相继失陷。中央红军的第五次反“围剿”彻底失败。中共中央领导人博古等仓促决定中央红军(一方面军)主力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突围转移。21日,中央红军连同后方机关八万余人,从福建长汀、宁化和江西瑞金、零都等地出发,向红二、六军团所在地的湘西进军,开始长征。     

哈达铺的诉说

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路线的危害,导致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1934年10月,党中央和主力红军不得不放弃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突破国民党军队的重重包围,踏上了战略大转移的漫漫征途,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     

周恩来与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

红军取得第四次反“围剿”的伟大胜利后，面对国民党军准备新“围剿”之机，周恩来和朱德据理力争在运动中消灭敌人的正确军事方针，但博古和李德却简单照搬苏联军事斗争经验，顽固坚持扩大苏区和夺取中心城市的战略方针，轻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在实践中总结的正确战略战术，致使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战争节节失败，不得不离开中央苏区进行战略转移。为准备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实行战略转移，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由博古、李德和周恩来三人组成中央“三人团”,负责筹划和准备工作，尽管周恩来与博古、李德在战略战术上有分歧，却以极强的组织观念“相忍为党”,根据共产国际的战略转移指示，周恩来负责或参与了红七军团北上、红六军团西征、与粤军陈济棠谈判达成借道协议、组建第八军团和中央教导师、确定红军主力集结地等诸多秘密准备工作，参与指挥中央机关和红军主力集结于都、组织部队抢渡湘江渡口等军事行动，指挥红军西征通过四道封锁线。     

关于中央苏区红军战略转移的准备

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红军长征,影响了中国几代人.今天,人们继续从不同角度去审视这一历史事件.其中关于中央苏区红军战略转移的准备,过去比较流行的观点,认为是没有准备的“仓促转移”.80年代后,一些研究者持相反观点,认为是有准备的,不能说是“仓促转移”.笔者认为,实行战略转移有一定准备,但对它不能估计过高.一、关于思想准备.1933年9月25日,蒋介石集中50万兵力,以对黎川发动进攻为标志,开始了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由于博古、李德在战略决策和指挥上的错误,使红军第五次反“围剿”一开始就处于被动.1934年春天李德对博古说,“要准备作一次战略大转移”①.5月,广昌、建宁先后失守,国民党军队进入中央苏区腹地,中央苏区形势日渐恶化.六届五中全会成立的中共中央书记处在瑞金召开会议,决定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并将这一决定向共产国际请示.为了准备红军主力的转移,书记处会议还决定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三人团”负责筹划有关工作,政治军事由博古、李德分别作主,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计划的实施.②6月25日,共产国际回电同意转移.     

哈达铺诉说70年前--红军长征落脚处的最后确定

由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路线的危害,导致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1934年10月,党中央和主力红军不得不放弃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突破国民党军队的重重包围,踏上了战略大转移的漫漫征途,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     

彭德怀怒斥“洋顾问”

1934年4月,国民党军队向中央苏区展开第五次“围剿”。“左”倾错误领导人为保卫苏区北大门,组织了临时野战司令部,博古任政委,“洋顾问”李德成为实际上的总司令。 由于博古、李德的瞎指挥,第五次反“围剿”的形势日趋严峻,广大红军指战员感到十分不满,然而,迫于博古、李德的威势,大     

遵义会议——中国共产党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

(一) 一九三三年九月,蒋介石纠集五十万兵力向我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第五次“围剿”。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中央根据地广大军民虽然浴血奋战一年之久,终于未能打破“围剿”,反而丧师失地,形势恶化。一九三四年十月,敌人继续向中央革命根据地腹地推进。这时,中共中央和红军领导人博古等惊慌失措,在战争指导上由单纯防御的军事保守主义变为逃跑主义,     

谭震林在三年游击战争中(一)

突围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遭受失败,中央红军被迫准备进行长征的同时,中共临时中央决定在主力转移后,在中央苏区设立中央分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及中央军区,由项英任中央分局书记和中央军区司令员,陈毅任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项英、陈毅、贺昌、陈潭秋、邓子恢、张鼎丞、谭震林等为中央分局委员。同时,留下红二十四师和十几     

红军危难的历史关头——遵义会议前后的毛泽东

1 1934年9月,由于中共中央总负责人博古和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在历时一年的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采取一系列错误的战略战术,致使中央苏区兵日少,地日蹙,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10月中旬,博古,李德既未经政治局讨论,又未做政治动员,即决定红军撤离中央苏区,进行战略大转移,计划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10月18日,身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的毛泽东,怀着既是预料之中而又不愿接受现实的沉痛心情,     

长征中的周恩来

正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使一度红火的中央苏区陷入困境。1934年6月,共产国际复电,同意红军主力突围转移。为此,时任中央总负责的博古主持书记处会议,决定成立"三人团":政治上由博古作主,军事上由李德指挥,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准备计划的实行。安排落实突围转移的重担落在了周恩来身上。红军这次战略转移,就是后来的二万五千里长征。长征,是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一次重大转折。在推动这一转折的过程中,周恩来付出了巨大     

亦真亦伪不足奇——从南昌起义到中央苏区时期的林彪其人(系列之七)

对中央苏区的四次“围剿”接连遭到失败以后,蒋介石仍不甘心。1933年秋天开始,蒋介石又集结了100万兵力,以50万专门对着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五次“围剿”。这一次蒋介石几乎是倾巢而出。他改变了前四次“长驱直入”的战术,采取“步步为营”的碉堡战术,从军事、政治、经济上三管齐下,以达到“抽干塘里的水,捉塘里的鱼”的目的,妄图消灭红军,消灭根据地。 此时中央红军已发展到10万多人,如果像前几次反“围剿”那样,采取正确的战略策略,是可以有办法克敌制胜的。但这一次,中央革命根据地却遇到了危机。一是这年年初,在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及其领导人博古等迁到了瑞金,使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苏区得以进一步贯彻;二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德国     

方志敏和北上抗日先遣队

抗日先遣队东征 1934年，因为“左倾”错误思想指导，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蒋介石杀气腾腾，调集了几十万大军企图将瑞金中央苏区的红军彻底消灭。为摆脱困境，中央红军被迫突围。为了使主力能安全转移，军委会决定派出一支北上抗日先遣队东征闽浙，以吸引国民党军的注意力。     

福建为红军长征所作的准备

1934年春,蒋介石发动第五次“围剿”。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错误指挥,使红军遭受了重大的伤亡,中央苏区面临十分危急的局面。为挽救革命,党中央和中革军委开始酝酿中央主力红军跳出国民党军队的包围圈,挺进敌后,以争取反“围剿”战争胜利的策略,并着手各项准备工作。福建人民在这重要的历史关头,无私奉献,勇于牺牲,从补充兵员、提供粮食、保证供给各个方面,为长征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     

长征路上看今昔 从于都河到湘江

正1934年,由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领导,红军遭到严重失败,未能打破国民党军的第五次"围剿"。党中央领导人博古和李德被迫放弃抵御敌人的计划,决定撤出中央苏区。10月11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项英签署发布了关于将中央主力红军组成野战军实行战略转移的命令,这个战略转移后来被称为长征。10月上旬开始,由中革军委、红军总部各直属机关组成     

离情——读杨旭《途中有感》

江淹在《别赋》中说:“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然而,“别虽一绪,事乃万族”.因离人的境况不同,故表现出来的“暂离之状”也各异.许多红军指战员在离开中央革命根据地长征时,都写了惜别诗,但因各人的感受、心态不同.故写的惜别诗也各有特色.红军干部杨旭,离开中央革命根据地后,以其独特的感受,写出了一首感情深沉、委婉动人的惜别诗——《途中有感》:百计无成事事难,半肩行李出乡关.丹枫似染离人泪,红遍前山与后山.杨旭,江西余干人,中共党员.1928年曾在余干县委工作.后来,他参加了中央红军,参加了中央根据地的反“围剿”战争.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他随同中央红     

闽西儿女是红军长征的中流砥柱

<正>1934年10月,由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领导,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严重失败,中央主力红军被迫进行战略大转移,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了震惊中外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近3万闽西儿女投入到了长征的革命洪流中,他们大部     

贺昌的最后岁月上(上)

服从中央决定，留守中央苏区１９３４年１０月，秋风瑟瑟，落叶飘飘。这几天，红都瑞金处处是紧张忙乱的景象。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已经失败。博古、李德等“左”倾领导者们决定放弃瑞金，主力红军和中央机关撤离苏区，突围转移。各机关已经开始清理文件。红军兵工厂的机器和造币厂的造币机，正在拆卸装箱。得到通知参加突围转移的人们，忙于整理行装；没有得到转移通知的人们，脸上露出怅然若失的神色……瑞金城西４０华里的云石山岩背村一幢土木结构的祠堂里，红军总政治部的工作人员也 是一片紧张忙乱。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贺昌，这位不…     

“红都特使“血战帽村

1933年秋开始,国民党军队对中央苏区展开第五次残酷“围剿”,由于红军中最高军事指挥者李德、博古等一反过去反“围剿”中行之有效的积极防御方针,强令装备很差的红军同新式武器装备的国民党军打正规战、阵地战、堡垒战,红军损失     

一场决定中央红军长征方向的秘密谈判

1933 年 9 月,蒋介石纠集了近百万兵力,采取“步步为营”、“堡垒推进”、“四面合围”的战法,分东、西、南、北四路进攻中央苏区,妄图消灭中央红军,摧毁中央革命根据地。在这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内占据了统治地位,加上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的瞎指挥,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央主力红军和中央党、政、军机关被迫进行战略大转移。 长征前夕,周恩来、朱德利用蒋介石统治势力的内部矛盾,适时地建立了我党与陈济棠的统一战线,为中央主力红军突围转移,创造了有利条件。在纪念中央红军长征 70周年之际,笔者就…